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公园记 （二）

在中央公园里看过了几次春天的嫩草、秋天的红叶，觉得景致虽好却鲜有变化。偶尔邂逅火红的晚霞映的湖水金灿灿，才会觉得那不曾移动的风景魅力重重。比风景更有意思的是来来往往的人。以八十二街的大都会博物馆为界，北边多是草坪、运动场、儿童游乐园，是附近居民的休闲好去处，南边小桥、广场、景观湖、喷泉很是多样，热闹非凡，吸引了很多游客和街头艺人。

跑步或许是最容易的运动了，不需要额外的运动装备，也不需要专业场地，只要一条林荫道，就能沐浴着阳光享受运动带来的兴奋。我喜欢在公园里看那些跑步的人，步伐轻快的人往往肌肉紧实动作舒展，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人步履虽缓却也没有轻易停下脚步，年轻人喜欢成群结队相互追逐，上了年纪的人带着耳机目不斜视独自前进。

小伙儿和我喜欢在散步的时候对跑步的人品头论足，私下里聊着他们的跑鞋运动衣，低声评论着他们的跑步姿势。有一次一个拥有着巧克力肤色、希腊雕塑般肌肉线条的黑人小哥从我们身边轻盈地略过，我俩不由驻足观看，直到他跑出我们的视线，才回过神来，不禁感叹人的身体可以塑造地这么美好。

天气晴好的时候，我也会去跑上一两公里，但我通常是最慢的那一个。这跟十年前的自己简直是天壤之别，以前怎么跑都不会累，这些年疏于锻炼，跑几下就会觉得气息不稳双腿灌铅，只能看着自己被一个又一个人超过。

公园里还有很多骑车的人，风驰电掣令人避而远之；靠近西边的网球场大约有一二十个，周末常常人满为患；几个壁球场是年长者青睐的地方。春末夏初的时节，几个主草坪开放，常有业余棒球队的训练，也常见三三两两的人们在青嫩的草上铺上花布野餐晒太阳，或拿着标有数字的氢气球和各种纸杯蛋糕给小朋友办生日会。

拉丁美裔的家庭聚会常常集中在东草坪北部，且人数众多。简易支架上做点烧烤，来一瓶冰镇啤酒，支上一个排球网或摆上一个小型足球门让孩子们欢跑起来，就是一个完美惬意的周末。在另一些不甚平整的草坪上，两个教练带着小娃们追着球跑来跑去，家长们在树下聊天或者玩手机，似乎是在尽情享受这难得的休息时光。

林荫道是跑步骑车者的天堂，那环绕一块块草坪连接一个个场地的小道则是悠闲散步、遛娃遛狗人的不二选择。我仅能分辨柯基、金毛、边牧这些常见的狗狗，公园里被主人牵着蹦蹦跳跳的狗狗们却有数不清的品种：有的小巧多毛，有的高大傲娇，有的被长毛遮住了眼睛，有的竖着耳朵炯炯有神，有的和主人的神态、步伐有着莫名的相似之处，有的小短腿不停捣腾才勉强追得上主人的脚步，有的梗着脖子四脚扒地连精壮青年都很难拉动。

狗狗见到同类会去闻闻对方的屁股顺便汪汪两声，也常见到活蹦乱跳的小型狗狗冲着大狗乱叫，大狗一副年长稳重的样子不予理睬。在一些人少偏远一点的草坪上，主人们常常松开绳子，让狗狗们自由奔跑。除了叼飞盘衔网球，最开心刺激的莫过于追逐灵巧敏捷的松鼠，左扑右扑，前后挪移，直到小松鼠飞身上了树杈，狗狗们只能在树下不停踱步，不时发出呜咽声，似乎在气恼自己为什么没有那上树的本事。

遛狗应该是比遛娃更艰巨的任务，因为娃娃要是不听话到处跑，大人一伸胳膊就拎起来了；而玩嗨的狗跑起来则似脱缰野马难以控制。小伙儿说他在公园旁边的步道上看到过一个挺着啤酒肚的中年人狂追一条脱绳了的小狗，小狗离他已经有了十几米的距离，中年人边跑边喊，“快拦住那条狗 ”（Stop that dog！），但没等路人反应过来，小狗又蹿出了好几米，谁也没能伸条腿把狗拦下来。小伙儿说他看着中年人气喘吁吁从自己身边跑过，小狗已经成为了远处一个小点，不知道他最终有没有能成功追上他的毛孩子。

我们很少去南边游客众多的区域，那里是中央公园的另一番景象：人群熙熙攘攘，音乐声此起彼伏，拍照的人凹着各种造型，表演的人大胆卖力，炸薯条烤肉串的烟火掺杂着甜甜圈的奶油味弥散在空气里，随着风去又随着风来。

去年圣诞，我们沿着第五大道走了几个街区，想要感受一下节日气氛。商场橱窗里的装饰绚烂多彩，街边募捐的人穿起了节日的服装摇着铃铛载歌载舞。那棵据说是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洛克菲勒圣诞树着实令人失望，云杉树在一众高楼之间显得矮小臃肿，不是圆锥形，倒像是一个软化了的甜筒冰激凌；彩色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像是廉价的五彩糖丝，让这巨型冰淇淋更显甜腻且俗不可耐。树下的冰场很小却异常拥挤，场外等待的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似乎只有在这里打个卡才算是在纽约过了圣诞。几年疫情下让我对密密麻麻的人群有了些许恐惧，顺着人流走了一会儿决定还是回家。

回家的路由南向北，正好可以在中央公园南边走一走。公园门口一如既往停满了小餐车，大概是垄断的缘故，餐品只有薯条、贝果、中东烤肉之类的小吃。许多辆复古马车在大道上徐徐前行等待着游客的临幸。小山坡上还是有很多游客在寒风中举着手机拍着纽约的楼群。我们走在文学之路上（The Mall and Literary Walk），道路很宽，两旁高树林立，路边有零星几个油画、纪念品的小摊，也有打手鼓或者吹萨克斯的街头艺人。我问小伙，“我们去看看老杜在不在吧”，小伙儿说，“这么冷的天怎么可能在呢。”

老杜是我们在夏天偶然结识的画家。

七月初的一天傍晚，我和小伙儿在中央公园南边散步，路过一个给游客画像的摊子。摊主其貌不扬，干瘪黝黑有些邋遢，鸭舌帽下露出几缕花白的头发。地上摆着几张画儿，有一张约翰列侬的素描画像很是传神，小伙儿对他的画饶有兴趣，停在那里仔细看了起来。看了一会儿我觉得无趣，也被附近的音乐声吸引，就对小伙儿说我去那边看看，一会儿回来找你。等我转了一小圈回来，不过十分钟的时间，小伙儿已经和摊主热络地聊了起来。摊主说话有点结巴，小伙儿语速飞快，俩人聊得不亦乐乎。小伙儿对我说快来快来，让老杜给你画张像，我顺便跟他聊聊天。所以我就莫名其妙地坐在了画摊的椅子上。生平第一次画像，往来的人络绎不绝，我却正襟危坐，生怕表情拿捏得不好。

老杜是西安人，来美已经很多年，以画画为主业。他认识张艺谋的弟弟，说有很多明星专程去西安拜访张艺谋的妈妈，让老人家不胜其烦；他在纽约也曾与木心有过交集；在匹兹堡的时候见过王小波、黄翔；曾经带着女儿住到深山里数月，只为接近自然写生。他对学院派的刻板嗤之以鼻，也对现代人的浮躁表示失望。小伙儿说在匹兹堡认识一个特立独行的画家。一说名字，老杜的眼睛都亮了，说是多年前的朋友，因为更换手机联系方式丢了，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小伙儿拨通了匹兹堡画家的电话，说了几句把手机递给了老杜，老杜眉开眼笑地跟手机那头的人聊了起来，兴奋之中结巴地好像更厉害了。挂了电话连连说真是缘分，兴致勃勃说以后可以邀小伙儿一起回匹兹堡会会老朋友。

从下笔那一刻开始，小伙儿在一旁就赞不绝口。两人的聊天持续火热，老杜手里的炭笔也一直没有停，没有忘记我还在那一本正经坐着。老杜说他画画的时候不喜欢有人打扰，但是跟小伙儿聊天太过愉快，常常笑地连眼镜都要掉下来了，倒是难得的一心二用的创作。

小伙儿和老杜聊了很久，直到八点多太阳下山，公园里的路灯亮起，老杜说不能再画了，已经看不清了。他在画像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小心放到一个黑色纸框里，准备收摊了。小伙儿想和他留一个联系方式，老杜的旧手机非常卡顿而且操作极不熟练，小伙儿帮他把号码存了起来，我们互道了再见。

我看到那副画像的时候是略失望的，因为并不像我，我只能归结于小伙儿一直在跟老杜聊天分散了他的精力。拿回家放在灯下又细细打量了一番，眉眼之间倒还是能看出我的影子。

每次机缘巧合之下带画回家，画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和陌生人撞出的火花，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如我们在缅因小镇的画廊里碰到的韩裔画家老奶奶和精通中文的美国老爷爷，一如不善言辞但笑容简单的老杜。

我们在中央公园里还碰到过很多神奇的人，有精神矍铄的上海老中医用水墨画技巧画油画，有追着小伙儿卖唱片的黑人大哥，也碰到过看我带着MIT的帽子主动跟我攀谈的老两口，滔滔不绝讲着自己儿子在MIT上学的经历，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纽约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丰富多彩光怪陆离，我没有去过太多餐厅，没看过什么表演脱口秀，也没有太多聚会。我们在中央公园里消磨了很多周末的时光，总能看到极富个性的人，也总能碰到忍俊不禁的事物，可能是一只穿着花毛衣的可爱短腿狗，一个坐在秋千上嗷嗷大哭的小娃，目中无人勤奋啃食榛果的松鼠，也可能是唱着歌的红色小鸟。

让我突然觉得，生活如果如此一直下去，该是件多么幸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