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恩师徐法绩:从五千考生中发现左宗棠,令左宗棠感激一生

文化   历史   2023-12-03 10:42   重庆  

(刊于《同舟共进》2023年10月)

道光十二年(1832年)八月,正是桂花飘香的时节,20岁的湖南学子左宗棠和二哥左宗植一起来到省城长沙,参加当年的乡试。

在清朝,湖南乡试的地点位于湖南贡院,位置大约在今天长沙市青少宫以东、蔡锷路以西、营盘路以南、中山路以北一带。这一年为壬辰科乡试,湖南参考人数有5000多人,而正榜名额只有49名,百分之一的录取率都不到,可见竞争之惨烈,也让左宗植、左宗棠两兄弟手心里暗暗地捏了一把汗。


三场考试考完,左宗植一帆风顺,勇夺湖南壬辰科乡试第一名——解元,而左宗棠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他引以为豪的头场考卷文章被同考官胡鉴批了3个字“欠通顺”,打入另册,成了“遗卷”——这意味着,左宗棠几乎要名落孙山了。

我为什么说“几乎”呢?这是因为,清朝乡试制度为了防止遗珠之憾,规定主考官要对所有的“遗卷”进行复查,以保证人才全部入选。此举叫做“搜遗”。所以,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左宗棠还存在“起死回生”的可能性。

但是,在这之前,这种复查多是走走过场,没有哪位主考官会真的把几千份“遗卷”拿出来一份份检查。这样做的工作量太大了,而且有吃力不讨好之嫌。毕竟,“搜遗”并不会增加正榜名额。“搜遗”成功几份考卷,就会将原来拟定纳入正榜的几份试卷淘汰,仍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何必多此一举呢?

我们不得不说,左宗棠还是有那么一点好运气。他遇到了一位负责任的主考官——徐法绩。

徐法绩,字熙庵,陕西泾阳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清朝有“非翰林不得入阁”的规则,翰林院向来是培养内阁大学士、地方督抚等高官的地方,徐法绩入了翰林院,前途自然不可限量。遗憾的是,两年后,由于父母年老力衰,他辞官回家抚养双亲,长达10年之久,“浪费”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道光九年(1829年),当他返京补缺为御史时,已是40出头的中年人了。


虽然归来已不是少年,朝廷上也早已物是人非。坐在龙椅上的嘉庆皇帝,换成了年轻而踌躇满志的道光皇帝。当时,国家承平已久,朝堂之上,文恬武嬉,耽于安乐。御史们也乐于当太平官,大事不管,成天提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秀一秀存在感。徐法绩则不一样。他向道光皇帝上疏批评了御史们的做法,指出“谏臣当识大体,不宜毛举细故渎上听,致久浸生厌”,意思是御史们应当从大处着眼,顾全大局,不宜以细微末节的事情堵塞皇帝的视听。他以身作则,“屡疏言国家大计”,并建议朝廷着力“求人才、捐文法、重守令、绳贪墨”,还弹劾了两名不称职的地方官员。

特立独行的徐法绩,成功地引起了道光皇帝的注意。道光皇帝亲自接见了他,将他连升三级,提拔为正四品的刑科给事中。不久,徐法绩奉命稽察银库。众所周知,这是一个“肥差”呀。可是,徐法绩拒绝了所有陈规陋习,做到清廉自守。期间,他还查出了一件官员狼狈为奸隐匿云南饷银的大案,轰动一时。


对于这样清廉自持、办事得力的官员,道光皇帝自然要予以重用。他不但被提拔为礼科掌印给事中,还在道光十二年奉命出京,以主考官的身份主持湖南乡试,因而有了与左宗棠的一段佳话。

咱们继续说“搜遗”的事情。

这一年,适逢道光皇帝五十大寿。道光皇帝专门下诏,命令各地搞好乡试“搜遗”工作,将有真才实学的考生选拔出来。按照规定,“搜遗”工作由主考官和副考官共同开展,可不巧的是,姓胡的副考官由于不堪劳累,不幸死于试院,这项工作就留给徐法绩一人完成。

在经过日以继夜的忙碌后,徐法绩从5000多份考卷里,大浪淘沙一般搜出了6份“遗卷”。其中,首卷就是左宗棠。另外,还有一名叫吴敏树的考生。吴敏树自幼才智超群,后来成为柈湖文派的创始人。郭嵩焘说“湖南两百年文章之盛,首推曾吴”,这里的“曾”指曾国藩,“吴”则指吴敏树。


一次“搜遗”就发现了两名世不二出的顶尖人才,可见徐法绩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费了一番心血,不是虚与应付。

作为主考官,徐法绩并不能对“搜遗”一言九鼎。他拿着6份考卷,去与同考官们商量,请他们修改评语,以便补上正榜。可是,其它五位考生的评语都被修改了,唯独胡鉴坚持原则,不愿意改掉自己的评语。他说:“您是主考官,中不中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儿,但改评语恕难从命。”徐法绩去找其他考官,也被拒绝了。

对于同事们的固执己见,徐法绩表示理解。科考是朝廷大事要事。清廷对科场上考官“衡鉴不公,草率将事者”处分是非常严厉的。各省乡试结束后,要将所有的中额试卷押解礼部进行覆核,如果有“字句可疑,文体不正”者,举人除名;主副考官、同考官轻则要夺俸或降调,重则将遭到革职或逮问的处罚。显而易见,这是一件关系到考官们功名禄位甚至身家性命的事情。徐法绩也自然不愿意因为一份考卷与同事们撕破脸。

看起来,左宗棠注定无法通过这次乡试了。

幸运的是,徐法绩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他为了让同事们安心修改评语,也为了给自己的道德见识正名,调出了左宗棠第二场考试的答卷,隐去姓名后,传给同考官们传阅。

左宗棠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读书人,不管是思想还是意境,都远远高于同龄人。在这场乡试中,左宗棠并未严格按照八股文的固定格式进行作答,没有像八股文章那样字斟句酌、文辞缜密,颇有不走寻常路之意。在第二场考试中,左宗棠写的文章叫《选士厉兵简练俊杰专任有功》。这篇礼经文的主要内容用白话文翻译过来就是,选拔一批能为己所用的人才,组织一支精炼能干的军队,专心致志,只为成就盖世事功。文章针对当时朝廷的时弊侃侃而谈,不是寻常学子的无病呻吟,得到了同考官们的击节赞赏。他们甚至怀疑,这篇文章是不是提前进行温卷了,也就是说有暗通关节的嫌疑。


徐法绩马上开启试卷弥封,露出“左宗棠”三个字。同考官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考生就是贺长龄、贺熙龄等湖湘名流纷纷“以国士见待”的青年才俊左宗棠,难怪写出这么漂亮的文章。

于是,同考官将左宗棠考卷的批语由“欠通顺”,改为“尚通顺”。一字之差,改变了左宗棠的人生命运。就这样,左宗棠因为“搜遗”,考中本次湖南乡试第十八名,成为了一名举人。

这里还有一段趣事。这天,湖南巡抚吴荣光前来视察工作,慰劳辛苦了好大一阵的各位考官。他见到徐法绩“搜遗”出来的考生,正是在他创办的湘水校经堂表现优异、7次考试中每次都名列第一的左宗棠,激动不已,离开座位,给徐法绩深深一揖:“多谢熙庵兄慧眼识珠,为国家选出了一位难得的人才!”

人生的道路,继续向前延伸。主持完湖南乡试后,徐法绩回到京城交差。左宗棠则与二哥返回湘阴老家,继续耕读日子,等待未来一鸣惊人。

道光十三年(1833年),徐法绩被外派到东河总督治所兖州府,学习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与运河治理工作。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运河是经济、民生大动脉。有清一代,朝廷始终把黄河和运河的治理工作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每年都要拿出大量的财政资金和人力物力进行治理。可是,到了晚清时期,由于统治衰朽,导致河政颓坏、乱象丛生。虽然朝廷经常派员巡查河工,这些人也多是走走过场、敷衍了事。徐法绩来到兖州后,真正下沉到基层一线,周历两岸,详询利弊,最终形成一篇内容翔实、应对有方的《东河要略》。


那时候,河工成为一些利禄之徒损公肥私的捞钱机会,河工、官吏纷纷借各种名目私分治河巨帑。他们也送了很多钱给徐法绩,徐法绩却从不接受。这一点,连东河总督都看不过去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此俗例耳,拒之无一顺人情。”意思是大家都这样做,你不加入就太不够意思了。徐法绩笑笑不语。

道光十四年(1834年),徐法绩被调回京城,担任太常寺少卿。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太常寺少卿都是正四品,属于平调。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的机关,在太常寺任职的官员手里没有多少实权,基本上是给大臣养老的地方。彼时的徐法绩,才45岁,怎么说都不应该安排到太常寺去养老啊?难道是这位清正廉洁的官员,最终遭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共同排挤?个中实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也可以判断,以徐法绩的性格来说,的确不会在晚清官场走得太远。一年后的道光十五年(1835年),徐法绩以病乞归,回到陕西泾阳老家。再过两年,他因病去世,年仅47岁。

当徐法绩告辞人世时,左宗棠正在湖南醴陵渌江书院担任山长(院长)。他一边给学生上课,一边准备第二年进京参加第三次会试——前两次会试,他都失败而归。由于信息的闭塞,他根本无从知道恩师去世的消息。只是在内心深处,默默地怀念着恩师。

在那以后的岁月里,左宗棠经历了第三次会试落败的心酸,躬耕于湘阴柳庄,又在太平军大举进攻长沙的时候挺身而出,加入到保卫清廷的阵营。十余年的南征北战,他战功累累,官至闽浙总督,以一介落榜举人的身份跻身封疆大吏之列。1866年,左宗棠转任陕甘总督,率军平定西北战事。1869年初冬,他在率部进逼平凉、宁夏的路上,忙里偷闲在陕西西安停留一天。

在这战事紧急、刻不容缓的时刻,左宗棠要去干嘛?他要去拜谒自己的恩师徐法绩。

当天,左宗棠整容易服,风尘仆仆来到百里之外的泾阳县中张镇土门徐村,拜谒前太常寺少卿徐法绩的墓茔。他毕恭毕敬地执门生礼,并亲笔撰写了“皇清诰授中议大夫太常寺少卿徐公神道碑铭”,满怀感情追述了恩师的一生。


神道碑是一座石碑,通高2.25米,宽0.95米,厚0.25米。碑文为颜体楷书,共17行,每行70字。碑文笔力雄劲,肃然森立,豪迈大度,端庄中隐含风雷之气,有颜真卿书法风范。左宗棠流传于世的书法作品中,楷书不多,这种长篇楷书更是罕见,实为难得的遗世瑰宝。这里有一个插曲:2013年9月,这座神道碑在立碑原址被盗,引起泾阳县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2022年10月24日,神道碑被群众送归县文保部门。

那时,徐法绩的儿子徐正谊也已去世,有一个孙子叫徐韦佩,已经考取了举人。左宗棠将他聘为幕僚,为大军西进出谋划策。后来,左宗棠还推荐他出任平凉府知府。

有意思的是,左宗棠了解到泾阳独有的茯砖茶后,借鉴盐票的办法,在茶叶经营管理中实行茶票制度,革除茶政之陈弊。在左宗棠的主持筹划之下,一批有实力的湖南茶商来到泾阳,开业制茶,销往西北地区乃至于全国各地,泾阳茶业由此步入兴盛时期。

这一点,徐法绩怕是万万都料想不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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