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6日凌晨，津浦铁路上一列由江苏浦口开往天津的特快列车经过离临城站约三公里的沙沟山时，
火车上的40名外国旅客和200多名中国旅客被劫持，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大劫案。
当时车上不乏重要的乘客，有美国红十字会护士总代表、法国公使馆参赞、美国总统顾问。
列车被劫之后，负责驻防临城车站的陆军第六混成旅一团一营营长万伯龙很快接到了报警，立即率部追击。
6日10时左右，军队追上了绑匪的队伍，双方随即发生交火。
但为了不伤及人质，万伯龙只能下令停火，眼睁睁看着绑匪裹挟着人质逃回抱犊崮。
“临城大劫案”就这样发生了。
事件发生后，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上海美侨电请美国总统哈定迅速营救被掳西侨。
北京美国驻军要求采取直接行动，美国国防部部长台维士公然向国务卿建议出兵中国。
日本虽然并没有侨民被掳，但却极力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
5月9日，五国公使限北洋政府于3日内将全体被俘外侨释放，否则每隔24小时，须加倍赔钱。
由于外交团坚决主张派人和土匪讲和，以免危及外俘生命，北京政府各路大员从北京、济南、徐州各处赶到枣庄，与孙美瑶进行谈判。
孙美瑶得到政府的和谈信息后大喜过望。
他照着孙桂枝的主意，先把四个外国女客释放，同时让她们向官方转达三个条件：
一是迅速将围山官兵撤至十英里以外；
二是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
三是补充军火。
北京政府与绑匪方面的第一次正式谈判，是在5月15日。
谈判地点设在中兴煤矿公司，官方代表由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省长熊炳琦亲自出马，绑匪代表为周天松。
绑匪提出了几个条件：
（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
（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
（三）补充军火。
官方认为除了第三条都可以接受，并提出分三批释放外俘。
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解除对孙美瑶大本营抱犊崮的围困。
但此时孙美瑶却突然变卦，宣布谈判协议无效，并重新提出条件。
孙美瑶向官方提出的新条件比之前提高了许多：
一、围困抱犊崮的官军退回济南，将抱犊崮及周边鲁南苏北各部土匪改编为三个师，官军先发放枪支弹药，土匪再释放人质。
二、撤销田中玉职务，由张敬尧接任山东督军。
自此，谈判陷入僵局。
当然，在整个对峙过程中，发生了极其滑稽的事情。
被劫持的人质受到匪徒们相当高的待遇。
人质们还被孙美瑶安排每人每天一个新鲜鸡蛋来补充营养。
意大利律师穆索在转移过程中失足跌下山坡，脊椎骨受了重伤。土匪们甚至将他安置在专门制作的担架上，轮流抬着走。
除此之外，美国红十字会甚至送来了食物和药品。
一天，一行人挑着几十个大箱子来到了人质们临时停留的寺庙门口，每个大箱子都贴着红十字标记，里面装满了食物。
甚至还有加利福尼亚的葡萄干以及给失眠症患者、英国人罗斯曼的安眠药。
土匪们甚至和美国红十字会达成协议：红十字会可以通过土匪防区送食物给人质，但必须同时也给土匪提供补给。
这些补给物资除了来自人质原籍国公益机构的馈赠外，还有驻防天津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送来的折叠式帐篷和蚊帐。
更为奇特的是，山上的“洋票”还能与外界通信。
美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克劳和助手甚至主动当上了“邮差”，自己做主发行了一种“土匪邮票”，出售给“洋票”们做邮资。
5月25日，美国人鲍威尔作毛遂自荐，主动要求下山当信使，并发誓执行完任务后继续回来当人质。
送完信后，鲍威尔真的非常守信又回到了抱犊崮。
5月26日，田中玉从北京回承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散发传单。
这下绑匪慌了，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再次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这两个条件是：
（一）政府军解围撤退；
（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而政府方面便相应地提出了两个反条件：
（一）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
（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
就在谈判再一次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叫陈调元的人出现了。
陈调元是北洋军中的少壮派，他向指挥营救人质的山东督军田中玉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自己愿做官方人质进山，谋求土匪们的信任，以便履约。
陈调元和江湖人过从甚密，对孙美瑶这类土匪的心理了如指掌。
到了山上之后，他很快就得到了孙美瑶的信任。
孙美瑶觉得有了陈调元这个人质之后，于是决定和官方正式签订和解协议。
6月2日，陈调元带着孙美瑶下了山，和政府方面的代表郑士琦签订和平条约。
当天，孙美瑶的手下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6月12日，最后8名西俘全部被释放，13日回到上海，这场震惊中外的临城大劫案才算正式谢幕，一共历时37天。
孙美瑶干了一场轰动世界的绑票，他只做了六个月的旅长。
这年冬天12月19日，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摆下了鸿门宴，把孙美瑶、孙美松都骗了去，孙氏兄弟被当场打死。
自此，孙美瑶的旅长梦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