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江学刊》网络传播专题

摘要：资本与政治是算法权力的形塑者，不同的权力主体生成差异化的算法权力效益。从主流政治主体看，算法权力是智能治理时代政治权力的技术延伸，它延伸了治理者的权力意志和政治意识，其嵌入社会治理具有政治内嵌的方法论意义、获得“肯定性权力”的价值基础与推动治理转型的强大动力。算法权力使政治主体在治理算法化基础上进行政治建构。算法治理能有效、精准地建立社会议题，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以实现政治参与的功能建构。政治权力主体能通过算法分析建构符合公民认知偏好的主流话语输出体系，通过对非主流算法权力进行权力收编以巩固主流政治话语权，通过算法推荐进行主流政治话语的有效传播，进而实现算法权力对政治话语的构型。算法权力延伸了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社会认同基础与强制性的权力保障，以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制度权威建构。从主流政治主体立场出发，算法权力成为政治发展的智能技术力量，其对主流政治的建构意义不能因其可能存在技术异化风险而被淡化或忽视。

作者简介：张爱军，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摘要：在数字化生存中，社会行为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被重构。部分接触性的社会交往逐渐被非接触性的网络交往所取代，基于数字化的远程在场方式成为新的个体行为的基础。然而，算法这一刚性结构的中介，在给数据生活带来高效便利的同时也使数据生活更加“单向度”。算法控制了真实主体在数字化中出场的门槛，同时也控制了数据主体自我建构的过程，其模型化思考方式对情境经验和人柔性属性的排除，是对数据生活加以批判性反思的立足之点。平台作为数字化生存的连接基础，也是算法构建数据生活的基础设施。平台通过算法技术实现宰制和垄断，形成“大他者”式的权力体系。对数字化生存的窥探，必须要从对数据及其建构的批判性反思开始。

作者简介：吴静，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邓玉龙，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精准国际传播是精准思维和精准要求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具体体现。在国际传播领域，精准传播是在遵循国际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以提升国际传播效率为目标，以破解国际传播领域的困境为着力点，运用人工智能算法，系统解决国际传播的瞄准问题，集成提高国际传播精准程度的过程。人工智能算法为国际精准传播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可能，人工智能算法在绩效和技术上具有正当性，但在价值和规制上存有争议，不能把智能传播和精准传播等同起来。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国际精准传播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算法的优势，构建点态国际传播模式；坚持内容为王，精准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快建设战略传播体系。

作者简介：赖风，博士，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郑欣，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公共危机管理中如何主动做好新闻发布，依法进行信息公开，既是危机管理工作高效有序的内在要求，又是树立地方形象、赢得社会积极评价的传播要求。新闻发布中，如何克服信息授权、信息整合、信息闭合、信息解读、信息校正和信息综合等相互间的矛盾，科学建构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关系，不仅是促进数字舆情生态良性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运行本身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对于增强政府与媒体公信力具有直接影响，也成为政府进行有效社会动员的重要保障。从政府、媒体、公众在社会应急状态下的信息供需关系出发，把握好各类主体的有效发声与传播声量是三者关系建构的主轴。政府必须建立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在发布议题设置和双向沟通交流中既坦诚相待，又主动有为，以合理地对关注加以引导、消解、分散和转移，促进形成有利于危机高效处置、社会团结和谐及政府能力提升的舆论格局。

作者简介：曹劲松，哲学博士，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全局，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也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学界研究聚焦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理论基础、风险挑战与治理路径等议题，为该命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整体来看，既有研究具有跨学科与多层次相贯通、整体性与重点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问题性与对策性相联结、兼顾国际国内两个视野等特点。展望未来，学界应不断完善与创新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深度与研究方法，为新时代铸牢意识形态防线提供理论依据与学理支撑。

作者简介：王永贵，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凯翔，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摘要 ：数字劳动作为科学技术和数字资本把持下的新型劳动模式，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仍然没有摆脱劳动异化问题，资本的增殖逻辑并未改变，数字劳动者遭受着更为隐蔽和深刻的剥削。由此，有必要结合现实分析数字劳动异化现象，以探求并反思其异化本质，并以此对数字劳动的发展进行合理展望，探索新型劳动伦理规范，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劳动秩序，寻求数字劳动异化的积极扬弃与解放，以实现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贾淑品，法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邬瑞钰，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意识形态风险无疑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极具挑战性的重大风险。政治意图隐匿、作用方式隐晦、思想边界模糊、难以预测的偶发性等特点，似可将其概括为“源于思想，争于人心，斗于舆论，立于制度，隐于量变，显于政治”。对于这一风险度极高的挑战，需要用马克思主义高超思维艺术加以辨析、化解。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的作用规律、意识形态风险的形成特点和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根本遵循入手，探讨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控的有效应对。

作者简介：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媒体行业技术赋能的不断深化，机器已经深度介入信息传播的全流程。智能机器在信息的生产、分发以及交互的三大节点中呈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渗透，由此产生了信息传播生态中权利主体、传播模式和价值评判标准的全方位重塑。机器过度介入可能造成潜在风险，未来的传播生态治理可以通过教育保持信息生产与流通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通过法律维护信息传播中以人类为中心的各项核心权利，通过协同共治实现风险研判、预警与治理的多效并举，真正实现智能媒体的安全有序科学发展。

作者简介：高山冰,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孙振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都市报》记者。

摘要：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健康码体系在中国应运而生，跨省市的流行病学调查成为常态。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字化社会治理体系也引发担忧，包括阿甘本所担忧的“例外状态常规化”中主权者权力过度的扩张，与延伸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讨论的韩炳哲所批判的当代“数字化全景监狱”对个体自由的剥夺。公共治理将生命和身体扁平化为数据信息是否意味着工具理性支配下人类的自我压迫？笔者结合霍克海默、阿甘本等学者的论述认为，人本主义所强调的本真人性指向人和自然、技术和人的绝对二分，这种不可调和的分裂恰恰正当化了操纵本身并导向自我宰制，数字恐惧的绝对合法性因此而存疑。超越数字恐惧有三种思路，即流众、减速或自毁。经由“技术民主”的取径，设立防止算法歧视的数据保护法或许能帮助我们正视健康码等的挑战。

作者简介：张瀚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谢廷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网络技术、经济不平等、身份政治、政治情感等多方面因素促成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发生量变和质变。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具有虚拟性、结构性、碎片性和共识性，虚拟性是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流变的重要前提。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新型意识形态属性，还具有不同于甚至独立于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是被网民不断截留、解构与重构的过程。网民的政治心理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存在重大关联，是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分流和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与型构的重要因素。公共权力肩负着一手抓现实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一手抓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双重任务。

作者简介：张爱军，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摘要：文化之物作为满足人的需求的工具，有同类异种的存在意味，我们需要面对文化工具的选用问题。文化工具的选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由文化选用者、选用对象、选用目的、选用手段、选用过程和选用结果这六个要素构成。文化选用者有个人、社会组织和社会之分，三者所涉及的文化工具的选用范围各不相同。文化选用属于价值选择，学界以往鲜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但现实中的实有文化工具选用方式一直存在，共有习俗型、情感型、直觉型和理性型四种选用方式。四种方式各有长短，一般情况下，常用前三种文化工具选用方式，但在特殊情况下，必须用理性选用法。以往学界存在的似乎可用于文化工具选用的理性方法各有缺陷，且都缺乏普遍适用性。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性选用方法是“唯好是用法”。先用使用效果的“有害性标准”剔除同类异种文化工具中的坏文化工具，再用使用效果的质量标准，从留下的好文化工具中，选出最好用的文化工具。

作者简介：韩东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摘要：网络信息技术的军事应用使现代战争由传统的“以平台为中心”转型为“以网络为中心”的网络战。网络战作战环境多变、作战边界不明确，网络战快速、高效、隐蔽、突然、道义风险小，一些发达国家将此作为战略武器发展方向，这导致网络作战相应的政策制定或立法比其他类型作战面临更多的挑战。网络战中存在“非法间接使用武力”心理战的侵略行为判定、网络攻击作为武力形式的考量指标及其相应的自卫实施准则、网络武器或新概念武器使用的识别性准则等方面的伦理诘难及困境；现实中对美国等科技霸权主义者所提出的伦理道德上的抨击也难以真正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原则主张可以指导我们突破困境，增强我军信息化战争的软实力，彰显我军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本色。

作者简介：刘淑萍，哲学博士，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王思源，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近年来，数据经济蓬勃发展，大数据技术创新成为全球战略重点和热点，面向实体经济的工业产业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成为各国共同探索的方向。数据鸿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国家、区域、个体间驾驭数据的能力差距，拉开了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和发展高新技术的质量与水平。有必要从梳理数据鸿沟的生成条件入手，剖析数据鸿沟的发生学原理，理清弥合数据鸿沟的逻辑和对策，促进产业数据化和数据产业化的良性发展。

作者简介：姚科敏，法学博士，贵州科学院科技与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潘军，法学博士，贵州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后。

摘要：ChatGPT的推出代表着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重大突破，从单模态到多模态的大模型迭代，其使用范围被极大拓展。作为生成式预训练机器人，其激发的生态性变革将深刻影响传媒行业，重塑智能传播理念与应用，并引发各类风险与挑战。在传播主体上，生成式预训练机器人将引发技术可否成为侵权法律主体的争议；在传播内容上，生成式预训练机器人存在生成偏见与不公内容的风险；在传播受众上，生成式预训练机器人存在泄露用户隐私的风险；在传播效果上，生成式预训练机器人将加剧数字和知识双重鸿沟；在传播优势上，生成式预训练机器人的国内外研发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需追随技术发展应用，通过伦理和法律责任主体的明晰，对偏见和误导信息生成的整治，隐私保护和安全防护的提升，普惠信息能力与素养的建设以及资本与技术研发资源的集中，形成多元有效的应对策略。

作者简介：何静，工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化传播系助理教授。

摘要：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在带来技术惊喜的同时，也引发了有关“AI代人”的讨论。这场危机是数智时代的副产物“数智鸿沟”的全面升级，个人生存和国家技术治理受到严峻挑战。在全球对技能贫困者的广泛关注下，日本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人才危机应对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技能重塑”计划，作为“新资本主义”经济框架下强化人力资源投资战略的支撑性举措。日本原有的企业员工培训体系和产学官连携机制在计划施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给人类与以ChatGPT为代表的AI共存共生提出了新课题：如何在定政策、设标准的总体思路下，调动企业能动性、更新技术认知并警惕“唯技术”的导向风险，日渐成为AIGC时代人类必须直面的现实。

作者简介：江晖，信息学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摘要：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际交往形式，以70后、80后为代表的数字化移民与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数字化土著之间产生了代际差异，他们的交往错配导致人际关系困境问题。社交媒体在两代人人际关系中的地位不同，进而导致了差异化的实践和人际关系格局。两代人的人际观念也有所区别。社交媒体打破了既往人际关系“交往需见面”与“接触即交往”两大法则，使得代际差异的后果被放大。

作者简介：刘泱育，文学博士，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陈晨，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在全球性的流行文化浪潮中，中国网民的内容消费结构如何构成？内容偏好反映出的文化品位是否与网民所处的社会分层有关？基于文化品位及文化杂食性视角，使用“网民社会意识调查”（N=2376）数据，根据网民对9类文字、视频及音乐内容的喜爱程度，运用潜在类别聚类分析法（LCA），识别了“关心时事者”“娱乐至死者”“文化不活跃者”和“雅俗同赏者”四类典型的文化品位群体，这与欧美学者发现的“文化杂食”现象存在一定的区别。此外，基于布尔迪厄的区分视角，文章使用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的方法分析了四类品位群体与其社会阶层的关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应发挥制度优势，对过度娱乐化及性别化的网络文化产业加以规制，并通过“文化扶贫”“文化扶智”的政策对低收入及低受教育水平的社会群体加以积极的文化引导。

作者简介：崔家勇，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郭晶，管理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