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 | 传承印迹与时代对话

2024年是我国著名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上海图书馆前馆长顾廷龙先生诞辰120周年。在上海图书馆党委的指导下，工青妇联合组织开展了“图书馆人初心寻访”活动。从4月到10月，历时半年，动员30多名95后青年图书馆员，走访了20世纪50至90年代，曾与顾老在上海图书馆共事过或有师生关系的11位上图老前辈代表。从“70后” 到“90后”，分别是王世伟、陈先行、周秋芳、王翠兰、潘美娣、沈津、顾文韵、赵嘉福、陈秉仁、任光亮、吴织等，对他们进行了别开生面、逸趣横生的深度访谈。

点滴“顾”事，温暖人心。即日起，图情馆家公众号将陆续推出访谈特辑推文，让我们一起跟随95后青年图书馆员们的视角，共同回顾和重温顾老与晚辈、同仁之间那些鲜为人知的暖心故事，让那些属于初代上图人的集体记忆再次被点亮、被看见、被铭记。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访谈录是——

沈津：传承印迹与时代对话

20世纪60年代，上海从事戏剧、美术、图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年事渐高，为使他们的文化血脉和技艺得以传承，不致断档，一批青年人才被调入上海图书馆工作，沈津即为其中之一。1960年3月，不到二十岁的沈津因为有着较好的文史基础和书法功底，被选拔为青年学员，跟随顾廷龙、潘景郑和瞿凤起学习古籍版本、碑帖、尺牍的鉴定、整理，并研究目录版本之学。

不论是在学术还是在人生道路上，沈津都受到了顾老颇为悉心的指导和关怀，“我回想在上海图书馆的日子，在目录学和版本学这个领域当中，顾先生所教给我的，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如何做人，一个是指导我的业务。”

尽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享有高誉的学问大家，在待人接物上，顾老却从来谦虚谨慎，不摆架子，不发脾气，尤其是面对年轻人的提问，顾老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治学上，顾老严谨细致、耐心教导，使沈津受益匪浅。目录版本学的研究需要大量的实践，顾老的指导也是从实践入手。沈津忆起第一次学习辨认版本时，顾老拿了一部活字本、一部木刻本让他分辨。沈津根据过去学习的理论知识对比后说出判断，顾老先是对他的结论予以肯定，接着又将两书的特征以及要注意的地方、鉴定的方法详细地告诉了他。

各种版本鉴定中最难分辨的是稿本、抄本、校本，顾老对于这类古籍问题兴趣最大，这不仅是对真伪判断的挑战，更体现了他对版本目录之学的热爱与自信。对这类版本的鉴定，顾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是书法家，对于名家笔迹眼明心细，通过一点一捺一顿笔，就能判断出是不是某人所写。正因如此，顾老也要求沈津一定要学习书法，要念古文。那时沈津每天都会练字一小时，写在打印剩下的废纸上，每星期送交给顾老批改作业，圈点评判。

顾老每周日上午都到上图长乐路书库看书、工作，征得同意后，沈津也在休息日去半天，陪同工作，听顾老讲各种掌故。顾老经常鼓励沈津，要在学术研究中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遇到难题要及时向前辈请教。

顾老除了指导沈津在古籍版本鉴定领域不断进益外，还要求他跳出鉴定，做具体的研究——清代乾嘉学者翁方纲的研究便是顾老交给沈津的题目。顾老说：“版本鉴定说到底只是技术上的工作，却包含了很多文史方面的知识。基础打牢以后，你还要学会如何做学问。不能光在版本鉴定上转圈，必须跳出来，要做研究，要做课题。”

顾老早年的时候也曾经做了一本《吴愙斋先生年谱》，他深知做年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掌握研究对象的各种信息，并且要到不同的地方查阅大量的资料，所以顾老希望沈津能够去做翁方纲的年谱，这是一次极佳的实践锻炼机会。在顾老的指导下，沈津开始做翁方纲的研究，凡是和翁方纲有关的资料，包括他写的有关金石方面的考证、题跋和其他学者的通信等，沈津都一一找出并加以消化。受年代所限，无法像如今这般使用电脑很方便地进行编辑和加工，沈津把使用过的废纸裁切成长条，在背面按照时间记录稿子，最后完成的初稿厚厚一沓，宛如一本“百衲本”。

从顾老布置课题起，经过了整整四十五年的努力。《翁方纲年谱》和《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在2002年终于得以出版。

20世纪90年代，顾老曾和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任继愈先生谈到如何培养人才，这番谈话被记录在顾老给沈津的信中。任公言：“要像对你（沈津）培养这样来培养点研究古籍人才。”在信的末尾，顾老感慨“古籍工作者要大大培养。真不能‘礼失而求诸野’”，这便是顾老一直以来的态度，培养人才要求于己身、不求于野。

沈津回顾自己的受训经历，总结道：培养人才，尤其是培养古籍版本鉴定方面的人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花力气、花时间，要有高手指导、训练，还要有大的工程让他们参与实践。1975年，上海图书馆曾办过“721”大学的古籍培训班，一年半学制，共十七讲，顾老和沈津都曾在此培训班上授课，沈津还留有当年一本厚厚的讲义。

自顾老踏入北平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开始，直到后来筹备上海的合众图书馆，顾老追随着诸多前辈的脚步，张元济先生、叶景葵先生、李拔可先生等。当顾老还是一个年轻人时，这些前辈们不遗余力地训练他、培养他，给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平台，他们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到了顾老。顾老也如他们一般，为年轻人做指导，无所保留，倾囊相授，沈津也是如此。这是一种传承。

顾老把他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图书馆事业，抢救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籍善本，包括家谱、碑帖、红色文献等，为上海图书馆的馆藏建设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传世孤本的明代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三峡通志》，就是20世纪50年代初顾老带人从造纸厂废纸堆中抢救出来的。

当被问及哪方面受顾老影响最深时，沈津谈到，他追随顾老整整三十年，顾老教给他的最重要的就是做人的道理。无论是在工作中，或是在写作学术文章时，顾老都极为谨慎，实事求是，决不说假话。顾老认为图书馆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沈津以为这个词对他来说极具影响，他也是遵循顾老的脚印向前迈进。为此，他用“做嫁衣”的比喻，来总结自己在图书馆工作的六十年，那分别是：

对于前人流传至今的珍贵文化遗产，现代图书馆人不仅要保管好，更重要的在于利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无论是公立图书馆还是私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都不应将馆藏古籍视为私有珍品，而应认识到这些藏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图书馆应当为所有读者、研究者提供便捷的利用渠道，让他们的学术成果重新回馈学林。二是要利用馆藏文献、资料来编纂各种目录、索引或其他工具书来为学术界、为读者服务。同时，将馆藏中罕见的、具有研究价值的古籍进行影印出版，这不仅是对学术界的贡献，更是对中华文化宝贵遗产的传承。

“揭示”是每一个图书馆人的责任。1986年2月，沈津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做图书馆学研究，他发现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收藏有众多珍贵古籍善本，包括宋、元、明、清各时期的刻本、稿本、抄本、校本、版画、活字本、套印本等，其中有部分古籍善本国内罕见，有些书难得一见。由于“燕京”所有的线装古籍，包括那些善本书，都不可能将原书回归国内，他希望能够把收藏在“燕京”的比较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揭示出来。沈津与其他学者耗时十几年编纂完成《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共六册，400万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2013年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

揭示书籍的深层内涵也是古籍保护的一种形式，书志撰写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书志的模式服务于揭示的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的模式不仅详尽包含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序跋、版式等关键信息，还包括综合多方面资料考证后撰写的作者简历、纂著缘由、文献内容、古籍特点、藏书印及其真伪鉴定意见、递藏源流等一手的重要文献学资料。

沈津表示自己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看，撰写书志前参考了黄丕烈、顾广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众多前人所作书志，秉持顾老“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最终打磨形成“哈佛的模式”。

活动现场，沈津还向大家展示了珍藏的与顾老相关的照片和手稿。跟随着沈津的讲述，从这些影像、文字中，我们仿佛能窥见顾老为图书馆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也窥见一座图书馆奇迹般的成长。曾经，它不挂招牌也不显眼，却从一无所有到藏书丰富，用纸页承载着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宝贵传统文化，保存了无数重要的传统经典。作为图书馆的青年一代，我们可以从顾老和沈津的足迹中汲取灵感，传承和发扬图书馆文化，为图书馆的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海图书馆拥有丰沛的馆藏资源和专业的人才队伍，希望上图青年馆员们继承顾老精神，珍惜平台，发挥青年才智，挖掘馆藏资源，努力为图书馆事业发展和文化传承做出新的贡献。

——沈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