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得感”与集体卑微恐惧

文摘   2024-10-06 04:39   法国  

最近因为我下了小红书,开始与中文流行语境接轨。

学到一个词,“配得感”。这个词存在很久,最早能搜到2022年在中文网络频繁出现的记录。在中文语境里,总冠上“心理学”名头,然后用于解释谷爱凌们的自信和余秀华们的卑微。

今天我突然考据起来了。我很怀疑这是中文网络发明出来的假心理学术语,用于解释群体性卑微,或群体对于“卑微”的恐惧。

“卑微”这个词,以前我只知道“周德卑微,战国既彊, 卫以小弱, 角独后亡”,意指政治地位的衰落或个人地位的渺小。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只被用于形容感情关系中的处境,多指女性。后来“恋爱脑”这个词被发明出来,取代“卑微”并与之共存,指责女性的词从此花样又多了一种。

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什么显性的恋爱脑,我就老被这么预警,钉死在世界第一卑微十字架上。其实我觉得我还可以,我很抠,抠门的人没有卑微的资本,什么都要算到利益最大化,所有权利都寸土必争。自我中心到锱铢必较的人不可能卑微。

上礼拜我去听flora导师的讲座,第一次了解她的硕士研究对象,16世纪女诗人Louise Labé。她也被诟病卑微了数百年,连她的诗都以讹传讹成她的情人写的。一定要她只配得做缪斯,而不配得做皮格马利翁本人。我听到flora的导师说,Louise Labé的女权主义在于,她用诗去证明女性和男性在感情关系中分享着同等的疯狂,女性不是只能做爱之疯狂的客体。我想拿个笔写下来,结果演讲厅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仅有几句笔记都记到隔壁陌生人的本子上了。

提问环节,我本来真的很想问,在中文舆论语境中,爱之疯狂被认为女性失去主体性的行为,或曰“恋爱脑”、“卑微”、“配得感低”,如何理解“女性同样可以拥有爱之疯狂的主体性”与大众认为的“因疯狂失去主体性”的微妙区别?并把专家答案记下来反驳所有反驳我的人。后来没问,这问题太幼稚了,我不能给flora丢脸。

回到我今天的“配得感”考据。为了溯源,我搜了中文自称心理学公众号中出现的“配得感” deservingness,先跳出来法语解释,翻译为le droit aux prestations sociales,“感到自己应得社会福利的权利”,造句:在没有充分考虑社会可行性的情况下界定社会福利的权利(配得感),可能会威胁到社会共识,进而威胁到民主。因此,这里“配得”的对象是社会权利。也就是说,个体应该向社会和政府索要应有的社会权利,而不感到羞耻和卑微。

为了表示严谨,以防法语语境把万事万物都政治化,我又搜了英语deservingness theory。根据1979到2008的文献,总结出来:配得理论的基本主张是,个人倾向于将团结互助的对象锁定在那些被认为配得的群体,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同样是一个主要出现在社会政治领域的概念,当人们讨论政府福利资助的对象时,群体会衡量资助者的道德、需求、社会贡献,决定其“是否配得”。

这一衡量同样是充满争议的,它非常容易陷入John Stuart Mill在“功利主义”Utilitarism理论中指出的威权主义陷阱:由于 “有用”道德要求个人有与同伴和谐相处的愿望,因此这一理论有可能导致集体主义和群体暴力。“配得”的尺度依赖于个人的道德,道德标准的模糊性和标准制定者的多变性可能导致专制主义。很不幸,这碰巧是我的研究课题。


讽刺的是,在一个无法讨论社会政治权利的语境下,“配得感”一词成为安抚众人、转移注意或贬低女性的情感鸡汤。所有政治话题都能被消解成情感夜谈,并以对个体的贬低和要求结束,仿佛 “不配得”是个体本人的人格缺陷或需要改进的性格问题。仿佛只要提升“配得感”,总是自我中心、觉得自己值得,然后获得异性青睐或家庭宠爱,权利与保障、不强加于人的所谓义务,人之为人本应有的权利就会随之而来。

当然,矛盾再一次被转嫁,问题本质永远被掩盖。

不追问权利本身之“配得”,倒发明一大堆“卑微”或“恋爱脑”这种莫须有的怪词,安置在女性头上,这他妈很suit the fucking patriarchy fine。将对社会权利的要求及其延展争议,刻意曲解成对女性在情感关系中的贬低,简直是父权制下的一种奇观。

况且事实上,中文语境里“配得感强”的人并不会有假装成科普的情感文章里说的那么一帆风顺。“配得感强”,in other words,出头鸟。出头鸟从来都是要被打死的,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我第一次找工作,面试一切顺利,到最后似乎是主编的人问我觉得自己应该拿多少工资。我说8000,那是2014年底。一众领导哈哈大笑,逗小孩,那税前8000还是税后8000?我说,我不懂税前税后,我要拿到我手里8000。领导们说,你这口气不小哇。我说,我值这个价。

“配得感”💯的我当然没有被录,甚至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也许是我资质不足,虽然我并不相信,我从来都是最好用的记者。我能用英音采访还能玩梗让对方对我印象良好并吐露更多。那时候我以为所有人都理应做到,并不为此要求更多工资。这样说,我确实配得感不够。

那时我只觉得该杂志非常没有礼貌,对采访对象也这么用后即弃?还是说对待不重要的应聘者就不需要伪装礼貌?连我都能做得更好。

所以我最后想说的事,少拿这种假心理学的狗屁制造集体卑微,然后霸凌身边真正要求权利的人,得到权利的人没法卑微。

1969年的九号楼
第三机动队冲进九号楼时,据说里面正在用最大音量播放维瓦尔迪《谐和的幻想》,而我们把温吞吞的啤酒倒进从理学院实验室偷来的广口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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