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国庆荐读】韦礼明：对散文集《朝着幸福的方向奔跑》的一种解读
文摘
2024-10-01 11:43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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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韦礼明，70后，河池市东兰县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有文学评论文章发表于《南方文坛》《文学界》《广西日报》《南楼丹霞》等报刊杂志，老鸟传媒特聘文学评论员。现供职于河池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乡间少年的幸福追逐路
对散文集《朝着幸福的方向奔跑》的一种解读
作者：韦礼明
宋先周的散文集《朝着幸福的方向奔跑》有着令人吃惊的真诚、出乎意外的坦率。他的散文源于自己对底层人生境遇和现实苦难的切身体验，其中的精彩篇章，堪称粗粝生猛，近乎旷野呼啸，作者捧着一颗热血滚烫的赤诚之心，以蕴蓄饱满的原始蛮力，猛烈地撞开文学的大门，冲击着读者的心灵。故乡是每一个人出生成长的地方，大山里的父老乡亲、邻里隔壁、草木饮食、风物气候、习俗传说，构建起一个人认知世界的最初起点。每个人的身上都带有故乡深深的烙印，对于乡土社会来说尤其如此，故乡的记忆因此成为很多人共同的美好记忆。但故乡的记忆并非都是田园牧歌、温情脉脉，也有难以直面、不堪回首的时候，比如桂西北偏远闭塞、贫穷落后的大石山区，很多地方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依然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易地扶贫搬迁的首选对象，面对这样的故乡，人们难免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在《疼痛时光》里，宋先周感慨万千：“谁不留恋故土？谁不热爱家乡？只是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比故乡更穷僻的地方了。”对某个时刻的少年宋先周来说，逃离这样的穷乡僻壤才是父母的期望和自己的梦想：“走出老虎坳的那天，我就没想过再回到故乡。至少在我尚未‘衣锦’之时，不愿考虑‘还乡’。”故乡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处境，甚至是宿命，因为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和原生家庭。用存在主义哲学的话来说，人其实是被“抛入”世界的，并非自己的自主选择。至于被抛到哪个地方，如同骰子一掷，全然是随机的偶然。在一篇没有收入集子的《慢生活》中，宋先周说“我觉得一个人的本事大小、水平高低，多是自身勤奋努力的结果，与籍贯没多大关联。也就是说，我的籍贯，不管是湖南、贵州还是广西，都没能给我带来耀眼的光环”。实际上，数千年来被人们无数次重复吟唱怀念的故乡，只是一个中性的存在，既有美好也有可悲，有时会让人发自内心地缅怀，有时也会被命运诅咒，正如说唱歌手张方钊在歌曲《工厂》中所唱的：“我没有热爱这里，我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是谁说的出生地一定要美好，一定要被热爱？印刻在乡村少年成长记忆中的伤痛和自卑，正是因为乡村的闭塞、贫穷和落后。那种仿佛被命运所诅咒的困苦生活，是绝大多数人的噩梦，对于立志有为的乡村少年来说，只有成功逃离乡村并逆天改命，才是自己真正长大的成年礼。宋先周是一个孝子，父亲母亲在他的叙述中始终难以割舍，所以他的散文在本质上仍然是抒情的，无论出生地有多么不堪，他总是深情款款地挚爱呵护着高寿健康的母亲、感恩祭拜早逝的父亲。但那个叫“岩洞平”的小山村作为出生地、作为“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的故乡，某种意义上却是一种羞于启齿、难以抹掉的痛苦记忆，是一种非常拧巴、无比纠结的先天存在，无论怎样都难以激起自己的热爱之情。在《石记》中，农村的父母请来道公帮作者改命，道公说“命太软，禁不起农村生活折腾”，要改命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搬到城里居住，二是得认个命硬的干爹。要搬到城里，父母认为除非天下掉下金子，最后，只好求助于民间巫术借物还魂、祛病消灾。但要选一个合适的活人当干爹也不容易，最终拜了一块石头为干爹。一辈子以土地为生的父母，对儿子的期望依然是走出乡村：“父母之所以把我的命运寄托给一块石头，那是想要我借助一些外界的力量，实现他们让我背井离乡的愿望。”在《老屋》里，宋先周对这个“在地图版块上找不到记录”的山旮旯感慨万端：“家族一次又一次的长途迁徙，每一次迁徙，驻地就比上一次更为偏僻，这使我对祖辈特别是爷爷有那么深的成见，甚至让这些成见在日积月累中演变成怨恨”。老屋每年春天都有欢唱的燕子飞来筑巢安居，有一年燕子垒的泥窝被作者抄起竹竿捅下，父亲一直当燕子是吉祥鸟，以为燕子来了，富贵也跟着来了，就责骂儿子，哪知儿子在心底里更加逆反怨愤：“单靠几块薄地，挥几下锄头，富贵何来？”面对这样的家乡，每一个逐渐长大的孩子都可能发出灵魂之问：世界这么大，为什么偏偏要出生在这么一个贫瘠的山旮旯？究竟要怎么样，才能飞出大山，实现人生的逆袭？青春本来是一个美好的字眼和经历，但风华正茂、鲜衣怒马、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之类的美好青春想象，并没有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为了生计，为了寻到活着的意义和尊严，许多人在少年成长的路上，即使“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也不一定找得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所谓我命由我不由天，每一个人都想当好自己命运的主人，在书中，宋先周塑造了三个努力挣脱命运枷锁的人物形象，他们一路坎坷跌宕，在灰暗中挣扎奋斗，内心里郁积有无数的焦灼、屈辱、苦涩和不甘。第一个人物形象是二姐。在《姐姐是一个褪毛的大鸟》中，宋先周以饱含血泪的文字讲述了二姐一生的不幸遭遇和悲怆命运。二姐本是一个聪慧美丽的女孩，在重男轻女的当地学习成绩一直优异，居然读到了高中。在作者的笔下，上了高中的姐姐，已经出落得润泽秀美、挺拔温婉，和电影里的漂亮女演员别无二致，作者感觉姐姐要起飞了，即将成为山旮旯儿里飞出去的第一只金凤凰。可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的父亲病了，五个正在学校嗷嗷待哺的子女单靠母亲一个人劳作难以支撑。姐姐“这只即将起飞的大鸟，像突然被折断了翅膀，摔回地面”，姐姐辍学了，“从此和许多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一样劳作在田地里”。有的人生来就嘴含金汤匙，衣食无忧，有的人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穷得揭不开锅，这种输在起跑线上的巨大差距或不平等，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其实是社会保障制度缺失而导致的贫困代际传递，背后关乎的是社会制度设计的公平正义问题。第二个人物形象则是家族其他成员的群像。这个群像包括了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的经历，对应的社会历史内容是百年中国现代史社会底层的一个侧面，让宋先周的散文多出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和沧桑感。当我们跳出贫穷父母和闭塞故乡对童年的伤害，将他们放到他们所属的时代和各自的原生家庭中去试图理解，我们才会更加宽容和悲悯这些生活中的卑微者，从而跳出个人一己的狭隘悲欢。家族成员群像其实也没有塑造出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他们作为芸芸众生之一，也只是被命运的偶然抛入世界的一个小角色而已。但正是因为人物命运的普遍性，这些小角色身上所携带的信息反而更能体现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比如在《老屋》中写家族迁徙史，说到祖父当时为逃避国民党政府抓壮丁，从强征入伍的队伍中逃走，在路上结识到了兵荒马乱中逃荒的祖母，最终辗转到了“岩洞平”这块蛮荒之地。对祖父祖母来说，能逃出来活下去就是幸福。在《冲出老虎坳》里，作者写当时农民上交公粮和售卖余粮，都得从老家挑到邻近的六寨公社粮所：“交一次公粮，往返三天，两头黑”“每到交公粮日，天没亮，父母亲就要把装满新米的箩筐架在肩上挑到六寨去，这时候，老虎坳就是他们逃避不了的困难。一百多斤的担子，晃悠悠地在父母肩上跳动”。对父亲母亲来说，子女们能冲出老虎坳才是幸福。第三个人物形象是书中主人公即作者本人，这是一个多愁善感、励志有为的乡间少年。《石记》《疼痛时光》《冲出老虎坳》《苍老的书桌》等篇章，详细记录了作者通过读书逆天改命的艰难历程，其中多次提及的“老虎坳”作为象征意味深长。“坳”是被大山层层阻隔的出口，坳里意味着闭塞、贫穷和落后，坳外则至少是一个还有梦想和希望的地方。在成长的路上，以坳里/坳外作为分界线，作者至少要面对贫/富、城/乡、农民/干部等这些二元对立选项的跨越。凭借着个人努力和聪明才智，作者实现了“农转非”这一从0到1鸿沟的跨越。但是，“农转非”只是人生无数可能的启程门票，并不意味着从此吉星高照、万事亨通，人生还有无数的难题在等着才走出山坳的少年去解答。乡间少年费了全部青春奋斗得到的，很可能连别人的一个起点都不如。好不容易农转非，实现了父母吃上“国家粮”的愿望，但是在乡下中学教书、到县城当一名小公务员，就算是实现人生的理想了么？在《信马由缰》中，少年试图通过孤单的骑行征服一段公路，最终感悟“高速路的平坦，也只是心中的一种臆想”,“人生不可能信马由缰”。故乡和原生家庭虽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但是早年的伤害却有可能成为难以抹掉的心理创伤和阴影，让本该美好的青春成为了生命中永远的遗憾。在《花开无言，落花有声》中，作者感叹：“我的青春花开并不妖艳，也不隐喻。我渴望它像那木棉花一样叫嚣，但是它却选择了如同野山菊一般无声无息。”在《古渡·苦渡》中，作者再一次感慨：“这条水路，这个码头，也许什么都可以渡，唯独渡不了我的生活疾苦，渡不了我在时间长河里荒废的美好青春。”宋先周把这本散文集命名为《朝着幸福的方向奔跑》，但整本书阅读下来的感受，却让我想起彼特拉克的一首诗：“我受苦受难，也无法到达彼岸/每天我死亡一千次，也诞生一千次/我离幸福的路程还很漫长。”三、“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关于何为“幸福”，这应该是一个无解的题目，所以现在人们基本上是以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这样主观感受的词语来描述自己的美好生活。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认为投胎和拼爹才是幸福的保障，以为幸福是《红楼梦》中锦衣玉食的大观园，殊不知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怡红院和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悼红轩是不停相互转换的，人生命运无常的背后是阶层固化与流动的双向辩证。因为人实际上无法选择原生家庭和出生地，因而人生价值的实现不在于处境而在于人对处境的克服和超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真正能让人满意的幸福是个人的成就而非“命当如此”的恩赐，是个人对自己天命职责的担当最终成就自我的价值。人生是不断变化、不断成长的。对作家们来说，逆境有时候反而更能成就自己。以追求幸福为主线，散文集《朝着幸福的方向奔跑》计有三大类作品，这三类作品清晰地展现了作者从乡间少年到成家立业到小有功名成就的幸福渐进之路。第一类是作者的“成长散文”系列。所谓“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这类作品写故乡，写父亲母亲，写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都是作者本人刻骨铭心的苦痛经历，是作者的自我疗愈之作，所以写得尖刻锐利，写得坦率真诚，对现实有痛感，触及了灵魂，在关注边缘人物、探究内心世界和情绪价值输出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类是记述自己当下日常琐碎生活的散文，比如《金城》里写异地买房的经历，不乏对自身卑微处境的自嘲和幽默。《与女儿书》记录女儿的成长，父爱满满。《在北京，在鲁院》以日记体记录作者在鲁迅文学院的学习经历，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一段激动人心的生活，感受新鲜，感情真挚。第三类作品是采风、旅行、游学和应酬往来系列，在这一类作品中，作者的身份已经从穷少年转换为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在职干部，关注的重点已从生存的焦虑转为不断品味生活中的小确幸带来的满足感。这一类作品中，作者有意识地把散文写长写大，试图通过长篇幅、大空间、大视野来展现内在精神的丰富和宽阔。从作者设置的小标题中有就可以看出，比如游记《大化四季》的系列小标题：“盛夏，在大化邂逅一场奇特的雨”“晚秋，在大化凝视一座壁立千仞的山”“深冬，在大化看见了风的形状”“早春，一只蝙蝠载着佛光飞临大化”。《朝着幸福的方向奔跑》记述作家们到天峨县采风，也用了诸如“一场哭泣的送别”“被雨淋湿的河”“梦升起的地方”“情不自禁地号叫”“河流经过的村庄”“要死也一定要死在这里”等这类“文青味”十足的小标题。如同卢梭的《忏悔录》、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宋先周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可视为作者的自传。目前的所写，如果说写得好，那是因为作者用了前半生整个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来造就的，以其真诚、坦率的赤子之心赢得读者的心。但是，对于几乎完全以“我”也即作者本人的经历为中心的写作来说，要持续写下去，就必须不停地将自我或对象戏剧化，但这样写的难度很大，面临的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前言对每一个写作者提出的终极拷问难题：“您的主人公究竟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居然被您选做自己的主人公？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他在哪些人中间、凭什么而闻名？我作为读者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去研究他的生平事迹？”在第一类作品即“成长散文”系列中，戏剧的力量来自于少年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天生不平等处境之间的冲突，蕴含的是人类永恒的生存悲剧，因而这一类作品对读者的冲击力是最大的。第二类作品中，所谓不离开故乡就没有故乡，极端匮乏的物质贫困在作者“农转非”后已不复存在，作品开始转到温饱小康的人间日常烟火上，内在精神的紧张逐渐松弛，回归人们日常生活常态和作品常态。第三类作品中，作者已然有了“作家”的身份，人间的疾苦从作品中逐渐淡出，写作开始走出内心的冲突，转向描写外部的世界，自我戏剧化开始转为将对象戏剧化。于是，我们在作者的采风、旅行和游记中，就读到了上述“文青味”十足的标题和内容板块。这些作品从个体出发书写自己的经验当然也没问题，但是，从苦难叙事转向“小确幸”的幸福叙事，由于没有内在精神的紧张，更由于缺乏更大的地理空间、文化底蕴、哲学背景和终极意义信仰作为支撑，这些作品的精神力度和气象格局明显偏弱，没有阅读期待中该有的精神高度、深度和广度。尽管作者本人努力把作品写长写大，尝试将普通游记和记事散文揉碎重组，试图赋予对象以宏大的意义，但掩盖不了作品内在精神的渐趋虚弱和苍白。因为无论是作品中的“天峨”还是“大化”、“南丹”还是“师范师专”，都支撑不起大散文所需要的内在精神力量。2024年，散文集《朝着幸福的方向奔跑》荣获第十一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这个项奖是对作者发愤之作的一个充分肯定。但是宋先周也在这个拐点上面临转型的选择，否则就有可能面临写作题材的枯竭或重复，在内在精神方面滑向“安逸”和“自满”。我想，对于宋先周来说，转型的方向至少有三个：一是继续底层写作，立足自己所熟悉的故乡的历史变迁，将写作的触角伸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题材，写出家庭系列或地域系列小说或非虚构作品。参照系之一是作家凡一平的“上岭村”作品系列，故乡转而成为当代人现实生活的虚拟背景，各色人等和角色纷纷登场，上演各自在时代中的命运。二是坚定不移向人性深处开掘，参照系是作家东西所说的“我更在意的，是超越地域的人心的共性”“我想小说不管背景在哪里，读者主要关心的还是作品的内核，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却有相同的心理感受，无论你在城或者在乡”。三是写边缘人物和边缘生存状态，比如《妥协》中宋先周写他的好朋友韦驰，这是整部散文集中唯一不以个人为中心的作品，却让人耳目一新。的确，现代世界被分割为无数个不同的社群和阶层，我们看到的只是宏大叙事的雄伟和流量中心的喧哗，在宏大叙事和流量中心的背后，还有无数未被关注的人和事，他们每天都在上演着不一样的冲突和戏剧、悲欢和传奇。正如作家余华所说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看你开采了还是没有开采。”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宋先周下一步的写作，无论是非虚构的散文，还是虚构的小说，依然满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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