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治国只是大一统的需要，有人因为焚书坑儒、修长城、建骊山墓、修阿房宫等攻击秦始皇，说他是暴君；但真实历史也许颠覆你的想象。
第一、对待反对派儒家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前后，一直在重用拉拢儒家。一贯标榜以肃杀的“刑法”为治国原则的秦王朝，与儒生的关系并非人们最初想象的极端对立的局面，既矛盾又相互依存。秦朝建立以后，广大的儒生积极奔走于朝野之上，入世之心较为迫切。在经历了战国时期的纷乱后，秦王朝一统天下，儒生希冀在稳定的环境下发挥自身优势，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秦王朝运筹帷幄、出谋划策。秦朝专门设有博士官之位，上百人的团队，很多都是儒生。“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仅仅一次祝寿就有70名博士参加。去泰山封禅，也是召集鲁地儒生为其出谋划策。茅焦、淳于越、叔孙通也都是儒生。
儒生对秦王朝的影响还表现在学术成果上。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代，各种思想不仅各抒己见，彰显自家之理，还相互交融，这对处于西方落后地区、文化极其不发达的秦国来说是个莫大的机遇，丞相吕不韦抓住了这一机遇。他召集各家各派的学者编辑了一本融会各家思想的大作《吕氏春秋》，在讲求法家思想基础上，吸收改造各家学说后的一种新创造。这种求同存异、博采众长的做法值得提倡，可惜的是，后来的秦始皇专断破坏了这种学术自由的环境。
秦朝尽管出现了后来的“焚书坑儒”事件，但较之战国急功近利的时期法家、兵家、纵横家占据统治地位，儒家似乎处于无用武之地的境遇相比，秦朝时儒生所处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因此，儒生必然要用其机会尽其学。据考证，朝堂之上13人中，就有7 人是儒生，他们参与了秦朝建立之后的由丞相、御史、廷尉和博士商议帝号的问题，可知参政的儒生占很大部分。
纵观那些刻石，内容大同小异，目的也大致相同，无非为了歌颂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天下的伟业。为巩固专制政权而勤于政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形成了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刻石是秦始皇的政治文书，是秦始皇的政治理念文告。
秦始皇十分崇信法家的学说，他以为准备了充足的军队，加上他的政治文告，天下臣民就会‘罔不宾服’。只要‘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就一定能永世太平，长治久安。话虽如此，刻石的确是秦始皇宣扬的一种手段，但除了好大喜功外，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秦始皇潜意识里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约束和整饬社会风俗的用心。
第二、对待冒犯他的人员
很多时候，大家总认为秦始皇刚愎自用，听不得半句不同意见的话。其实在对他有不同意见的人中，完全不是这个情况。尉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尉缭给秦王献出重金收买敌国要员的反间计后，准备逃走，而且对秦王一番攻击，秦王的做法完全颠覆你的认知。
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史记·秦始皇本纪》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祝寿时的博士淳于越，敢于在朝堂直接阐述分封制的好处，证明当时的政治气氛也是自由和轻松的。
对待敌对国家的人员也是如此。典型的一个就是郑国。郑国本是韩国派到秦国假装大搞水利工程的奸细，韩国的目的是让郑国把秦国的钱财耗尽，使秦国无力攻打韩国。秦始皇知道真相后，并没有惩罚郑国，而是力排众议，无条件支持郑国继续完成这些工程，他认为郑国渠虽耗费巨大，但用途无可限量。郑国最终被秦始皇的人格魅力所感染，一心修建郑国渠，后来也一直得到秦始皇敬爱和重用。若秦始皇真是暴君，会有这样的胸怀和远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