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剧学会中，梅兰芳操琴、余叔岩击鼓 1931年
陈均|“余门三杰”的文化史意义
文/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 陈均
“余门三杰”指源出于湖北罗田的余氏在晚清民国时期相继涌现的三位名伶：余三胜、余紫云、余叔岩。余三胜活跃于道光咸丰时期，为“前三鼎甲”之一，与程长庚、张二奎并称，是其时最著名的老生之一。余紫云活跃于同治光绪年间，习青衣花旦，被认为是后世“花衫”之渊源，并被画入京剧史上的传世画像“同光十三绝”。余叔岩活跃于民国时期，创立“余派”，亦是声名卓著、影响深远的老生。“余门三杰”的艺术生涯延续百年，在中国戏曲史上是实现从昆曲到京剧的重要转折的关键性人物。而且，“余门三杰”贯穿京剧的形成史直至高峰，可谓是京剧进入“黄金时代”的“黄金家族”。
1942年，社会学家潘光旦出版了他的优生学名作《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这本书可谓现今方兴未艾的“数字人文”的初始，潘光旦通过收集近代近百个梨园世系的数据，来分析讨论人才的培养，即“天才为什么成群结队”的秘密。潘光旦将伶人看作是中国的代表，通过分析伶人的来源、地理分布、家族等“网络”，提出伶人家族的特点是 “阶级的内群婚配”，而“内群婚配的结果，当然是把许多构成伶才的品行逐渐集中起来，使不至于向团体以外消散。有时候因缘凑合，并且可以产生出一两个极有创造能力的戏剧‘天才’来”。
有一则流传甚广的逸闻，发生在闻一多和潘光旦之间。闻潘二人是同在清华大学读书后又赴美留学的好友，在讨论优生学问题时，闻一多开玩笑说“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被淘汰，被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了！”这则逸闻反映的是潘光旦闻一多这一代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即二十世纪中国的“启蒙”与“救亡”的主题，这和鲁迅等作家通过文学研究中国的国民性一般。潘光旦通过对“伶人”的研究，从优生学的角度，既用以解决中西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冲撞与比较的现实压力，藉此探讨中华民族乃至中华文化的发展问题。
余叔岩 1908
在《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列出的世系里，有“余氏家系”。“余门三杰”是“余氏家系”的主体。相较而言，“余门”与其他梨园家族不同之处有：其一、“余门三杰”都是他们时代的顶尖名伶，具有代表性。其他梨园家族并非每一代都会出现名伶。其二、“余门三杰”涵盖两个行当：老生与旦角。与“余门”相鼎力的“梅家”“谭家”，都是单个行当的传承，“梅家”四代都是旦角行当，“谭家”七代都是老生行当。“余门三杰”里，余三胜、余叔岩是老生，余紫云是旦角，这一状况实际上意味着艺术的传承并非仅限于行当表演艺术的继承，而可以扩展到更大范围。其三、“余门三杰”并非单一的血缘关系。据考证，余紫云更可能是余三胜的继子。这也意味着“余门”的技艺传承并非局限于单一的家族血缘关系，而更接近于“文化血缘”。因此，“余门三杰”及其传承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也更为彰显。
在《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的结尾，潘光旦提出打破婚姻的阶级范围与社会流动的重要性，即“内群婚配”虽然可以造就“第一流的伶人”，但是为数很少。而扩大“姻选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阶级”，则可以造就更多的“第一流第二流的伶人”。与潘光旦的想法相应的是，在晚清民初直至当代中国，除了梨园世家之外，另一种显著现象就是“流派”，譬如谭派、梅派、程派、余派等，流派成为中国京剧史乃至近代戏曲史的主体。与家族血缘相比，流派以名角的艺术为中心，容纳了更多的社会阶层与人才，并造就了更多的戏曲人才。可以说，流派是近代以来京剧得以更新与发展的主要因素。
潘光旦研究的重心是遗传学，所以他关注的主题是家族血缘关系及其影响。而流派则超出了家族血缘关系，更接近于“文化血缘”，也即通过技艺与文化而非血缘来进行传承，因此实际上扩大了社会流动，实现了潘光旦所说的不局限于“社会阶级”的目标。
如果从“文化血缘”的角度来观察梨园世家与流派，我们会发现“余门”处于二者之间，一方面，“余门三杰”具有自身在其时代的创造性，譬如余三胜对于西皮二黄的交融，以及老生行当在京剧里占据主体位置的开创性贡献，余紫云承继了梅巧玲的旦角艺术，并将花旦与青衫结合。余叔岩对京剧老生唱腔的艺术性处理，创立“余派”。这些创造，既又延续、传承的一面，也有针对时代状况，别出蹊径，发展京剧艺术的另一面。
《余叔岩最后遗墨》， 载《369画报》第378号
“流派”对于中国京剧的影响，已是公认。但是，如果将“流派”视作“文化血缘”，我们将能够更清楚地观察流派形成与运作的机制，而不仅仅是观察其表象：作为中心的顶级艺术家、类似于智囊团的文人群体、以及代表性的剧目与技艺等。这些标准是因流派的产生与影响而归纳的，它产生于晚清民国时期，是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当代以来，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以上作为流派标准的元素已渐渐消失，因此流派也就此减少，渐趋于消失了。如果将流派的标准置换为“文化血缘”，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去中心化的图景，也即流派不仅仅依赖顶尖艺术家，更可落实为技艺、观念与创造性的传承。
当代以来，由于流派的渐趋消亡，使人们对于京剧前途产生忧虑，并且产生争论：京剧的未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博物馆艺术”，还是一种继续参与并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生影响的“传统型”戏剧艺术？这些讨论，往往会遇到流派问题。在这一方面，由“余门三杰”引出的“文化血缘”问题，可以拓展思考的范围，而不仅仅囿于梨园世家和流派的式微与消亡。而是从中国文化的传承的角度，借鉴“余门三杰”的创造经验，而以“文化血缘”为方法，来进一步探讨中国京剧的自新之路。
载《广东艺术》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