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内涵、建构与传播：国家形象的符号学研究述评

文摘 2024-11-11 08:00 四川

作者 | 杨凯

摘要

国家形象的符号学研究可从内涵、建构与传播三个方面展开。从内涵来看，国家形象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符号表意系统，因此，符号学分析法为国家形象问题的深入剖析提供了重要思路；从建构来看，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一个表征意指实践的过程，也是符号双轴关系的作用，更是一个符号互动的过程，同时依赖于符号修辞作用；从传播来看，国家形象的传播依赖于多样化的国家形象符号和视觉化的国家形象文本。本研究搜索、整理了国家形象符号学研究文献，评述目前相关研究的进步和不足之处，对未来国家形象研究提出建议，并对影像“讲好中国故事”提出符号学意义上的策略。

关键词

国家形象；符号学；表意；讲好中国故事

国家形象，从理论层面来说，涵盖了政治、军事、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不同学科领域学者共同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门议题。建构和传递好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关乎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舞台中的地位和话语权。随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越来越重视国际舞台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已成为我国当前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将国家形象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也是当代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使命。

1 国家形象的理论阐释

国家形象研究，最初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国家形象往往被当作一个国家政治实力的象征，也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增进沟通与交流的工具。基于“形象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这一基本原理，通常认为，国家形象分为客观存在的实物和主观存在的意识。对国家形象的主客观统一的解释，包含了几种比较相似的分类方式。如，认为国家形象有实体和虚拟的区分，而受众有国内和国际的区分，塑造与传播有不同主体和媒介的区分；[1]或把受众认知角度的国家形象单独列为一种类型，认为国家形象分为“国家实体形象（客观真实）、国家虚拟形象（媒介符号真实）和公众认知形象（主观真实）”。[2]此外，有学者提出国家形象的三种状态，包括“国家的实体形象、国家的媒介形象和公众的认知形象。”[3]还有学者提出国家形象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其中内容是一种代表民族精神的主体意识，形式则是外在表现出的国家文化符号，要求国家和民族基于传统文化符号不断开拓创新。[4]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发现，学界对于国家形象内涵的理解基本能够达成一致：国家形象是以代表国家特征的客观存在物为基础，经过一系列建构和传播，最终以客观实在或者主观反映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抽象出来的被受众感知的意象。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当前关于国家形象建构的研究成果主要包含量化研究、文本分析、叙述学和修辞学研究方法。国家形象可以细分为多个不同的层面，可以是客观存在的视觉形象，也可以是主观反映的抽象概念；可以说，国家形象以多种不同元素交织的形式存在，构成一个庞大的符号表意系统。而对于这个符号表意系统的阐释，需要使用符号学研究方法。笔者搜索并整理了部分学者关于国家形象的符号学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到，国家形象的符号学研究，主要是从国家形象内涵、国家形象建构和国家形象传播三个方面展开的。本文聚焦于符号学研究方法，选择21世纪以来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阐释国家形象的文献，从国家形象的内涵、国家形象的建构以及国家形象的传播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评述，并对未来国家形象的研究方向进行思考。

2 国家形象内涵的符号学阐释

符号学理论发源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语言学。索绪尔立足于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将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形成了其具有代表性的“符号二分法”。[5] 而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又提出了“符号三分法”，分别是“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这属于符号学的逻辑—修辞学模式，其进步之处在于“解释项”使符号表意得以无限延续。罗兰·巴特将符号学应用于解读大众文化，形成了其代表思想“神话学”。[6] 为推进符号学的发展，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现象学等学派纷纷作出努力。而当代的符号学研究，通常以应用符号学的形式呈现：符号学被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来解决不同学科领域的问题，例如哲学符号学、艺术符号学、游戏符号学等。

中国符号学专家赵毅衡给“符号”下过一个简洁的定义，认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7]对于国家形象内涵的讨论，绝大多数学者在其研究成果中给出的定义都符合索绪尔的“二分法”或者皮尔斯“三分法”思想。国家形象的内涵并非一种外在表现的“能指/再现体”，它应当有其对应的“所指/对象”，也需要能够不断深入阐释的“解释项”。国家形象不仅包括客观存在的物质层面，也包含表达意义的符号层面。而客观物质被抽象为符号，还需要经历一个“符号化”的过程。

国家形象中包含的各种元素，不管是客观物质的还是抽象理念的，不管是作为国宝的熊猫还是作为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其传达过程携带着自身的意义，这些意义是可以被感知到的，因此可以将这些元素理解为构成国家形象的符号，这也是目前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中的常用提法。例如，有学者称国家形象符号包括“功夫（太极）、熊猫、茶、中国饮食、京剧、瓷器等符号”；[8] 也有学者提出要“在传统中国符号（比如长城、紫禁城、天安门等）基础上构建具备现代性的中国符号”；[9] 同时，有观点认为，符号可进一步细化为“语言符号”和“视觉符号”，而“视觉符号更具感知的直观形象化，其直观性、易读性、生动性等特点使它更具视觉冲击力”。[10]可以发现，在国家形象研究的相关文章中，“符号”一词频频出现，几乎所有与国家相关的重要元素都可以被称为国家形象符号。虽然这一提法本身没有问题，但由于其表意仅停留在概念层面，作为一个过于表面且泛滥的名词存在，并没有通过符号学研究方法进行深究。因此，严格来说，这类文章不能作为“符号学”意义上的研究，本文评述的范围也不包含与这一类提法相关的观点。

此外，还有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的“符号化”过程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有观点认为，“国家形象认知是一个符号不断被感知、确立、分享、认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符号如同指挥棒，指引着认知的每一个环节。” [11]这一观点解释了国家形象由客观实在转变为主观映象的过程，也是国家形象“符号化”的过程。

索绪尔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12] 符号表意具有“任意性”特征，因为“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大多是社会成规约定俗成的，不需要佐证。由此，各种能指与所指，它们之间多种不同的对应关系使得其符号表意构成了一个系统。“系统论”也是索绪尔符号学的重要贡献，认为一个系统的符号组成部分能够统领“全域”意义。而国家形象始终与符号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前面提到的主客观理论不同，有学者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对国家形象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被公众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的输出。”[13] 在这条关于国家形象概念的解释中，既包含了“系统”，表明构成国家形象的各个元素是被组织在一起的，不是单独存在的；又包含了“信息”，这是意义的载体，可以理解为从客观实在中被抽象出的符号；还包含了“映像”，继承了上文提到的主客观理论；最后提到了“输出”，强调了国家形象是一个传播的过程。

从这一系列的论述，可以得知：国家形象是一个完整的符号表意系统，因此，采用符号学研究方法对国家形象展开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是当代国际环境中一项必要的研究工作。国家形象的符号学研究，除了阐释国家形象的内涵，还包括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3 国家形象建构的符号学逻辑

国家形象建构是一个具体的过程，同时依赖于内外因素的交织与碰撞。在国家形象建构的符号学研究中，主要观点是：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一个符号表征意指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除此之外，国家形象的建构依赖符号双轴关系的作用和符号修辞。本文选择了几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对其展开述评。

3.1 国家形象建构是表征意指实践的过程

西南大学教授刘丹凌使用符号学研究方法和斯图亚特·霍尔的表征理论，在其文章中系统地阐释了国家形象建构的原理，其核心观点为“国家形象的意义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表征意指实践过程”。 [14]“表征”是一个符号学术语，斯图亚特·霍尔对其进行了如下定义：“表征是某一个文化的众成员间意义产生和交换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的确包括语言的、各种记号的及代表和表述事物的诸形象的使用。”[15]另一名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将表征视为“制造符号以代表其意义的过程与产物。”[16] 刘丹凌的文章从理解国家形象建构的基本途径、国家形象的意义生成和国家形象的表征与意识形态的勾连三个方面展开。

文章指出，国家形象建构的基本途径包含反映论、意向性和构成主义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反映论，可以概括为国家形象的客体形象与媒介形象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一观点不仅丰富了前文学者所提到的“实体形象”和“虚拟形象”的问题，更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阐释了两者的关系。第二种途径意向性，从信息发出者的角度阐释了国家形象的建构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而第三种途径构成主义，立足于信息接收者，认为国家形象的意义不是国家形象自身携带的，而是人们在经验与自我意识中建构的，极具主观色彩。总的来说，文章指出的国家形象建构的三种途径，依然延续了国家形象的主客观理论，但符号学研究方法的注入，使这三种途径对于国家形象建构的过程更加具体化了。

另外，关于国家形象建构的意义生成，文章也作出了阐释。文章指出，国家形象的意义生成不是单一表征运作结果，而是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表征符码构成的“表征链”在起作用。国家形象表征链有三个特点：首先，能否在国家形象表征链中占据首要位置，往往与表征符码的频率有关；其次，随着国家形象表征链趋向稳定，国家形象也会随之确定类型；最后，国家形象表征链不仅存在“历史性”符码，也包含“当下性”符码。这一系列论述将国家形象表征链视为一个整体，进一步印证了国家形象是一个符号表意系统，其“历史性”与“当下性”也引出了国家形象建构与双轴关系问题。

3.2 国家形象建构是符号双轴关系的作用

双轴关系由索绪尔提出，指的是组合轴和聚合轴。组合轴的意义比较明确，指一种使若干符号共同构成一个可被理解的“文本”的方式，它通常是显现出来的表层结构，一般被称为“横组合轴”；而聚合轴恰好相反，它指代的是那些可以替代组合轴上显现出来的那些成分的要素，是隐藏起来的深层结构，一般被称为“纵聚合轴”。刘丹凌教授认为“国家形象的建构是表征以及由表征聚合而成的‘表征链’之合谋，是表征符号及其意义叠加、聚合、更迭和变化的产物。”[17]这一观点表明国家形象建构是表征意指实践的过程，认识到了聚合功能对于国家形象建构的作用。

有学者借助符号学双轴关系理论对韩国出品的纪录片《超级中国》进行文本分析，讨论“他者”视域下的国家形象建构问题，并依据《超级中国》节目呈现的内容，绘制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形象组合聚合图和政党形象组合聚合图等示意图。[18] 类似的，也有文章以另外一部纪录片《中国一分钟》为例，指出国家形象建构的意义生成“是通过符号的聚合与组合来实现的。” [19]这些文章通过翔实的理论阐释加案例丰富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双轴关系理论对于国家形象研究的重要性，为国家形象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符号学分析样本。

3.3 国家形象建构是一种互动的过程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H.米德曾提出“象征性社会理论”，也被称为“符号互动理论”，其核心目的是“考察以象征符（尤其是语言）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20] 而国家形象建构恰好也是这样一种关系，即通过承载着意义的符号而进行的。有学者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评述时便运用了符号互动理论对国家形象的建构进行了阐释，认为“人们对于一个国家的形象建构，是基于他所接触的各种信息综合形成的”。[21]

国家形象的建构，符号的互动，不仅会涉及一个单独个体自我交流与互动，也会涉及同一个国家不同成员间的互动，更大层面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因为不管是人与人、还是国家与国家，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总会把对方作为自己的参照物，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适时进行自我调整，不断完善国家形象。然而，国家形象不止自我层面的建构，也包括他国目光审视的建构。因此，符号互动理论视角下的国家形象建构强调的重点依然是国家形象的主客关系问题。

3.4 国家形象建构依赖符号修辞

修辞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端于语言学，是一种通过特殊的语言和措辞来增加语言说服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手法。然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文化产业的不断兴起，语言文字表意功能的主体地位逐渐被以图像为主的其他媒介分担，修辞学开始由语言学转向符号学，因此修辞学也被公认是符号学的源头之一。[22]

符号学的注入，为修辞学带来更多生机与活力，符号修辞术的运用范围不再局限于语言和文字，而是拓宽到了不同的媒介形态，例如图像、声音、设计、影视、游戏、日常生活等领域之中。国家形象建构，也是多种媒介互动的结果，需要借助不同的符号媒介，通过一定的修辞技法得以呈现。

有学者以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为例，通过对其文字、视觉和听觉角度的文本分析，探讨国家形象的多模态隐喻建构。文章分析了几种不同文本模态的关系和作用，认为各要素既相互依赖，又凸显自身的特色：“文字模态在明确源域/目标域、意义筛选、突出主题等方面的功能更为突出；视觉模态丰富的意义潜势是多模态隐喻建构的基础，其中，人物和文化符号是多模态隐喻的典型性源域；听觉模态对于协同不同模态，强化隐喻效果发挥重要作用。”[23] 文章认为，该片将修辞技术融入国家形象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中，使符号文本的各要素协调统一，从实践层面为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启示。

4 国家形象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4.1 传播内容：多样化的国家形象符号

国家形象符号可以根据不同性质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例如代表一国政治的国家形象符号，代表一国文化的国家形象符号，代表一国自然资源的国家形象符号等。如果再往下一个层级继续划分，还会分出更多的门类。中国的国家形象符号具有多样化、覆盖面广的特征。从搜集到的文献来看，学者们提及的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符号包含多重内容。

一是以形容词性的词语组合，提出非实物的国家形象符号，概括出了“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山川秀丽+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24] 几大特征。二是从国际传播视角来观察中国国家形象，认为国外主流媒体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呈现主要在于“文化方面、社会问题、环境方面、卫生方面、人权状况方面”。[25] 然而，国外对于文化方面的关注也仅停留在传统的、历史的一面，没有看到文化具有“当下性”的特点。三是以艺术为切入点，将国家形象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认为艺术创作中包含了一系列中国元素的符号：在美术方面，有中国画；舞蹈方面包含了中国古典舞；戏曲方面主要为京剧；建筑方面有北京的四大新型建筑：即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楼、鸟巢和水立方。[26] 四是用好“明星符号”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因为明星“是一个承载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的表意符号”，[27] 明星作为实在个体在被大家注视的过程中，其符号意义大于实体意义。

实际上，国家形象不应只被一个或几个要素简单概括，代表国家形象的符号具有丰富性与多样性特征，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元素涉及自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形象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是独立且表现国家独特意义的个体，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内容因其“标出性”被提及的频率更高，因此得到更多的认可。因此，对国家形象元素的界定不能加以限制、排除异己，应当保持包容性态度，全方位提升国家软实力。

4.2 传播形式：视觉化的国家形象文本

国家形象的传播，符号意义的传达，需要以文本作为载体。而文本可以承载和传达其中的意义符号，受众可以通过文本获得信息。文本不仅只是由语言文字组成，它可以是除语言文字以外其他可以传递信息的媒介，也可以是多种不同形态媒介的组合。

从搜集到的文献来看，不少学者对于国家形象建构的论述都基于文本分析的方法，涉及的文本类型也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国家形象文本普遍视觉化了。例如“像化”国家形象概念：“像化”国家形象是一种以视觉信息为主因来建构和传递国家形象的方式，它以“图像”为主给出具体有形的国家形象，成为被感知、被想象、被判断、被期望的意向对象，它不是单纯的“镜式”物象映现，而是裹挟“意识形态内涵”的视觉表征系统。[28]由此，视觉传播成为国家形象有效传播的重要方式，例如国家形象宣传片、纪录片、电影、短视频、杂志封面等，以视觉呈现作为其首要的传达内容。

从具体的视觉文本分析来看，有学者选择了西方国家主流杂志封面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发现中国文化符号受到西方国家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将“龙”这一视觉文化符号向海外传播的目的是宣扬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正面形象，但因为文化差异，“龙”这一视觉符号被西方国家解读为消极负面的形象。因此，中国在国家形象海外传播中如何引导海外受众的认知转变成为一项应当思考的问题。[29] 也有学者以短视频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中外国家形象短视频呈现的共同点包括“平民生活展示和谐社会；动静结合叙事增加情感张力；特色风景丰满国家形象。”[30] 还有学者以中国春节视觉符号设计为研究对象，涉及春节的装饰、仪式、色彩、饮食、礼品等，描绘出中国国家形象的几大特点：“第一，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农业国；第二，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第三，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31]

从视觉文本的呈现技巧方面来说，学者对国家形象宣传片的跨文化传播提出了策略性建议，认为国家形象宣传片要保持个人化的切入视角，情景化的叙事结构，差异化的受众需求，明晰的意义表达，民族化符号的运用。[32]

5 影像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本文从国家形象内涵、国家形象建构和国家形象传播三个层面分析了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的符号学研究，也对将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理论思考与设想。首先，在国家形象内涵的层面，“符号”常常被作为一个固有的习惯性称号存在，“为符号而符号”，而没有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去深入挖掘。“符号”拥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无限伸展的外延，国家形象的内涵不仅可以用符号的内涵、符号的表意模式去解读，同样可以用到符号时间与空间向度、伴随文本等概念去理解。其次，在国家形象的建构层面，目前的研究相对缺乏类似于学者刘丹凌的一系列利用符号学原理对国家形象建构的过程进行详细阐释、深入挖掘的文章，大多只是作为一个章节进行浮于表面的简要概括。同时，由符号的时间向度可知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国家形象是具有差异性的，如何从不同时期差异化的国家形象中找出国家的精神内核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最后，国家形象传播也是当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和国家软实力的综合体现，要传播好中国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各方面做出努力。从传播国家形象的内容来看，国家形象符号应当保证其独特性与稳定性，使得该符号对于受众产生深刻影响，其符号所指的首要关键词即为“中国”。此外，对于国家形象的传播形式，要充分重视其伴随文本的功能，使得国家形象符号能够持续地、创新地传播。

那么，从具体的影像实践来看，我们应当如何利用中国故事影像来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呢？本文在最后将从影像叙事、意义表达、形象塑造和艺术风格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在影像叙事方面，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与文化特征，借助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源和当代资源，采用对应的叙述模式。线性叙事是文学叙事最基本的模式，然而影像的视觉化呈现以及蒙太奇打破了这种单一的线性叙事，将不同时空重新组织起来。中华民族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同时拥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故事容量庞大，来源丰富。因此，不同类型的中国故事影像要选择对应的叙事方式。例如文化类综艺节目，要充分利用中国历史资源讲述中国故事。《典籍里的中国》通过跨媒介叙事的方式，将典籍文本进行了影像化呈现，“通过一系列视觉修辞实践唤起视觉图像的认知与情感可视化功能，促使观众积极参与文化意象与文化认同的建构。”[33] 在国家形象宣传片中，要综合利用中国的物质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联结起来，展现一个物产资源丰富、文化包容性强的中国国家形象。在电影方面，近年来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三部曲，在电影叙事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一系列小故事拼接成为一部电影，形成一个统一的主题，尽可能让更多不同的故事走进大众视野，展现更多普通人的感人故事。

其次，在意义表达方面，影像创作者要充分把握视觉隐喻修辞。由于说教式的阐释容易拉开影像作品与意义接受者的距离，在通过影像讲述中国故事时，要避免内容过于直白袒露，可通过修辞控制使得“能指”到“所指”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能指”与“所指”经过视觉隐喻修辞完成意义的表达。中国精神是中国故事影像意义表达的重要内容，而中国精神的核心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影像要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向全世界的受众传递中国精神，这也需要依靠视觉隐喻修辞的作用。例如，近年来的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等，为中国经典IP注入新的活力，实际也是对于时代精神的隐喻。

第三，在形象塑造方面，中国故事影像要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尤其是英雄形象。从人物原型来看，这种典型人物既可以源于中国经典文本，例如孙悟空这样的中国式“超级英雄”形象；也可以源于现实生活之中，例如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山海情》中马得福这样的基层干部形象。从视觉符号来看，鲜明的视觉能指是典型人物形象的独特记号，如美国漫威公司制造的钢铁侠、蜘蛛侠等“超级英雄”形象，其视觉呈现区别于常人，成为一种“超级英雄”的象征性符号。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超级英雄”形象，需要结合经过长期实践考验的文化传统，将历史资源与当代资源凝缩为具有冲击力的视觉符号。中国古装题材影视中对于英雄人物服饰、武器和乐器等方面往往有突出表现，从视觉呈现方面展现出超级英雄与常人的外形差异，从而让受众更加理解“超级英雄”异于常人的力量。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中华民族长期坚持的思想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近年来的新主流题材影视剧，不管是战争题材的《长津湖》还是抗疫题材的《在一起》，都着重表现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办大事”的“英雄群像”，这也是中国故事影像塑造英雄形象的独特之处。

最后，在艺术风格表现方面，中国故事影像要巧妙融入中国艺术元素。中国的绘画、音乐、建筑、服饰、文学等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依旧得益于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同时，中国艺术注重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这与注重客观再现的西方艺术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特征。《琅琊榜》《刺客聂隐娘》等一系列古装影视剧融入了水墨山水意境，“留白”的手法给人无限遐想；《长安十二时辰》《梦华录》等影视剧为观众呈现了唐朝长安城与宋朝东京城极具历史特色的城市空间景观，包括建筑与街道。此外，一些古典诗词被改编为影视剧歌曲，营造了独特的“古风”，例如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甄嬛传》的插曲。

形象是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的统一。通过影像建构中国国家形象，既要重视影像的内容生产，也不能忽视受众的能动作用。艺术源于生活，在内容生产方面，影像创作者要从生活中挖掘中国故事；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精心设计与制作，全方位、多层次地呈现中国的山川风貌、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要与时俱进，生产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视听符号。从观众接受角度来说，影像要通过视觉隐喻修辞，使受众参与到影像意义建构中来；要通过平民化叙事，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使受众保持情感认同；最后，还要创新传播模式，加强与受众的互动，使受众也参与到影像内容的生产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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