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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内容：
城市·城事·人事——《邑以文名——文昌传》读后
关于城市传记，西人著有《伦敦传》《巴黎传》《布宜诺斯艾利斯传》《圣彼得堡传》，直接以“传”命名，如果算上大名鼎鼎的《耶路撒冷三千年》《伊斯坦布尔》等具有传记品格的历史侧写，不少名城望都的一生都被记录下来，镌上名字，刻在历史石柱上，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中文世界的城市传记近年来也是蔚为大观，从2011年海男的《新昆明传》肇始，后来闻名者如叶兆言的《南京传》、叶曙明的《广州传》、邱华栋的《北京传》、蒋蓝的《成都传》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而外文社和新星社的“丝路百城传”更是庞大的出版计划，已经面世的《上海传》（叶辛）、《海南岛传》（孔见）、《杭州传》（王旭峰）等也都系出名家手笔。
而今天，中国诸城传记中又添上一个名字：文昌。这个窎远海岛上的小城，它的故事被讲述，既是那么自然而然，又显得那么卓尔不群。就像作者何杰华在序言中说的：“文昌这座城还那么特别”“她立于古之南荒，却名唤‘文昌’”……这座南方小城中处处显示着不同与“反差”——古城与新港，星辰与海洋，文脉与武德，传统与现代，都在城中激荡碰撞，碰撞出特别的城市故事。
既然叫《邑以文名——文昌传》，传主自然是文昌这座城了。中文世界的城传书写，或多或少得益于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伦敦传》的启蒙，这点不少作家都亲承过。而《伦敦传》之所以成为在前的珠玉，很大程度上在于作家新的书写路径——把伦敦看作一个人，这也就是城市传记与城市史最大的不同。城市史到底还是文明史的附庸，城市传记则是从文学中迤逦而来，只是一种非虚构书写罢了。而且为城市立传，本身就蕴含着某种拟人化的笔调，就像阿克罗伊德说的：城市如人体。“伦敦是一具人体，这个形象奇特又卓绝。”
将城市视为人，便是将抽象变为具象，将无机变成有机。城市的有机化，大概是神话中“化生万物”故事的精神遗存，不论是中国的盘古也好，还是北欧的伊米尔也罢，巨人死后化生为万物。巨人化生为其正面，万物则为其反面。那么，城市如人一般，有着生命轨迹情感发展好像也就顺理成章了。既然城市是“人”，城事也就是人事，人自有纪传列述，传于后世，那么为城立传，也就自然而然了。
城事本就是人事，莎士比亚曾在《科里奥兰纳斯》中说：“除了民众，城市还有什么？是的，人民就是城市”，也是城事/人事的注脚。那么写城，为城立传，就不该是写城的砖与瓦，写城的风与景，写城的道与路，而应该写城的人与物，写城的家与国，写城的生与死。哪怕真的不得不写抽象的、缥缈的城市历史，也应该透过人的眼睛、辅着人的双手。
所以，文昌四千年前的史前“凤鸣”，并不是像火上的显影墨水，自己显出字来，而是通过学者韩槐准和岑家梧的眼睛才能被看到。所以，“紫贝”的历史存乎于拿着《更路簿》远航的渔民的生活里；“文昌”之“昌”存乎于学宫书院，在于一代又一代文人仕子的精神家园中。文昌从来不是一个单调抽象的名字，他有的时候叫邢宥，有的时候叫云茂琦，有的时候叫潘存，有的时候叫宋耀如，有的时候叫张云逸。更多时候，他叫符永质，叫詹行烍，叫李寿昌，叫林尤盾，叫许达联，叫每一个文昌人的名字。文昌传其实是给古往今来每一个文昌人立传。
文化与记忆是城市传记的另一对主题，扬·阿斯曼曾解释过，“文化记忆”就是对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的翻译。因为她是九缪斯的母亲，所以代表文化与文艺的缪斯就来源于记忆的人格化，而且文化就是记忆的一种形式。城市传记当然是为了一种记忆的保存，反过来，它又成为了记忆本身。文化记忆不仅包括“被记住的过去”，同样也包括“记忆的历史”，而所谓的“记忆的历史”，毋宁说是一种“记忆文化”，也就是用一种记忆术，包裹起纷杂的集体感知与知识，传递给后世，参与地方身份和“地方感”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邑以文名——文昌传》并不只是记录过去文昌人的功劳簿，更是写给未来文昌人的邀请函。
当然，这封信不只需要文采、温情与敬意，更需要诚恳与诚实。孔见在《海南岛传》的后记中也强调，城市的传记“首先是一部史传，然后才是文学作品，其中的文字，不仅是想象力的产物”。传记与史，从来都是一体两面的事，学者章学诚就说：“志属信史”，志传与史传其实都要做到情真不诡、事信不诞。所以，《邑以文名——文昌传》的背后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真实存在过的、还将继续存在与发展的文昌城。
最后，作者何杰华另一本皇皇大作名叫《另一面的海南》，“另一面”是作者一以贯之的运思角度，是一种独特的写作进路，“另一面”从来不是“反面”，不是解构与否定，而是试着去拂开尘封的表面，看一看丰富的、斑斓的地层。在这种意义上，《邑以文名——文昌传》应该也能叫“另一面的文昌”。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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