公元前154年春，吴王刘濞反了。
当时，刘濞派人前往楚、赵、淮南诸国，通谋相约，并与胶西王刘昂喊出了“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口号，发动叛乱。
得知消息后，汉景帝大惊失色，随即采纳窦婴的建议，召故吴国丞相袁盎入朝参政。然而，面对气势汹汹的七国之乱，袁盎却说：
“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
很明显，袁盎要求汉景帝先斩晁错，而后派遣使者，告知晁错被斩。同时赦免叛乱七国，并恢复他们被削减的土地，叛乱可以不战自灭。
作为汉景帝的老师，以及引发七国之乱的“罪魁祸首”。汉景帝思虑良久，叹道：
“朕不会因为宠信一个人，而不顾天下。”
不久后，汉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府中，下诏请晁错上朝商议军国大事。当晁错走至长安东市时，中尉突然停车，并向晁错宣读诏书，将他腰斩弃市。
晁错死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等又联名上书，“迫使”汉景帝将晁错一族满门抄斩。
可怜的晁错，此时对朝中的决定毫不知情，就这样穿着朝服，身子被砍成了两段，全族为他陪葬。
那么，晁错的死，是不是被冤枉的？汉景帝又能否用晁错的人头，平息刘濞等人的怒火呢？
能言善辩的晁错
晁错，颍川人。
晁错少时曾拜张恢为师，研习法家学说，又在成年后跟随伏生遍览儒学，在推崇黄老之术的汉初，是极为难得的人才。
而在法、儒之外，晁错也精通辩术、谋略。因此，晁错之名很快就传到了长安。
公元前165年，汉文帝下诏推选“贤良方正”。晁错依靠自己的才华，在所有大辩士子中脱颖而出，一举谋得太常掌故的职位。
史书记载，晁错为人“鲁直深刻”，又“学申商刑名于张恢先所”。
他不仅性格认死理，不留情面。更倾向于制度建设，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忠实维护者。
故而，面对匈奴不断入边，晁错敢于越级向汉文帝上“言兵事疏”，主张以夷制夷，以汉之长攻匈之短。
而后，他又建议汉文帝采用经济手段鼓励移民实边，抵御匈奴入侵。甚至，他还对移民实边政策作出具体细化，完善移民实边。
可以说，晁错陈述的问题都切中汉朝要害，有很强的实用性，是汉文帝想做而做不到，也不敢做之事。
只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贾谊遭到大臣的诋毁，英年早逝后，汉文帝就一直在衡各方力量。
他深知，晁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却只能故意压制着他，不让他成为功臣集团的攻击对象。
为此，汉文帝决定把晁错留给自己的儿子刘启。他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让这位奇才辅佐日后的皇帝。
而能言善辩、深通谋略的晁错，也深受刘启的信任，渐渐成了太子府的“智囊”。
公元前157年六月，汉文帝去世。
自太子时代，就在文官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汉景帝，坚定地继承了汉文帝的文治更化思想，重用文官智囊，抑制功臣武将。
因此，汉景帝即位后，立即提拔了晁错做内史。不仅如此，晁错还可以单独面圣、密议国政。
可以说，晁错以区区内史的身份，却能让汉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遇之隆，冠于九卿了。
而有了皇帝的权威做后盾，晁错的影响力也急剧膨胀，这也直接加剧了他和功臣武将的权力斗争。
当时，丞相申屠嘉对此大为不满。
申屠嘉自刘邦时代就投身军旅，从武卒做起，一步步走到宰相的位置，是一个典型的功臣武将。
汉景帝总向晁错询问军国大事，这等于间接架空了丞相。
正是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文景时期功臣集团同文官智囊的第二次激烈冲突。
当时，申屠嘉接到报告，晁错为从内史府中出入方便，新开了两道门，把临近的太上皇庙的壖垣给凿穿了。他抓住这条小辫子，劾奏晁错大不敬之罪，要置他于死地。
然而，晁错得到消息后，却抢在申屠嘉上奏的前一天晚上面圣陈情。
因此，申屠嘉的“马后炮”不仅没能搬到晁错，反而砸向了自己的脚。他被迫向汉景帝谢罪，不久后抑郁而终。
申屠嘉和晁错的这次交锋，胜负之势同汉文帝时期周勃与贾谊就“列侯之国”事件发生的冲突来了个戏剧性的大转变。
当初，汉文帝不得不屈从周勃等人的压力放逐贾谊，可汉景帝却可以无视申屠嘉的怒火，力挺晁错。
可见，在皇权的支持下，文官智囊已对功臣武将取得了压倒性的政治优势。而晁错也因此擢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负责督察百官及诸侯王的行为。
甚至，只要晁错再进一步，成功登上相位。那就意味着自汉文帝时代开启的文治更化进程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军人政治的时代落下大幕。
然而，就在汉景帝着手收官之前，功臣集团却迎来了逆转的机会，削藩。
公元前155年，晁错上疏“削藩策”。劝谏汉景帝整治诸侯国，削减诸侯封地，收回旁郡，增加朝廷的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自刘邦采用黄老之学待民以宽，休养生息后，国家各地得以发展，大汉王朝一片欣欣向荣。
与此同时，各地藩王势力大涨，地方势力隐隐有抗衡中央的架势。
常此彼往，定会形成尾大不掉的现象。甚至，有可能开历史倒车，形成类似周朝末年，地方割据的情形。
而在诸侯王中，又以吴王刘濞势力最大。刘濞是刘邦二哥刘仲的儿子，性情彪悍勇猛，素有野心。
公元前196年，20岁的刘濞跟随刘邦平定英布叛乱，立下军功。
刘邦担心江东不稳，就将荆国改为吴国，封刘濞为吴王，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定国都广陵
除了地广，吴国还有两大优势，有铜矿可以铸钱，靠近海可以炼盐。因此，刘濞财政雄厚，在整个汉初诸侯国中，首屈一指。
更为重要的是，刘濞与汉景帝之间，还有血海深仇。
汉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吴王世子刘贤进京。两人因下棋产生争执，谁也不肯相让，汉景帝愤怒之下，竟用棋盘将刘贤砸死了。
当时，汉文帝将刘贤的尸体送回吴国，刘濞非常恼恨，不仅没有接收尸体，还自此不再入朝觐见。
甚至，在汉文帝责备刘濞有失君臣之礼时，吴国使者竟“劝说”汉文帝，别逼得太急。
故而，汉景帝继位后，对于削弱诸侯国的势力，同样“志在必行”。
只是，对晁错的削藩主张，大多数功臣武将都持反对的态度。因为这违背了高六班和开国功臣共同订立的“白马之盟”。
在功臣们看起来，晁错削藩是在夺人家的祖产，增加自己的资本。一旦晁错削藩成功，功臣武将势必会遭到更加严重的压迫。
有鉴于此，功臣们对削藩几乎保持着一致的反对意见，其中态度最激烈的是袁盎和窦婴。
袁盎和晁错因此闹到势同水火，连同堂说话都不能够。
至于窦婴，当群臣讨论“削藩策”时，其他公卿、宗室、列侯都因顾及汉景帝的态度而沉默抗议。唯有窦婴挺身而出，面折廷争，不惜跟晁错翻脸。
然而，汉景帝并未站在窦婴一边。
当时，楚王恰好入朝，晁错借机说楚王刘戊为薄太后服丧时偷偷淫乱，上书请求诛杀楚王。汉景帝下诏赦免楚王死罪，但削减东海郡作为对他的惩罚。
而赵王刘遂曾在两年前犯有罪行，汉景帝旧事重提，也趁机削掉了赵国的河间郡。此外，胶西王刘昂因为舞弊售卖爵位，被削减去了六个县。
之后，汉景帝又与群臣商议，准备削夺刘濞的封地。
可见，晁错的施政措施零散，不够系统，缺乏徐图渐进的操作性。实施步骤随意，激进有余，稳妥不足。
他在上疏中，将刘濞当作最大的竞争对手，可抡起拳头砸了一圈儿，这才动手去削吴国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如此四面树敌的行为，无异于将藩王们推向了刘濞一边。
腰斩弃市
公元前154年，在削藩令下达仅有十几天的时间，刘濞反了。
事实上，削藩一旦开始，吴国一定会发兵反叛。对这一点，晁错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是，他并未预料到，造反的竟然多达七个国家。
在汉景帝时期，全国54个郡，各诸侯国就占了39个，归朝廷管辖的只有15个郡。全国277万户、1300万人口中，由朝廷统辖的只有97万户、450万人口，不足半数。
而更严重的是，各诸侯王在各自属国内能够自颁法令、任免官员、甚至置办军队，他们根本不把朝廷的法令放在眼里。
这些藩王若是分散了，他们之间有制衡关系，朝廷还能管辖，可多数藩王站在一起，起兵“清君侧”，汉景帝的麻烦就大了。
因此，当刘濞与刘戊联合，率军近三十万人马直扑梁王刘武封国下辖的棘壁，杀梁军数万人，声威大震时，汉景帝彻底慌了，不知如何是好。
反观晁错，他却颇有些“胆量”。他上疏劝谏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长安，掌控后方。
然而，就在汉景帝犹豫不决时，窦婴却匆匆从前线赶回，保举袁盎，献退敌之策。
原来，袁盎得知刘濞谋反的消息后，他很担心自己受牵连，急忙找到窦婴商量对策。他向窦婴解释了刘濞反叛的原因，并请求窦婴引他去见汉景帝。
窦婴对晁错的削藩策本来就持反对意见，此时正好给他一个反击晁错的机会。于是，方才上演了保举袁盎的一幕。
袁盎这人名气很大，历史书上都把袁盎看作是一个值得推崇的人物。
综合分析，袁盎这人实际上是一个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投机钻营的人物。
可是，在袁盎说出他的平叛方略时，汉景帝“傻眼”了。
当时，袁盎故意劝说汉景帝屏退晁错，说道：
“吴楚叛乱意在杀晁错，想恢复原来封地；只需斩了晁错，派使者宣称赦免七国诸侯王，复归被削夺之封地，便可消除叛乱，兵不血刃。”
很显然，袁盎此举，夹带了不少个人私仇。甚至以他在汉文帝时期的才华，断然不该想出如此“荒唐”的计策。
可是，汉景帝竟然信了。他做出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诸侯王退兵。”
不久后，汉景帝下诏，召晁错入宫，商议军务。然而，在晁错抵达长安东市时，却接到了“腰斩弃市”的诏令。
这一幕，史书仅以“绐载行市”一笔带过。“绐”即哄骗，说白了，晁错是被诓骗到东市诛杀的。
晁错死后，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向汉景帝汇报与诸侯王交涉的进展情况。他道：
“诛杀晁错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而叛乱并不会因此而平息。”
汉景帝此时方才知道受了骗，于是派遣周亚夫采用截断叛军粮道的战略，用三个月的时间，彻底平定了叛乱。
有趣的是，当周亚夫平定了“七国之乱”后。汉景帝表面上让周亚夫当宰相，却又不断地整治他，最后逼得周亚夫自杀。
他对待周亚夫和对待晁错的方式，显然是一样的。
多年以后，汉宣帝刘询在给汉朝前几任皇帝上庙号的时候，唯独汉景帝是没有庙号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汉景帝杀掉了贤臣晁错。
晁错的力量远没有那么大，大的是臣子集团。如果皇帝可以滥杀朝臣的话，那朝臣岂不是毫无安全感可言？
不给汉景帝上庙号，就是为了告诉后世君主们，不要滥杀贤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