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书
（双月专栏）
2024/06 总第17期 / 单月中旬出栏
鄂尔多斯市图书馆 2024.11.20
目 录
Contents
▲ 读书与读人
▲ 古籍与文献
▲ 手稿与旧书刊
▲ 记忆与口述
▲ 博物、非遗、旅游
▲ 图书馆时空
▲ 下期预告
▲ 读书与读人
◇ 伪科学和科学之间有明晰的界线
迈克尔·D．戈丁(Michael D．Gordin)
马岩译
在假说被纳为科学以前，它必须与对自然的基本理解有关联，并符合一项基本原则。这项原则就是，假说必须可验。可以证明其错误的手段，比证明其正确的手段更重要。乍听上去，这似乎有些奇怪，因为我们通常关注于验证某件事的真实性。但科学假说不同。事实上，如果你想确定一种假说是否科学，要看看是否有测试去证明它是错的。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它就不科学。
——保罗·休伊特(Paul Hewitt)，《概念物理》(Conceptual Physics)(2002)
不多久前，科学教科书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神话。虽然几乎所有较低级别的普通科学教科书都有一个章节详述“科学方法”(见神话26)，但是现在你还发现，对哲学家的“划界问题”——如何区分科学和伪科学——有了明确讨论。许多教科书(比如休伊特的《概念物理》)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显而易见，要让一种理论看起来科学，我们就来一次“可证伪性”的界线测试。然而，这个问题在以前似乎还不明确，现在，可证伪性已经把所有的划界争夺者挤出门外，而且，人们认为可证伪性是学生的必修功课。
教导学生区分“真正的科学”和冒牌科学是科学教育的核心任务，这符合情理。每一个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学生都会接受几年的科学课程，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将来会从事科学事业。其他人跟我们学了那么多科学知识，他们因此可以明白科学意味着什么，具备科学素养(希望如此)，能把学过的内容用在生活中。对这样的学生而言，划界线的神话必不可少。
虽然“划界问题”这个名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由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命名——他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划界问题”实则历史悠久。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几个：如何区分知识的对错；如何辨别科学与“非科学”的一切领域(艺术史、神学、园艺)；如何将科学与极似科学，却因故并不算科学的事物区别开来。教育神话的目标正是最后这组传统上被对手叫作“伪科学”的骗子，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美国。“可证伪性”的时机和应用，都源自科学哲学与公立学校教授创世论存在法律争议这两者之间的交集。
自有科学以来，划界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中心。比如说，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在“论圣病”中抨击了“我们如今称为巫医、信仰治疗师、庸医、江湖郎中的那一类人”，他们把圣病这个名字加诸到一种完全能够解释的常规疾病之上——后来被现代人叫作癫痫。自那时起，哲学家们(许多人的行为今天看来无疑是科学的)有过多次构思巧妙的尝试，企图阻止科学鸠占鹊巢。他们全都失败了。
区别科学和伪科学极其困难。“伪科学”的本质特征是所有这类学说都具有的，它们极似科学，用表面特征无法识别。我们也不能将“伪科学”定义成错误的学说，这是因为许许多多今天认为不对的理论——以太物理、设计说的论证——无疑曾一度属于科学，这说明，许多如今认为是正确科学的内容终将以不正确而被抛弃。这些观点的倡导者是伪科学吗?这样说似乎有些荒谬。摇摆不定频频发生，科学史中充斥着似这类有趣的案例(颅相学、催眠术、针灸、超心理学等)。
早在1919年，年轻的波普尔希望区分科学与伪科学；他很清楚，科学常常出错，伪科学偶然会撞上“真相”。他发现较早期的尝试大多并不理想，多因为人们觉得真正的科学得由实证证实的知识主张。但这绝不可能。在维也纳学术界，有三个自称“科学”的学说：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历史唯物主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一1937)的个体心理学，它们从不缺证明；事实上，每个例子都看似是对它们的肯定。波普尔好奇，要证明它们无效都需要哪些代价，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实验验证让他吃惊不小。在1919年的日食观测中，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1882—1944)测量出太阳引力场使星光路径产生弯曲，进而肯定了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曾在1915年发表广义相对论时称，如果光线的曲率值不正确，那么这个理论就不对。“这件事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波普尔说，“这种预测具有风险。”你必须赌上错的可能，才有对的机会，这就是科学。他最后总结道：“一言以蔽之，理论的科学地位标准在于它的可证伪性，或说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
这就是对可证伪性的介绍，但是，这段描述删节了波普尔大部分的推理。波普尔说，1919年时，他在听到日食观测的消息后，马上形成了一些想法，不过他在1928或1929年才创造出“划界问题”这个词，直到1953年，他在剑桥大学彼得学院的一次当代英国哲学讲座上(由英国文化协会赞助)，才首次公开整套理论。(波普尔为了躲避纳粹主义在1937年离开维也纳前往新西兰，最后到了英国。)这段历史很重要，原因有二：推迟发表夯实了对爱因斯坦的升华和对弗洛伊德的诋毁，使波普尔显得有先见之明；而且这套理论还是英文的，波普尔在认识论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科学发现之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1934)于1957年被译成英语，中间不过隔了几年。波普尔的整套理论中，可证伪性有一些连科学教育工作者都没多少兴趣的特点。
首先，波普尔不相信真理。他那篇可证伪性的文章中有对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l776)的著名哲学感知的批判。对波普尔来说，不存在“自然法则”，也没有类似科学“真理”的东西。有的只是许多未被证伪的观点。这样大胆的立场成就了其部分吸引力，这种激进的怀疑论也没有因此从理论的特征表述中抹去。
可是，即便是这样有所删节的波普尔证伪主义依然引发了高度关注：也就是，它行不通。想想波普尔(合理)的担心：我们怎么知道一种理论已经得到印证；可遗憾的是，哪怕给已被印证的实例打上“否”的标签，也不会更易得出认识论上的决定论。如果一个否定结论就足以证明理论有误，那么中学实验课上的学生早就证明，几乎我们自信对自然世界的一切理解都是错的。此外，我们期望划界标准最起码能将所谓科学行为划归一个阵营，伪科学在另一个阵营。在这一点上，波普尔失败了，这是因为不但科学行为之间十分异类，其方法和实践也多有不同。例如，“历史”自然科学——如进化生物学和地质学等无法“倒带重来”的科学，在证伪试验中表现欠佳。
科学哲学家拉里·劳丹(Larry Laudan，生于1941年)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雄辩这种情形的糟糕：
(波普尔的标准)承担了怪人们虚言“科学”的不良后果。因此，支持地平说，拥护《圣经》的神创论，深信苦杏仁苷的药效(19世纪末，人们曾尝试将它作为抗肿瘤药物。实际上，它在科学试验中效果不佳且毒性较大。——译者注)或是生命能之盒，追随尤里·盖勒，深信百慕大三角的神秘，致力于化圆为方，相信李森科，为诸神御战车，建造永动机，搜寻野人，相信有尼斯湖怪兽，施行信仰疗法，痴迷“聚合水”，炼金，相信世界末日要来了，喜欢原始的呐喊，探测水源，变魔术，占星，这些人因波普尔的标准反而成了科学家，他们只要打算说出自己不论多荒谬的观察发现(如果真的有发现)，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劳丹认为，任何语义明晰、可证伪性的标准一定不会行得通：划界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个观点一直受到猛烈的哲学反击，但反对者们不再寻觅所谓的明晰。相反，他们列出的标准清单，或是将某理论渲染得像科学——类似于精神科十分普遍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或是将伪科学学说按照“家族相似性”分组[这是波普尔的死对头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一l951)所言]。要在今天找出一位认为波普尔标准真正解决了划界问题的哲学家，几乎不可能。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断遭遇这则神话呢?问题的答案与哲学或科学的相关性还不如与法律来得近。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的州政府陆续通过法令，规定在生物课上“进化论科学”(新达尔文自然选择论)要和“特创论科学”(新版的洪水地质学，与创世纪中的创世故事内容一致的科学描述)实现教学“时间平等”。反对者们抗议道，这种法律把宗教带进了公立学校，违反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在阿肯色州一件上了联邦法庭的案件中，许多科学家、哲学家、科学史学家的证词给拿来利用、裁定抗辩的有效性：神创论是合法的科学假说，所以非“宗教”。科学哲学家鲁斯为几条不同的划界标准(不包括神创论)出庭作证；在麦克莱恩诉阿肯色州教育董事会一案中，法官威廉·奥佛顿(William Overton，1939—1987)在1982年1月5日做出裁定时格外留意到其中一条标准。奥佛顿列举了让学说成为“科学”的五点，最后一点是这样的：“该学说具可证伪性(鲁斯及其他科学见证人)。”因此，鲁斯对波普尔形象的简单描绘成了决定事物科学与否的法律尺度。
虽然不少科学哲学家对麦克莱恩案的结果很满意，可是鲁斯却受到广泛批评，尤其是在前面提到的劳丹的文章里。一些批评卡了壳；新版的神创论(即智能设计论，ID)在2005年的宾夕法尼亚州法院出现，在法官约翰·琼斯(John Jones，生于1955年)的判决中，包括了对“科学”构成的广泛讨论，但仅有两次提到可证伪性：一次是对奥佛顿判决的解释；一次是描述生化学家迈克尔·比希为回避同行评审，如何重新定义凝血机制。法律判例不支持波普尔，而是把经
过同行评审的主流期刊奉为给科学划界的黄金标准。就这样，我们从认识论来到了社会学。
我们的划界准则并不清晰，其理由很简单：临摹。每当新提出一个测试，游走在边缘的倡导者们拼命想要满足测试要求，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追寻的是正确的科学，认为有划界的必要。比方说，神创论派就有很多可证伪的观点，何况现在还有了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最后，划界的实施者与他们不想要的学说之间形成了平衡竞争。划界标准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你会发现，那些被有建树的科学家指责“伪科学”的人们除了都被妖魔化以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不过，与否定气候变化及非常规的其他边缘学说相关的极高政治风险中，划界问题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正如社会学家托马斯·吉伦(Thomas Gieryn，生于1950年)所指出的，虽然对哲学家来说，划界问题难免令人沮丧，但对科学家来说这就是日常生活：不是读读本文，不看邮件，关掉网站。他们通过社会训练得来划界的判断。他们不需要神话；神话是为我们准备的——从高中理科班毕业、步入登记选民行列的我们。
【注】因篇幅所限，注解均省略。
【资料来源】牛顿的苹果：关于科学的神话／(美)罗纳德·纳伯斯，(希)科斯塔．卡波拉契主编；马岩译．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
书名原文：Newton’s apple and other myth about scien
◇ ChatGPT到底在做什么？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些？
[美] 斯蒂芬·沃尔弗拉姆(Stephen Wolfram) 著
WOLFRAM传媒汉化小组 译
ChatGPT的基本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相当简单：首先从互联网、书籍等获取人类创造的海量文本样本，然后训练一个神经网络来生成“与之类似”的文本。特别是，它能够从“提示”开始，继续生成“与其训练数据相似的文本”
正如我们所见，ChatGPT中的神经网络实际上由非常简单的元素组成，尽管有数十亿个。神经网络的基本操作也非常简单，本质上是对于它生成的每个新词(或词的一部分)，都将根据目前生成的文本得到的输入依次传递“给其所有元素一次”(没有循环等)。
值得注意和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过程可以成功地产生与互联网、书籍等中的内容“相似”的文本。ChatGPT不仅能产生连贯的人类语言，而且能根据“阅读”过的内容来“循着提示说一些话”。它并不总是能说出“在全局上有意义”(或符合正确计算)的话，因为(如果没有利用Wolfram|Alpha的“计算超能力”)它只是在根据训练材料中的内容“听起来像什么”来说出“听起来正确”的话
ChatGPT的具体工程非常引人注目。但是，(至少在它能够使用外部工具之前)ChatGPT“仅仅”是从其积累的“传统智慧的统计数据”中提取了一些“连贯的文本线索”。但是，结果的类人程度已经足够令人惊讶了。正如我所讨论的那样，这表明了一些至少在科学上非常重要的东西：人类语言及其背后的思维模式在结构上比我们想象的更简单、更“符合规律”。ChatGPT已经隐含地发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用语义语法、计算语言等来明确地揭开它的面纱
ChatGPT在生成文本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结果通常非常类似于人类创作的文本。这是否意味着ChatGPT的工作方式像人类的大脑一样?它的底层人工神经网络结构说到底是对理想化大脑的建模。当人类生成语言时，许多方面似乎非常相似。
当涉及训练(即学习)时，大脑和当前计算机在“硬件”(以及一些未开发的潜在算法思想)上的不同之处会迫使ChatGPT使用一种可能与大脑截然不同的策略(在某些方面不太有效率)。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甚至与典型的算法计算不同，ChatGPT内部没有“循环”或“重新计算数据”。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其计算能力——即使与当前的计算机相比也是如此，更谈不上与大脑相比了。
◄《这就是ChatGPT》中文版封面
我们尚不清楚如何在“修复”这个问题的同时仍然让系统以合理的效率进行训练。但这样做可能会使未来的ChatGPT能够执行更多“类似大脑的事情”。当然，有许多事情大脑并不擅长，特别是涉及不可约计算的事情。对于这些问题，大脑和像ChatGPT这样的东西都必须寻求“外部工具”，比如Wolfram语言的帮助。但是就目前而言，看到ChatGPT已经能够做到的事情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了大量简单的计算元素可以做出非凡、惊人的事情。它也为我们提供了2000多年以来的最佳动力，来更好地理解人类条件(human condition)的核心特征——人类语言及其背后的思维过程——的本质和原则。
【资料来源】这就是ChatGPT／(美)斯蒂芬·沃尔弗拉姆(Stephen Wolfram)著；WOLFRAM传媒汉化小组译．一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3．7(2024．3重印) (图灵程序设计丛书)
▲古籍与文献
◇ 什么是古文字学
李学勤
中国是一个历史久远的文明国家，文字的发展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在我国辽阔的幅员上有许多民族，共同缔造了绚丽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公元以前的文字主要是古代的汉字，另外就只有目前尚未解读的巴蜀文字。因此这本小书所讲的古文字，仅指古代汉字而言，这是需要首先声明的。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文字经过了一系列演变发展的阶段。即使十分熟悉现代汉字的人，没有特殊训练也不能通读古文字。在许多人心目中，古文字是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实际上古文字有其本身的规律。研究这种规律，释读古文字，借以揭示古代历史文化奥秘的学问，就称为古文字学。
古文字学是一门有实用意义的学科。在现代，我国的考古学迅速发展，通过发掘不断发现大量重要的古文字材料，这便要求运用古文字学的知识进行释读研究。当前专门从事古文字学工作的人数还很少，而新出的古文字材料日益增加，现有人力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同时，为了更好地开展文物考古工作，也需要普及古文字学的基础知识。
我国古文字有一点和某些古代文明国家的文字不同。比如古代埃及的文字、玛雅的文字等，由于历史的原因，早已“死”了。有的经过学者反复钻研才得到释读，有的甚至到今天还无法译解，有待学者继续努力。中国的古文字并没有“死”，它一直绵延流传下来，演变成现今通行的汉字，真是源远流长。
既然从古文字到今天的汉字是一脉相承的，那么究竟以什么时候的文字作为古文字学的对象呢?上限是不用说的，应该上溯到文字的萌芽，问题是古文字学研究范围的下限。
一般地说，我们以秦代统一文字作为下限，也就是说古文字学研究的是秦统一文字以前的文字，即先秦文字。不过，在最近一些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好多从秦代到汉初的文字材料，发现其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先秦文字的一些特点，适合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去整理研究。这样看来，也许我们可以把古文字学的范围放宽，把汉武帝以前的文字包括在内。
◄秦统一文字表
秦统一文字(图)是中国文字演变史上的一次大转折，这次转折不可能在秦代短促的十几年中完成，而是通过汉武帝以前的几十年期间逐步走向定型的。经过这一转折，汉代的文字和先秦文字差异相当大，以致那时的学者已难通谙先秦的文字。这时就出现一些人对古文字作专门的研究，如孔安国、张敞、扬雄、许慎等。汉晋以下，不少学者对当时发现的青铜器、竹简等有所研究，他们的成果是古文字学的滥觞。
到两宋时期，由于朝廷提倡，金石之学大盛。这时开始出现著录青铜器及其铭文的专书，特别是北宋末年吕大临编的《考古图》，有器物图形、铭文，，详记发现地、尺寸、重量，附有考释，体例美善，为后人所取法。宋代有不少精研古文字的学者，如诗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所著《金石录》(图2)至今仍有参考价值。钱币、玺印的著录和研究，也是在宋代发端的。
崇尚天道性命之说的理学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以后，古器物及文字的研究暂时衰颓，元明两代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作品。这种局面到清代汉学振兴时又扭转过来。自乾嘉以下，名家辈出，一开头仍继续宋人风尚，以青铜器研究为主。到晚清陈介祺、孙诒让等人的时期，着眼范围大为扩大，收藏既富，创获也日益增是王国维的著作影响极大，为学术界所尊崇。
从乾嘉学者到王国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遗产，但他们究竟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这主要有两点：
第一，他们不能以考古学的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始盛于l928年的殷墟发掘(图5)，可是即使到新中国建立前夕，通过科学发掘获得的古文字材料仍然是有限的。学者所能运用的资料，大部分是偶然发现甚至盗掘的，其价值不免有所逊色。只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蓬勃发展，才有可能以考古学材料作为古文字学研究的主体。
◄ 宋刻《金石录》书影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过去学者没有正确的理论作为研究的指导。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同志为了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向在社会史论战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倾向斗争，开始研究卜辞、金文，为“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开辟了新路。
今天的古文字学和以往的金石学是不相同的。我们主张继承金石学的优良成果，但也必须看到当代水平的古文字学已经是具有新的面貌的现代学科。现在的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都有密切联系，是一门成熟的、有自己的范围和方法的独立学科。
【资料来源】 古文字学初阶：插图本／李学勤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9．8
◇企业家在经济文献中扮演的角色（下）
[美]罗伯特·F.挨贝尔 /
阿尔伯特·N．林克 著 熊越 译
风险、不确定性和组织
每个人在某种情况下都是潜在企业家这种观念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必须应对非均衡变化的学生、家庭主妇、劳动者、退休人员等(按照舒尔茨)，或只是对机会保持警惕的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按照柯兹纳)。但是，经济话语由这一事实所主导：企业家经常组织企业以聚集和协调利用市场机会所需的经济资源。
最近沙伦·阿尔瓦雷斯和杰伊·巴尼认为企业的建立是为了不同的目的：“企业家企业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组织起来的，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与无法在交易开始时知道交易价值相关的交易困难。”相比之下，非企业家企业“是在风险的条件下组织起来的，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与在一笔交易里进行特定投资的人中分配已知交易创造的价值相关的交易困难”。(Alvarez and Barney；2005：788)阿尔瓦雷斯和巴尼认为，认识到这些不同的目的不仅有助于区分企业类型，还有助于将企业家精神的边界定义为一门研究学科。
要求研究边界这一事实是企业家精神这一主题断裂性质的直接结果，而这又是其多样化历史演化的结果。沿着阿尔瓦雷斯和巴尼建议的思路追求这一主题，要求研究人员不要专注于传统研究的企业家的人格属性，而是专注于弗兰克·奈特引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因此，在未来，奈特可能比熊彼特更与企业家精神主题相关，至少在研究企业家精神的管理专家中是如此。
阿尔瓦雷斯和巴尼发现现有的关于公司组织方式的理论不足，【目前在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关于企业如何组织的两种理论是交易成本经济学(Williamson，1975；1985)和不完全契约理论(Grossman and Hart，1986)。】因此发展了一种企业家企业分类，范围从“基于团体(clan)”到“基于专家”再到“基于魅力”的组织。【这种路径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投资于市场机会的决定是有风险的还是不确定的，取决于该投资的客观属性，而不是决策者的看法。“无论决策者的感受如何，或者决策者对决定结果的信念或看法如何，如果决定的结果不确定．那么它们要么是有风险的，要么是不确定的。如果该决定的先前经验可以估计与决定相关的概率分布，那么该决定是有风险的。如果无法估计这样的概率分布，则该决定是不确定的。”(Alvarez and Barney,2005：779)】基于团体的企业家企业的决定不是等级制的——老板告诉别人该做什么——而是民主的；它的领导者倾向于在所有为公司做出特定投资的人中寻求共识。因此，基于团体的企业家企业的特点是高度信任参与做出交易专用性投资的人。基于专家的企业家企业采用某种传统的等级制度，但对“老板”的选择是基于他加入公司的机会成本，而不是基于他的监督和控制能力。这个“老板”最有可能是拥有对公司成功至关重要的专业知识的人。决定权将以该专家为中心，该专家可以做出或委派关键决定。基于魅力的企业家企业也是等级森严的，但行使控制权的“老板”基于他的魅力和远见，而不是他的特定专业知识或监督和调整激励措施的能力。如果其他公司成员与企业家的愿景相同，他们将决定权授予他。这个“老板”将在组织中建立剩余索取权。
阿尔瓦雷斯和巴尼面临的更广泛的问题是，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分有助于对企业家行为进行分类。在基于风险的理论下，将机会视为等待企业家发现的客观现象可能是合理的。(Kirzner,1973；Shane，2003)但在基于不确定性的理论下，企业家与其说是在发现利润机会，不如说是在创造利润机会——往往是通过他们的组织努力。(参见Alvarez and Barney；2005：788)
从他们的研究所揭示的讽刺意味中，阿尔瓦雷斯和巴尼认识到，由于不确定性的条件通常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定，因此组织企业家企业的基础不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定。特别是，一旦通过经验了解与不确定交换相关的结果的概率分布，基于不确定性的企业可能会转变为基于风险的企业。换言之，企业家企业可能是暂时的，但它们的持久性仍然是经济企业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过去作为序幕
预测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未来方向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但是可以从对过往思想的研究中吸取一些教训。一个教训是，企业家精神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与其说是理论问题，不如说是方法问题。经济理论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这门学科试图通过结合数学方法来模仿物理科学时，企业家被挤出了经济学。显然，数学为经济学带来了更高的精确度，从而有望增强其预测能力。然而，将数学引入经济学(大约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时代)是一把双刃剑。它锋利的边缘切开了现实世界复杂性的纠结混乱，使经济学更容易处理，并加速了它的理论进步。然而，它的钝刃使经济生活的基本力量之一——企业家变得迟钝。由于当时和现在
都没有令人满意的数学来处理经济生活的动态，经济分析逐渐退入比较静态的阴影中，企业家扮演了纯粹被动甚至无用的角色。
另一个历史教训是，在其最富有成果的阶段，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化一直是对经济生活动态基本原则的更广泛探索的一部分。经济生活的动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物质的关系。随着经济学变得更像力学的一个分支，它达成了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了它的“灵魂”以更好地了解未来(即预测)。然而，这种未来本该一直受到怀疑，因为静态方法完全抑制了变化。相比之下，动态就是变化，最重要的是，变化是企业家的职责。
企业家是引发变化还是仅仅适应变化的人这个问题是否重要?如果我们依赖企业家精神的最基本特征——感知、勇气和行动——答案是，可能不重要。企业家行动意味着创造机会以及对现有情况作出反应。企业家行动也意味着企业家在不确定性面前勇于承担风险。感知、勇气或行动的失败使企业家无效。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从这些要素中寻找概念的独特性，而不是行动或反应的环境。
正如当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生活的动态时，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理论最富有成效一样，当经济学将自己局限于静态世界时，它也最没有成效。因此，在我们的探究结束时，我们面临最基本的问题：经济学的功能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了解经济生活的基础，还是为了预测尚未发生的事件的进程?如果是前者，我们必须照原样看待经济生活，包括其不完美、其风险和其不确定性。如果是后者，我们有理由从我们的理论模型中挤出某些现实生活条件，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样做的成本。
我们终于面临终极的科学困境。一方面，我们可以牺牲现实主义来获得精确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放弃精确性来获得现实主义。我们所做的选择决定了企业家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归根结底，企业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如此重要的研究主题，是因为他的功能和特征深人到经济学的核心，并提出了从未被解决的经济方法的基本问题——事实上，甚至还没有从经济的角度来被充分讨论。
【注】本文分上下两篇刊载。
【资料来源】企业家精神理论史／(美)罗伯特·F．埃贝尔，(美)阿尔伯特·N．林克 著；熊越 译．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9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Entrepreneurship
▲手稿与旧刊
◇ 《新西北》月刊（1941年）
曹志高
《新西北》月刊，西北史地专号第1辑第5卷第4、5、6合期刊。民国三十年(1941年)出刊。
▲ 本刊分章节介绍了《蒙藏民族的历史概述》《伊克昭盟七旗概况》《五原在历史上之地位》及《酒泉概况》，是研究西北地区早期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
【资料来源】河套印迹／曹志高编著．一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8．1
▲记忆与口述
◇一代宗师徐复先生唯学是务的一生
王华宝
清末民初的一批学人，曾亲炙于前辈大师，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他们的学术事业及学术成就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打下根基。这批学人对近数十年的学术发展和教育事业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得享高寿又保持学术活力的学者，对端正学术方向，建立学术新范式，培养后继人才，影响巨大，成为1978年后学术支柱和学界领袖。南京师范大学徐复教授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徐复先生，字士复，一字汉生，晚年自号鸣谦，又称三乐老人。1912年元月8日生于常州书香门第，2006年7月24日在南京仙逝，享年96岁。徐复先生的一生，诚如南京大学挽联所云：“道术博大精深，堪称现代学林巨匠；胸怀光明磊落，不愧当今教苑楷模。”其学术成就如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唁電所説：“徐复教授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知名的国学大师，在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文献学等领域造诣极深，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文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方面贡献尤大，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许嘉璐教授曾説：“徐复先生淡泊身外，唯学是务，学高德厚，平易谦和，乃一代鸿儒之典型，为我辈知其不可及而不可不追之者。”道出了徐复先生纯学术化的人生本色、境界及其意义。
徐先生1927年考入江苏省常州中学读书。清代乾嘉年间，庄存与在常州创立了今文经学派。常州学术使读高中的徐復喜好人文科学。又受到他父親徐晓卿先生的薰陶及家中丰富藏书的影响，1929年，徐先生跳级考入金陵大学。
1929起至l933年，在金陵大学师从国学大师黄季刚先生等，专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徐復先生晚年常讲：“季刚先生对于为学之道极为谨严，常教导説：‘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我；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後世负责；五曰不窃。’并强调：‘搞小学一定要有深厚的文献语言作基础。”’l931年春，他跟从黄季刚先生游览南京燕子矶，悟到黄先生平日持论有“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更加感到先生气魄之大，一生的学术路向也於此奠定。
金陵大学当时的名师除黄季刚先生外，还有吴瞿安、胡小石、汪辟疆先生等。徐复先生回忆说：“我跟黄季刚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説文》、《文心雕龙》等课；从胡小石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学过唐人小説。”徐復教授还常讲到“胡小石先生还教我程瑶田考古学以及诗文方面的学问”，“刘确杲先生教我‘刘章史学’，刘是指刘知几及其《史通》，章是指章学诚及其《文史通羲》。我对历史有兴趣，与刘先生是分不明的”。对上述诸位先生，徐先生讲：“他们都是学界泰斗，时向问学，终身服膺。”
1933年，徐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後在南京汇文女子中学和九江同文中学任教。l935年9月，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专门从事国学研究。遗憾的是，黄季刚先生不幸於l0月8日病逝，宿愿未偿。
1936年2月，徐复先生至苏州国学讲习会，问学于章太炎先生，专治乾嘉以来朴学家著作；除随堂听讲，又致力於语源学、方言学的研究，对章黄学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徐先生在《余杭大师亲炙记》中回忆说：“复于此时因得广交师友，多方请益，为日后专治乾嘉以来朴学家著作奠定基础焉。”后来徐复教授参加《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工作，在《太炎文录初编校点说明》里，徐先生写道：“其考辨经史，疏释疑羲，精诣所在，石破天惊。章氏早年倡导革命，所为传记诗文，影响都很大……由此可窥见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思想和学术思想。”
1939年5月至l940年2月期间，徐复先生担任了军训部西北巡回教育班的秘书工作，辗转于巴蜀西北等地做抗日宣传，同时就地调查风俗语言。1940年3月至l949年初，在中央政治大学研究部和国立边疆学校从事教学和研究，曾搜集并编写《中国组织组织》一书，教授国文、文字学等，搜集边疆资料。
1949年2月到l952年7月，徐复先生在金陵大学执教，讲授国文、文字学、声韵学、校勘学、《文心雕龙》等。l950年9月，任金陵大学国文专修科代主任，被聘为正教授，时年39岁。
1952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徐复先生被分配到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担任古代汉语、中国语文概论、国文与习作等的教学工作，同时还在南京军事学院、南京教师进修学校兼课，一度还担任江苏省各市县语文教师培训工作。1954年1月至6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语言学理论。
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秦会要订补》，以後又不断修订，至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秦会要订补》(修订本)，先增补了五万字，後又增补了二万五千字左右。
从1959年起参加《辞海》修订工作，并任编委及分科主编。1962年9月至l963年3月，曾脱产到上海担任编写工作。《辞海》十年一修，这项工作一直沿续到去世。
收到蒋礼鸿先生大作《敦煌变文字羲通释》，因撰宿害评，徒事俗
语祠研究，所撰揄文《敦煌变文词语研究》，载《中国语文》1961年第2期，在国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
1966～1976年，徐复先生受到冲击，部分书稿散失。到淮阴支教、到南京师范学院农场劳动时，徐先生仍然致力於学术研究，特别是为注解章太炎先生的《訄书》广泛搜集资料，进行穷尽式的校注，直到200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訄书详注》。
1975年，徐复先生参加了十二卷本《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并担任副主编，还亲自参加“齐部”词条的编纂工作。当时五省一市轮流开会，参加编纂初稿者四百馀人，集思广益，盛极一时。不少参加撰稿的学人，得到锻炼，增长知识，在学术研究中取得可喜的成就。
徐复先生从1978年起领衔招收汉语史硕士学位研究生，连续两届招收硕士研究生共6名。l984年，领衔招收古文献硕士学位研究生4名。帮助南京大学洪诚先生指导汉语史研究生多名，还指导了其他学校的若干学子，应邀到北京、上海、武汉、济南、徐州等地主持研究生论文答辩，以及到各地讲学，推动各地开展学术研究。
徐复先生在培养外国高级访问学者的工作中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指导过日本早稻田大学坂田新副教授，其研究课题是“诗经学史”；前苏联国立基辅大学副教授列左年克研究的裸题是“汉字和汉字教学”；日本高级访问学者末罔宏的研究裸题是“关于清末古文派经学”；瑞士学者冬玛轲的研究课题是“说文解字部首阐述”。还指导过德国耿幽静等人。
1983年，南京师范学院始建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徐先生担任专业主任，後又兼任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名謦所长。徐复先生在讲课中，时时称引章黄学说，并指出，太炎先生指示青年必读二十一书，季刚先生增益为二十五，是为根柢书，为学“资粮”。徐复先生称之为国学二十五书。即：经学十五书，为十三经加《国语》、《大戴礼记》；史学四书，为《史记》、《汉书》、《通典》、《资治通鉴》；子部二书，为《庄子》、《荀子》；集部二书，为《文选》、《文心雕龙》；还有小学二书，为《说文》、《广韵》。在《师门忆语》一文中，徐复先生写道：“以上二十五书，包括中国四部中最重要的典籍，可以囊括一切，也是治各门学问的根柢。当时社会上盛行梁启超、胡适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书一二百种，先生认为泛滥不得要领，没有揭示出重点，故提出以上二十五书以纠正此偏向。”
徐复先生自1929年进入金陵大学读书，到2006年仙逝，近八十年中一直从事学术研究，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文化工程建设，登门求学者更是络绎不绝，与学术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学术活动不计其数。
先生执教七十年，弟子三千。国内国外，桃李芬芳，皆蔚为栋梁之才。先生认为“读书难，治学犹难。一个人只要肯读书求学，就应当鼓励。”提携后辈，不遗余力。受到徐老学术思想影响的后辈学者，不计其数。
【注】本文为王华宝先生《一代宗师徐复先生》一文的节选，以其第一节内容为主。原书以繁体字排版。
【资料来源】1.古文献问学丛稿／王华宝 著．一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9．5；
2.徐复先生照片来自百度。
▲ 博物、非遗、旅游
◇ 进化和多样性（下）
英国DK公司 编著 张劲硕等 译
19世纪出现了许多理论，推测如此异常多变的生命形态是如何在地球上产生的。今天，进化和多样性的理论以及大陆分布位置变化的地质证据，一起呈现出我们的星球上总是变化着的生命的璀璨图景。
拉马克理论引领方向
▲ 【个体努力】拉马克认为，进化是通过生物个体的努力而逐渐形成的。为了够到高处的树叶，长颈鹿的脖子逐渐变长。为了涉水，苍鹭也要长成长腿。
18世纪法国生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Chevalier de Lamark)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的进化理论，认为高等生物是从较简单的生物进化而来。基于他对无脊椎动物广泛的调查，拉马克认为生物终其一生的食欲、栖息地和交配习惯会使其获得必要的性状，失去一些不需要的性状，而出现的变化可以遗传给后代。虽然现代遗传学驳斥了这一“软继承”理论，但拉马克的概念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并被苏格兰解剖学家、达尔文在爱丁堡的老师——罗伯特·格兰特(Robert Grant)进一步地发展。达尔文并没有整个地否定拉马克的理论，而认为它可以是自然选择理论的补充。
▲【加拉帕戈斯地雀】达尔文在航海途中收集了不同种的加拉帕戈斯地雀标本，它相信它们都是同一祖先的后裔。
▲ 【生物地理学】在南部各个大陆，爬行动物和植物化石的分布显示，这些大陆曾经是连在一起的超级大陆——冈瓦纳古陆。
达尔文和华莱士
在19世纪中叶，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ace）分别独立地建立了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他们都有在热带野外工作的经历。在热带环境中，物种高度多元化，竞争激烈，在不同地区生长的同一物种有不同的体貌特征。他们都想知道这样的自然现象是为什么和如何产生的。在旅途中，华莱士为研究和出售而收集标本。在马来群岛，他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地理生物分布的解释——生物地理学，认清了进化中自然选择的作用。同时，作为一位博物学家，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对南半球的5年航行考察，为系统阐述他自己的进化论提供了许多材料。1858 年，华莱士和达尔文共同出版了自然选择的理论，第二年，达尔文拓展了这个理论，出版了他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
▲【第一只鸟】1861年始祖鸟化石的发大物种——爬行类和鸟类——之间进化关联的痕迹。
【注】本文分上下两篇刊载。此为下。
【资料来源】DK博物大百科／英国DK公司 编著 张劲硕等 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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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时空
◇ 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藏中国文物两件
钱存训
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藏中国文物两件：
其一:清政府户部1855年发行的面值为纹银一两的官票。▼
其二：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法华经》残卷。约9世纪，是唐代纸卷书的式样。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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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简介
华教国际
芝加哥大学成立于公元1890年，校区位于芝加哥〈Chicago〉闹区，是全美最有名的10大私立学校之一。在学校草创初期，由于获得当时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经济援助，让校园内部的软硬件规格在短短10年内便赶上了美国其它老字号大学的规格，再加上校园的地理位置就在美国的金融大镇—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在一创校后就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名校之一。
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系统与美国其他大学（的图书馆）基本相同，由一个主馆和近十个分馆组成，总藏书量达560万册，在美国大学图书馆中位居第十二。图书馆中除了一般书籍之外，还有善本、手稿、地图和微缩胶卷数百万件。与其他大学不同的是，芝加哥大学图书系统中设有图书馆学研究生院，30名左右的教师培养100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中，远东图书馆值得一提。该馆成立于1936年，藏有中文图书25万册，仅次于哈佛和普林斯顿，在美国大学图书馆中名列第三。
【资料来源】旧／陈涌 编者．—北京：出版社，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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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
◇ 商会的出现┄┄ 王烨
◇ 北京四合院的文化价值
┄┄ 王世仁
◇ 《罗马法》对于财产权的确立┄┄[日]板谷敏彦
◇ 论人的状况┄┄ 帕斯卡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