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1日，济南
何朝晖教授并与会的各位：
上午好！
非常高兴通过电子演示稿参加今天的座谈会与大家进行交流请教。首先，让我向本书的编者何朝晖教授表示祝贺，向与会各位表示敬意。下面，我想就本书的书名《为前贤行役》谈几点初浅和简短的体会。
一、“为前贤行役”的出处与寓意
“为前贤行役”语出顾廷龙先生（1904—1998）所撰《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1939年7月13日至16日，顾先生与家人从北京乘车至塘沽，然后坐船经烟台到达上海，经几天安顿后于7月30日向叶景葵（1874—1949）递交了《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因此，此意见书（《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年12月第1版第902-908页）虽文后记录撰写的时间为1939年8月，但实际上写于8月之前。这在《顾廷龙日记》（李军，师元光整理，中华书局2022年1月版第32-33页）中记载得很清楚：“七月三十日，谒揆丈，交意见书。允批注后送菊丈核定。……七月三十一日，谒菊丈，商馆中计划。八月一日，揆丈送菊丈批示意见书，大旨照鄙见办理。”可见，顾先生的意见书成稿于7月30日前，叶、张两先生的批注也于7月31日完成，叶景葵于8月1日将有所批示的意见书交给了顾先生。“为前贤行役”的上下文是这样写的：
“本馆从事专门事业之理想，书籍专收旧本，秘笈力谋流布（刊布之事，似可俟图书充足，经费宽裕之日，再为之。），当别设编纂处。即就叶先生藏书而论，名人未刻之稿当为刊传，批本、校本当为移录，汇而刊之。罕见之本当与通行本互校，别撰校记，以便学者。编纂目的，专为整理，不为新作，专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图书馆之使命一为典藏，一为传布。秘籍展览仅限当时，一经印行，公之全球，功实同也。”
顾先生在去世前一年的1997年，撰写了《我和图书馆》一文，进一步补充了“专为前贤行役”的毕生使命追求：
“我自幼随父亲学习书法，对古文字产生浓厚兴趣，并先后拜王怀霖、胡朴安、闻宥等先生为师。我在燕大的毕业论文是《说文废字废义考》，而后又撰写了《古匋文孴录》。所以有人对我选择图书馆职业不甚理解，也有人认为搞图书馆工作无甚学问。确实，图书馆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但对保存与传播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很有意义。当初叶景葵、张元济先生相邀南下办‘合众图书馆’时，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亦可不负其平生。’如今我对人生仍作如是观，并且努力在有生之年为图书馆事业多做点事情。”（《顾廷龙全集·文集卷》第856页）
可见，“专为前贤行役”，在宗旨上是着力于文献的典藏与传布，以保存与传播文化并公之全球；在目的上是专为整理，不为新作；在方法上是移录、校勘并刊传；在追求上是方便学者，能助成人之盛举，不负平生；在定位上是不为个人张本，不能自有所表现。是顾老毕生职业精神和学术追求的集中体现。
“纪念顾廷龙诞辰120周年讨论会暨《为前贤行役》出版发布会”现场
二、顾先生“为前贤行役”的收书编书印书实践
顾先生在《我和图书馆》一文中谈到：“说起来，我做的工作很普通，归结一下只有六个字：收书、编书、印书。” （《顾廷龙全集·文集卷》第843页）
在收书方面，无论是保护革命文献还是从废纸堆中抢救历史文献抑或是搜集民国间出版的丛书，顾先生“为前贤行役”的收书实践都已成为图书馆文献聚藏整理的范例，也成为如今图书馆开展信息搜寻和阅读推广等读者服务的文献基础。
在编书方面，顾先生编的第一部书目是《章氏四当斋藏书目》，顾先生当时怀着崇敬的心情，接受了燕大图书馆的委托，历时十月，形成了30万字的书目，叶景葵曾称赞此书目“体列极善”，这也为顾先生后来南下创办合众图书馆埋下了伏笔。顾先生认为他一生中编纂的最费心力、最有意义的书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顾先生认为：“编纂这部目录，虽不像历代官修书目那样对当代政府藏书作全部记录，但它将包含我国大陆现存浩如烟海的古籍的精华。这不仅是经过‘文革’后对全国古籍善本作一次摸清家底的整理，而且是进行大规模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前提。我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但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者，理当义无反顾、不遗余力地去实现周总理的遗愿。” （《顾廷龙全集·文集卷》第851页）这是“为前贤行役”的生动诠释。
在印书方面，顾先生认为：“利用图书馆藏书便利编印图书，存亡继绝，使稀见典籍化身千百，既利于保存，又利于传播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我始终将此作为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顾廷龙全集·文集卷》第854页），在合众图书馆时期，在顾先生主持下，曾陆续印成了《合众图书馆丛书》一、二集，其中多为清代先哲未刻稿本与抄本。解放以后，在顾先生跨入上海图书馆大门的第一天起，他就提出了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并筹建了上海图书馆自己的影印工场，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先后有30多种馆藏珍贵文献公诸于世。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在顾先生推动下，上海图书馆又陆续影印了如元刻孤本《农桑辑要》等一大批珍贵文献，其间上海图书馆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出版单位合作影印馆藏古籍的工作几乎未有间断。
在顾先生收书、编书和印书的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展现出的“一为典藏、一为传布”的图书馆使命，也可以看到顾先生“为前贤行役”的职业生涯与学术生涯的人生追求和精神风范。
今天，我们举行《为前贤行役——顾廷龙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新书发布会，正是顾先生“为前贤行役”的精神的传承。无独有偶，笔者也注意到“为前贤行役”精神也成为吴格先生著作的书名，中华书局2022年11月曾出版了吴格所著《文献形役录》，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曾以《专为前贤形役 不为个人张本》为题发表了书评文章。（载《中华读书报》2023年1月14日第16版）。笔者还注意到，为纪念顾廷龙先生诞辰120周年，上海图书馆组织了“图书馆人初心寻访”活动，寻访活动从2024年4月至10月，历经半年时间，先后有30多名95后青年图书馆馆员，走访了20世纪50至90年代、曾与顾老在上海图书馆共事过或有师生关系的11位上图老前辈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深度访谈并形成了访谈录，我也有幸忝列被访谈对象的行列。图文并茂的访谈录文字即将面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被访谈对象与访谈者大都提到了顾先生“为前贤行役”的精神，如“充实自己，照亮他人”，“要为民族文化承担责任”，“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态度，是对图书馆精神的最好诠释”，“爱书如命，爱馆如家”的精神，“甘为人梯，成全他人”的崇高精神，等等，“为前贤行役”精神正代代相传。这些基于“为前贤行役”精神的传承，使我们今天可以告慰顾先生于九原之下。
顾先生“为前贤行役”的精神永存！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