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每当因仇恨引发的极端事件发生后，都有人问，难道不可以仇恨他们吗？然后指出受害者所属的一个大的集合体，并从这个集合体的历史中找出那些极端案例，似乎这就完成了严谨的三段论推导。
大前提：“他们”做过很多丧心病狂的事。
小前提：受害者是“他们”中的一员。
结论：无论什么事落到受害者头上，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一种非常有毒的思维方式。要识别其中的逻辑陷阱其实并不难，只需要把它推到极致。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自相残杀的悲剧，那是不是意味着无论我对你做什么都是合理的？
极端思维的核心症结在于，划分“我们”和“他们”的方式极度狭隘与僵硬。阿马蒂亚·森曾经对此作出过杰出的分析，如果一个人愿意好好读一下他的《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就能充分掌握解毒之法。阿马蒂亚·森说：
“确实，世界上的大多数冲突与暴行都是由某一看似唯一的、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而得以持续。煽动仇恨之火总是乞灵于某种支配性身份的精神力量，似乎它可以取代一个人的所有其他关系，并以一种很自然的好战方式压倒我们通常具有的人道同情和自然恻隐之心，其结果或是朴素的原始暴力，或是在全球范围内精心策划的暴行与恐怖主义。”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在于，人的身份是多元的、流动的、可选择的。但是这也意味着，人的身份认同是容易被操纵的。无论阶级斗争还是宗教冲突、文明冲突，都是某一种身份驱逐、压倒其他身份的把戏。
把一个庞大的，有着悠久历史和各种美好品质的人群，压缩进某种单一、扁平的身份包装里，对这个人群是莫大的损失，某些人却可以从中渔利。
人类历史上许多人头滚滚的悲剧，都是身份认同这个魔咒召唤出来的。阿马蒂亚·森是印度人，他幼年时经历了印巴分治期间的暴力冲突，他回忆，1月份还宽宏大量的人群，到了7月份就分裂成了心狠手辣、残暴无比的两群人，互相欲置对方于死地。“无知的民众被套上一个单一且好斗的身份，由熟练的刽子手们带领着酿造了这场暴力事件。”
就好比说，我是一个生活在南方的北方人，我喜欢南方，我也始终明确认为自己是个北方人。这对我的生活没有造成任何困扰，我顶多偶尔抱怨一下南方的面食不合口味。但假如有一天，突然有一伙暴徒占领了城市，他们宣布所有北方人必须滚蛋。这对于我这样的客居者固然是一场灾难，那么对于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就一定是好事吗？这群暴徒很可能宣布，正统的南方不需要面食，而罔顾南方自古以来就有面食存在。
是不是觉得我在开玩笑？现实比这荒诞而残酷多了。巴米扬大佛1500多年来都一直好好地屹立在山谷中，2001年塔利班却宣布，正统的阿富汗不需要你们。
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极端思潮，基本上都是现代产品。塔利班一开始是一群对真实世界一无所知的学生兵，是难民营的产物。他们自身是悲剧，又制造了更多的悲剧。他们父辈曾经享受过的传统阿富汗生活，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但他们不在乎，他们拥有更纯粹的信仰，也就是说他们拥有更强烈更排他的单一认同。
我觉得单一认同可能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认同，而只是一种伪装的认同，它的本质是与整个世界为敌的仇恨意识。那些为丧心病狂辩护的人，不管他们表面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内心想说的都是：“我不信任这个世界，不管你们说什么，你们总是要害我的。别跟我讲什么尊重，友好，爱，和平，都是障眼法，你们最终还是要害我的。”
仇恨就像异形体内的强酸，可以腐蚀一切。如果说人的精神上的资产是爱，那么他们的资产是负的，他们和世界之间的联系只有恨。
我们最担心的，其实是如何避免下一代被仇恨俘获。确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但我反复认真思考过，我觉得并非没有解决之道。最重要的不是告诉他们不要恨，而是在他们和世界之间，建立丰富的孔道。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通过示范，让他们知道，人可以跟许多美好的事物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我是很不建议普通人成为政治控的，生活始终是高于政治的。一种观点再正确也只是一种观点。要学会和世界平和相处，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