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论语的注疏，可谓汗牛充栋，达三千多种。简而言之，具有代表性的如下：
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本，作论语注，之后，魏代何晏又以郑玄本作论语注，为现在最古的论语注本，也是通行的宋本十三经注疏中论语的版本。
何晏所撰《论语集解》，作者共五人：何晏、孙邕、郑冲、曹羲、荀凯。“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
之后又有梁皇侃为《集解》作《论语义疏》，唐代时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所重。
宋代时又有邢昺为《集解》作新疏，即《论语正义》，“翦皇氏之枝蔓傅以义理”，“为程朱开其先路矣”。
之后，朱熹编四书，其中有《论语章句集注》，训诂义理并重，通俗易懂，为明清两代科举用书，影响极大。
清人毛奇龄的《论语集求篇》，专为驳斥朱熹而作，旁征博引，资料宏富。但清人注疏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刘宝楠所撰《论语正义》，该注疏打破了汉学宋学之见，不守一家之言。
近人杨树达所撰《论语疏证》，为陈寅恪所推重，称“乃自古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径，树一新楷模也”。
程树德所撰《论语集释》，是集古今论语注疏之大成，引用典籍六百八十余种，蔚为大观。
其他另有钱穆、杨伯俊、李泽厚、李零等注本，各有专长。
论语注疏如此之多，为何我还要写一本关于论语的书呢？
从小处说：
在我幼年时，曾看我祖父在院子里摆一张小方桌，拿着毛笔，一丝不苟地抄“学而时习之”。这一景象，在我人到中年之后，愈发清晰，之后的岁月，每次读论语，我都会想起这个景象。这是祖父在我幼小的心中埋下的种子，如今它要发芽了。
往大里讲：
论语是古代读书人人人必读的书。读书为什么？为做官，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说起来，也真是讽刺，孔子在他的时代，郁郁不得志，周游列国，到处去推行自己的主张，却不被采纳，“累累若丧家之犬”。在他死后，一部论语，成为历代读书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孔子也一步步被历代帝王从“文宣王”，一路打扮到大成至圣文宣王，到了清代，更是登峰造极，成为至圣先师，连皇帝也要拜祭。孔子何以在身后获得如此哀荣，有了如此的威力？说到底，是历代帝王看中了孔子学说中可供他们利用的部分，于是层层加码。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读书人对论语，趋之若鹜。在这种合力之下，孔子变得面目模糊，《论语》的思想，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要想了解我们的民族性，《论语》是绕不过去的。
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年都会读《论语》，有些想法，没有及时记录下来，也就转瞬而逝，今年重抄《论语》，有了想把这些想法梳理整理的冲动。作为一个现代人，我读《论语》，不是把孔子当成至圣先师，不是匍匐在孔子的脚下带着膜拜的眼光，而是有许多发挥，这是六经注我，也是我与两千年钱的孔子跨越时空的一场对话。
我想回到孔子的时代和他的处境去理解他，同时保持自我。所以，这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注疏。这本书中，有孔子对我的启发，也有我对孔子的修正。
我读《论语》，是把《论语》当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单条单条的去理解。过去的注疏采取单挑注解的方式，有其优点，可以让刚开始接触《论语》的人更便于理解其内容，但也有缺陷，就是造成了《论语》内容上的割裂，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论语》虽然是孔子弟子们编撰的语录体，但是它并不割裂，就像孔夫子，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割裂的人。
在我眼中，孔子是个可爱可敬的老人家，他真实，不虚假，有智慧，也有他的局限，我想在这本书中，剥去历史给孔子戴上的种种面具，向大家展现尽可能真实的孔子，当然，这个真实，是我眼中的真实。
前几年，《论语》一度大热，我曾经和李泽厚、余英时二位前辈探讨过《论语》。李先生说：《论语》中读不出民主与自由。余先生说：《论语》只能冷读，不能热读。这都是极深刻的见解。这本书，也从二位前辈那里得到很多启发。只是如今，余先生已经不在了，再也无法听到他的教诲，这是让人十分伤感的事。
当然，写这本书，给我启发最多的，还是孔子，我由衷地喜欢和感谢他。
辛丑秋陈远记于吾庐
（本文转自公众号“吾庐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