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后，百万明军都去哪儿了？

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时任兵部尚书黄嘉善给皇帝上疏：

“国家兵制，自京营及边腹主客兵一百一十六万有奇，宜令直省诸臣各将所属兵马尽数查出。”

经历了万历大三征（万历援朝、播州之乱与宁夏之役）后，尽管明军存在着部分军籍逃亡与虚报的情况，明军总体数量应当依旧有百万上下之数。而正是这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书七大恨告天”，正式开始起兵反明。仅仅数十年间，明朝的百万大军竟然烟消云散，他们到底去了哪里？结局如何？

明代《平番得胜图》局部。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按照明朝初年朱元璋建立的卫所制度，明朝全国各地“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的庞大屯田体系中应该拥有“寓兵于农”的常备军事力量两百余万人，然而，朱元璋这种理想化的设置在土木之变前后便开始崩解。军户大量逃亡，屯田被侵占，卫所军大多名存实亡，仅能维持地方治安，缺乏实战能力。因而自明朝中期以后，明军便逐渐构建起以九边重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蓟镇、山西、宁夏、固原与甘肃）为主的边军体系，九镇兵马长期坚持在与北方游牧民族对抗的前线，熟悉骑兵作战，装备较内地精良，因而是明朝军事体系的绝对骨干。

据统计，明朝万历末年九边边军数量在40万左右，其中：辽东镇约8.3万，蓟镇约6.5万，宣府镇约5.6万，大同镇约5.3万，延绥镇约3.2万，宁夏镇约2.7万，固原镇约3.1万，甘肃镇约2.8万，山西镇约1.5万。近40万边军主力自河西走廊嘉峪关直至辽东边墙，绵延覆盖整个明长城沿线，是明朝国防的重中之重。而自努尔哈赤正式伐明伊始，明朝连续发动数次大规模战役意图解决辽东困局，将整个九边兵力抽调组成大兵团与后金展开主力会战。

如举世闻名的辽东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分别有20万与10万之说）中就以九边精锐为主，如南路军李如柏部基本为辽东镇兵，并辅以蓟镇步兵为后勤。西路军山海关总兵杜松麾下则有宣府总兵赵梦麟与大同总兵王宣手下精锐骑兵，北路军马林麾下除辽东镇将士外还有延绥总兵官秉忠、宁夏总兵尤世禄手下的西北骑兵，东路军刘綎属下除了川军与朝鲜军外，同样配备来自甘肃与固原两镇的西北铁骑数千。如此来看，明朝出动的四路大军是囊括整个九边的豪华阵容。然而，随着努尔哈赤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策略生效，除南路明军以外的九边大军尽数残灭，明朝将领死亡310余员，军士阵亡45870余人，再加上投降与失踪的明军人数，总损失当在5万-6万以上，实为明朝中后期精锐边军的第一次大规模损失，造成各边镇折损人数两成以上。

萨尔浒之战次年，后金军破关直逼辽沈，明军辽东镇残部在辽沈两城再次被歼灭4万余人，而负责援助辽东的总兵陈策、童仲揆两人则带领着包括川军、浙军以及九镇援兵在内的3万人，在沈阳浑河两岸尽数殉国，同时萨尔浒之战后生还的九镇援军2万余人也尽数消散。随后不久的广宁之战中，总兵刘渠与祁秉忠率领的甘肃、宣府等九镇兵又在平阳桥与沙岭一带被后金军队围歼，原本驻守广宁等地的辽东镇兵又因巡抚王化贞的逃窜而溃散，因而大量被清军俘获。至此，萨尔浒之战后，明军九边精锐援辽力量被全部摧毁，辽东镇兵除祖大寿与吴三桂等少数辽人世家退守关宁防线外，基本尽数陨落。明朝边军阵亡与投降者累计达10万人以上。

广宁之战后，明朝宁远以东的辽东地区基本沦陷，明军九边主力损耗巨大，短期内无法组织兵力进行反击，只能依靠以袁崇焕及孙承宗构建的关宁防线采取守势，扼守辽西走廊以防备后金。

而随着后金（清）对察哈尔等蒙古部落的降服，皇太极得以实现对辽西走廊的战略迂回，通过古北口与喜峰口等要塞，从燕山山脉直插京畿腹地，进入直隶与山东各地，迫使明军不得不再次考虑调集重兵与之决战。公元1641年，崇祯帝再次抽调九镇最后的精锐出兵宁远锦州一线，希望与清兵决一死战，随即任命蓟辽督师洪承畴总督蓟、辽军务，帅秦兵以东，授变蛟东协总兵（延绥镇）、王廷臣辽东总兵、白广恩（榆林卫）援剿总兵，与山海马科、宁远吴三桂二镇合军；复命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唐通各以其兵至：“凡八总兵，兵十三万，马四万。”这支13万人的大军在历时两年的松锦会战中同样被皇太极以围点打援的方式大部歼灭。据史料记载：

“（清军）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 

而明军在松山、锦州、杏山等地守军又多有投降者（祖大寿家族），因此这一支最后的九边主力得以保全者基本仅有吴三桂所部少量关宁军，其余10万人基本全被清军歼灭或收编。

明《蓝章战功图》。来源/即墨博物馆

至松锦之战结束，明朝边军在辽东战场几次规模性战役中折损人数达30余万，如若加上边军前期与蒙古军作战折损、伤病逃散等非战斗减员，以及后期明军瞒报虚领饷银等情况，边军在辽东战场之上的折损应当接近40万，除延绥、宁夏、固原与甘肃等西北边军以外的明边军主力基本被掏空殆尽。

与山海关外明边军被后金（清）军成建制大规模消灭不同的是，明军内地的精锐镇守力量则是在南北交攻的乱局中疲于奔命。

自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王二起义后，明末农民起义军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保持游击作战。以高迎祥、李自成与张献忠为代表的起义军，以“老营”裹挟流民的方式转战数省，明军曹文诏与左良玉部（边军昌平军与延绥军以及内地镇兵）一度追击合围农民起义军，而崇祯七年（1634）七月至闰八月，皇太极进犯宣府、大同的数个州县，在河南包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曹文诏被调往大同抗金，以致农民起义军核心力量突围逃窜，从而功亏一篑。如此戏码在随后又几次三番上演，如崇祯九年（1636）洪承畴、孙传庭领西北秦兵一度击杀“闯王”高迎祥，将张献忠与李自成围逼于陕西与汉中两地，却又遭遇皇太极第二次攻入长城，破昌平蹂躏京畿，不得不调卢象升北上，从而让平叛战争再次功败垂成。崇祯十一年（1638），孙传庭与洪承畴再次将张献忠逼至谷城，将李自成逼入川陕山区，却又因为清军入关横扫直隶与山东的“戊寅之变”而无奈北上。

明《观榜图》。来源/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军几乎每隔两年的周期性入关活动造成明朝关内军队不仅无法专注围剿农民起义军，还需要经常长途跋涉行军，造成大量兵员的非战斗减员（粮饷断绝导致士兵逃散与病亡），农民军也借此得以休养生息不断寻找战机。在这一形势下，明军关内主力时常因为作战距离过远而陷入起义军的埋伏之中，而明朝军队相互之间配合调度同样多处掣肘，如曹文诏的秦军主力就因在甘肃中伏而尽数覆没，卢象升的天雄军则在北上救援朝廷的道路上被清军入关优势兵力伏击歼灭，秦良玉所部三万川军则在张献忠部入川之际孤军迎敌，最终于长江上游被尽数破灭。直至崇祯十五年至十六年（1642-1643），孙传庭所部10万西北秦军先后在郏县之战、汝州之战与潼关之战中连败于李自成军，最终导致整个西北军事力量全面覆灭。

在长达17年的明末大规模农民起义中，明朝关内地方镇守力量与西北边军先后投入20万至30万兵力对农民军进行追击围剿，却在与农民军的拉锯和清军的入关劫掠中进退失据，顾此失彼，最终被分化瓦解，消失在华北平原的苍茫之中。

明代嘉靖款胜字流星炮。来源/首都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守卫北京城的京营10余万（五军营、三千营与神机营）力量本应是崇祯皇帝最后的王牌，但实际上在万历后期就因为被抽调赴朝鲜作战而损耗巨大，军饷拖欠，士兵逃亡严重，导致天启朝仅存数万。随后组建关宁防线又抽调部分京营参与辽东战事，京营兵力再次衰减。在后金入关己巳之变（1629）中，皇太极突入京城后，京营部队出城抵御一触即溃，实际上已不具备对抗后金（清）军队的实力。在李自成大军进逼北京时，京城营兵又遭遇鼠疫大作，死伤枕藉，丧失了最后的作战能力，致使北京城门户洞开。

公元1644年，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一路北上，并于当年三月十九日攻入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大明王朝中枢沦亡，而清军则趁机招揽吴三桂由山海关进入关内开始对大顺政权作战。在同一时间，江南的明朝官僚于五月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年号弘光，是为南明政权。南明政权依赖的主要部队就是由南逃的明边军、京营以及江淮地方镇守部队组成的所谓“江北四镇”，与武昌左良玉部组成的江淮防线，这一支明军数量约在22万（其中左良玉部5万），可以说是明朝最后一支成建制的官方军事力量。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保命的武装力量，在南明政权框架下依旧无法有效运转。公元1645年初，清军由多铎率领南下渡过黄河，江北四镇的统帅之一高杰领兵循河南，却因内讧被叛臣许定国所杀，河南明军与徐州高杰部明军先行交战，前者最终投降清军，后者在主帅死后多数散离，其部将李成栋投降清军。随后，清军沿着黄河淮水一路南下进入南直隶，南明大臣史可法紧急调令刘泽清、刘良佐与黄得功等其他三镇兵马10余万前往救援扬州。而恰逢此时，西边守卫长江中游襄樊武昌一线的左良玉竟然因为弘光朝廷对“伪太子案”的处理而与当政重臣马士英决裂，并借机公然宣布“清君侧”以争权东下，从武昌一带沿江东下反叛南明朝廷，南明朝廷不得不派遣四镇统帅之一的黄得功前往庐州抵御。

在江北四镇兵马只剩一半的情况下，明军另外两大镇将刘泽清、刘良佐竟公然选择率领近10万明军投敌，致使明军在江北再无可战之兵。而反叛的左良玉所部在东进到九江之后，因左良玉去世，全部在其子左梦庚带领下投降清军，致使从武昌乃至于九江的整个长江中游门户洞开，从而为清军渡江扫清了全部障碍。公元1645年4月，清军攻破史可法据守的扬州城，彻底歼灭江北所有明军力量，并于当年五月攻破南京，弘光皇帝出逃芜湖后投奔最后一镇将领黄得功，最终屈辱被俘，江北四镇也以一部内讧逃散、一部阵亡、其余降清的悲惨结局收场。

明《出警图》。来源/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弘光皇帝政权覆灭之后，明军所剩部队基本仅有位于川东的明朝四川总兵曾英所部10万人，镇守湖南湘阴一带的明军总兵何腾蛟数万，以及雄踞浙闽掌管东南水师的郑鸿逵、郑成功兄弟10余万人以及两广地区明军等四大部分。其中，川东地区明军在张献忠战死川北之后沿长江据守，却遭遇张献忠余部李定国、孙可望所部突围，总兵曾英战死后明军溃散，部分追随李定国等人的大西军深入川黔，成为后来永历帝退守西南的最后依靠。驻守湖南的何腾蛟则率部与清军血战湘江，在与清军拉锯四年之后尽数溃败。

如此一来，南明政权可以直接掌控的区域便只剩下了东南浙闽以及两广之地。可谁知此时的南明诸王却又展现出“大敌当前，不忘夺权”的政治闹剧，如隆武皇帝在福州即位后，监国浙东的鲁王朱以海在属下将领怂恿下，拒不接受退位归藩的要求，在钱塘江以南自立门户，与福州政权互挖墙脚，不仅拉拢对方实权将领为自己所用，更斩杀对方使臣官员，从而使东南明军力量无法合力抗清，最终导致清军横扫浙东。鲁王全军溃散后逃亡海上，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携所部军队降清，少数余部随郑成功依托厦门与金门等地孤军抵抗。

而剩下的永历皇帝朱由榔与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的邵武政权又重蹈同室操戈的覆辙。两广地区明军本身战力不强，却被分割为肇庆一方的永历军与广州一方的邵武军两个阵营。在清军已经全面攻占江西、福建、湖南等省之际，双方居然为争夺皇位在广东三水县一带发生内战，激战珠江后，军力元气大损，清军渔翁得利，不费吹灰之力攻占广州城，彻底摧毁邵武政权，也基本瓦解了明军最后的军事力量。

南明永历帝玺。来源/云南省博物馆

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永历皇帝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统领明军余部在今缅甸一带继续抗争的李定国泣血而亡，临终前叮嘱儿子与部将：“宁死荒外，勿降也。”依托西南抗清的最后一支明军也随之烟消云散。也是在同一年，年仅39岁的郑成功在台湾岛上急病而亡，死前疾呼“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参考文献：

1.顾诚：《南明史》，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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