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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来，艾米莉·莫特尔（Emily Mortel）一直担任加拿大同一家庭的住家护理员，照顾一位如今已101岁的老兵。她陪他看医生、监督用药、陪伴聊天。她鼓励他锻炼身体，并带他去Costco吃热狗和薯条——这是他的最爱。
直到今年8月，这位菲律宾护理员才搬出雇主家，与21岁的儿子米克赫斯（Mickhus）一起开始新生活，因为她终于成功让儿子来到加拿大，他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家。
“我在这里已经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一位家人能来到这个国家和我团聚，”55岁的莫特尔哽咽地说道。她于2005年离开家乡，先是在阿布扎比当助理护士，2008年来到加拿大。
然而，莫特尔漫长的家庭团聚之路充满坎坷，她等待永久居民身份审批多年，为了申请被迫放弃患病的丈夫，眼看着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因为超龄而失去随行资格。
“我仍然非常感谢加拿大，因为它为我打开了在这里工作的机会，”莫特尔说。她的丈夫马诺利托（Manolito）本月初因肾衰竭去世。“如果不是来加拿大，我无法养家，也无法给我的孩子们提供优质教育和更好的未来。”
从2005年离开菲律宾开始，这位妻子和母亲每天都点燃蜡烛，手握念珠为家庭团聚祈祷。当她第一次离开马尼拉成为外派劳工时，孩子们才2岁、9岁和13岁。
在菲律宾受过助产士培训的莫特尔原本和丈夫——一名三轮车司机，过着幸福的生活，但两人的收入不足以养家。她在阿布扎比工作时听说加拿大的住家护理员项目，该项目在申请人完成就业要求后可获得永久居民身份，这对她来说是个有希望的选择。
然而现实很残酷
2008年1月，莫特尔抵达加拿大，但她的雇主立刻终止了雇佣合同。她花了8个月才找到现在的雇主，最初是照顾雇主的妻子，后来转为照顾鳏夫。
2010年，她在完成住家护理24个月的工作要求后申请永久居民身份。2013年，她的家人被要求提供生物识别信息和体检报告，结果丈夫被诊断出患有肾病，尽管当时没有症状。
之后三年没有消息，直到移民部门通知她，由于丈夫的健康问题，全家申请被拒。莫特尔花了两年时间申诉，但最终在2019年失败。
为了保住加拿大梦，莫特尔于同年再次申请永久居民，这次将丈夫和孩子列为“非随行家属”。2021年9月，她获得批准。但由于家人被排除在申请之外，他们无法自动加入，需要单独申请担保。
米克赫斯说，从他年幼时起，母亲就承诺会将全家带到加拿大，他厌倦了人们不断问起他妈妈在哪里。
“但我知道妈妈一直在为我们拼命努力，”米克赫斯说道。他的两个姐姐都已大学毕业。“我很高兴能和妈妈一起生活，弥补我们失去的时光。但这也令人唏嘘，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而姐姐们也无法来到这里。”
莫特尔的大女儿阿莉扎（Alyza）现年32岁，是一名护士。她再也等不及了，今年嫁给了一名芬兰人后搬去了那里。小女儿梅根（Meghan），28岁，9月时担保申请被拒。
梅根在IT领域工作。她说自己小时候是个“黏人”的孩子，妈妈不在身边让她错过了很多特别的时刻，比如圣诞节、毕业典礼和生日——她和妈妈生日是同一天。她一直期待妈妈从加拿大回到菲律宾探望她们，但看到妈妈离开时也会感到痛苦和被遗弃。
“这真的很难，因为她不在我们身边，”梅根说。她非常喜欢妈妈做的鸡肉Adobo（菲律宾经典菜肴）和烘焙。“每当妈妈离开，家里就变得空荡荡的，没有了欢乐和生气。”
莫特尔将薪水的大部分寄回家，她说自己感觉不像一位母亲，更像是孩子们的“供养者”。
“作为母亲，我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因为他们是和父亲一起长大的，”莫特尔说。几年前，她被诊断出患有心律不齐（SVT）。“我不在他们身边，我只是寄钱供养他们。”
尽管如此，她并不后悔来到加拿大的决定，并为自己牺牲后让孩子们能上私立大学、接受最好的教育而感到自豪。
加拿大移民部在发给《星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于2010年10月收到莫特尔的永久居民初次申请，但她的配偶和子女未被列为受抚养人。2013年4月才收到包含家人的申请。
然而，移民顾问尼尔·罗森伯格（Nir Rozenberg）指出，已废止的住家护理员项目是一个分两步进行的流程，主申请人需在加拿大获得第一阶段的批准，才能将申请发送到其家属所在国家的签证办公室。他强调，莫特尔的家人实际上是2010年申请的一部分。
罗森伯格自案件开始便代表莫特尔一家，如今因同情免费为她们提供帮助。他说，莫特尔用超过16年的时间不仅照顾了一位加拿大人，还牺牲了对自己孩子的照顾。
“当你真正审视这个案件的事实和情况时，会觉得加拿大并不那么富有同情心。”
该事件也引起网友广泛讨论：
许多人表示同情。
“为什么加拿大这么冷酷无情？加拿大人已经厌倦了，希望能有一个更高效、更具人性化的公共服务体系，或者将其外包给能够做到这些的组织。”
“虽然我不一定相信我所读到的所有内容，但似乎这家人将是加拿大人口的一个极好的补充，尤其是考虑到一些恐怖分子和谋杀犯也被允许进入加拿大。我对任何想在这里过上诚实生活、谋生的人都没有问题。”
然而，更多的评论者则认为这次加拿大移民官员没有错，规则就是规则。
“虽然我对这个故事中的人们表示同情，但如果我们允许那些可能对系统造成负担的人进入，加拿大本已脆弱的社会服务网络（尤其是医疗系统）可能会崩溃。”
“尽管我深表同情，但我看不出我们在这件事上哪里做错了。她确实经历了不幸的境遇：她的丈夫未通过入境前的体检，因此被判定无资格入境。
相反，如果我们不对被担保的家庭成员要求任何形式的体检，就会让来自各地的病患大量涌入，进一步加重我们本已不堪重负的医疗系统压力。”
“作为一名在1980年至2015年间工作的移民官员，我可以说，这样的悲剧并不罕见。做出这些决定从来都不容易，但保护加拿大人和我们享有的许多社会体系始终是决策的关键因素。文章中的这位女性及其家人了解相关风险，她选择了留在加拿大的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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