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我在湖南常德西洞庭农场的五年生活

文摘   2024-11-19 18:11   云南  

引言

出生于山东聊城的阎长贵,于1967年1月,在钓鱼台11号楼担任江青的首任机要秘书,于次年1968年1月,被送去秦城监狱。过了七年半的牢狱生活后,他被转去湖南常德的西洞庭农场劳动。

这篇文章,我就和你聊聊阎长贵在西洞庭农场的那五年生活。

湖南常德西洞庭的五年生活

湖南的西洞庭农场,是位于洞庭湖边上的一个大型农场,1955年的1月,西洞庭农场正式成立,在那个年代,大家伙的感情都是很朴实的,是真心实意的把农场当作家,尽管开垦农场的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伙依旧年复一年的开垦荒地,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到了70年代的时候,这西洞庭农场可就了不得。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西洞庭农场就已经做到了盈利,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要知道当时全国的国营农场,很少有能盈利的。

湖南的西洞庭农场能有这么大的发展,除了人们不辞辛劳的开垦之外,和农场领导开明的思想也有很大关系。农场的领导顶着压力摆脱了“坐大船划懒船桨”的懒惰思想,积极主动地提倡和推行责任制。

1975年,阎长贵去到西洞庭农场的时候,早已发展成一个规模很大的小型社会了,总的占地面积有100多平方公里,算下来,差不多有个16万多市亩;其中耕地面积有8万多亩,湖水面积有5万多亩。农场里种植的基本上是一些经济作物,以水稻、棉、甘蔗为主。

生活和工作在农场里面的职工、干部和家属,算下来多达三十多万人,完全就是一个小型的城市规模了。

整个西洞庭农场由十多个分场和一个农科所构成,在每一个分场和农科所,都办了小学和初中,只有在总场有一所高中。除了学校之外,农场里还有纸厂、医院、商店、税务所、银行办事处、米面粮店、邮电支局等等,这么说吧,出生在这里的人,哪怕一辈子都不出农场,都可以生活下去。整个西洞庭农场,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善成熟的小社会了,自成一体。

虽说阎长贵是被送去农场劳动,但对于在秦城监狱待了七年半的他来说,这个待遇简直是相当的让人兴奋了。

那是在1975年的5月22号,专案组突然来到秦城监狱找到阎长贵,对他宣布了一个消息,就是决定释放他,把他转去湖南的西洞庭农场去劳动,等待着最后的处理结果出来。这个决定当时念了两遍,这突然到来的消息,也让他有些错愕,没想到自己也有出狱的一天。

此刻,对于这个在监狱里待了七年半的人来说,哪怕去做再苦再累的苦工,也比在狭小的牢房里待着强上了不止百倍。

当他走出监狱的时候,才知晓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了,1968年1月24号的深夜,当阎长贵被两名战士押送去到秦城监狱的时候,他在北京的妻儿也同时被送去了北京东郊通县的空军机场招待所。同年的五月份,在即将麦收之前,阎长贵的妻儿这才被送回了山东老家。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75年,在这七年半的时间里,阎长贵和妻儿彻底失去了联系。

阎长贵走出监狱后,本以为可以在北京先短暂的待上一段时间,他想回原单位(《红旗》杂志出版社)的宿舍,取一些个人生活用品。但是,工作人员告知他,当年他被送去秦城的时候,他留在宿舍的那些书籍和衣服,都被儿子取走带回山东老家了。

工作人员顺带着说:“你儿子现在已经是个中学生了”。

听到这话,阎长贵心头上泛起别样的滋味,他对儿子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年前的那个时候。

没有在北京有过多的停留,阎长贵就来到了常德,来到了西洞庭农场。他到了农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纸和笔,赶紧给老家写了一封信。差不多八年的时间,他和家人没有一丝的联系,他想父母,他想妻子,他想儿子......一边写着家书,思绪也好似飞到了遥远的老家。不知什么时候,脸上也流下了眼泪。

他恨不得给这封家书插上一对翅膀,快速的飞到山东老家,飞到家人的手上。

家书寄出去之后,他就这么盼啊、等啊,那时候车马慢,感情也深厚,第十天的时候,来自老家的回信可算是来了。打开书信,那稚嫩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儿子写的。

信里说,一家人老少三代打算启程来常德,来西洞庭农场和阎长贵团聚。

又是好一顿日盼夜盼,阎长贵终于和父母、妻儿团聚在常德的西洞庭农场,这是八年来,一家人的首次团聚,除了泪水就是浓浓的感情包裹在一起。随后不久,父母依依不舍的回了山东老家,妻儿则留下和阎长贵生活在一起。

西洞庭农场是阎长贵第一次看到的一个大企业,在常德,在西洞庭农场,这里的人们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份”投来异样的目光。不管是农场的领导还是职工,都对这个新来的一家三口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或许,在大家伙的眼里,不管你是谁,只要来到了农场,在这里扎根生活,大家都是家人。

农场得知阎长贵是个知识分子,就特意把他安排住在了农科所,考虑到他是北方人,又是个知识分子,做不了繁重的体力活。因此,领导就给他安排去了棉花班劳动,不让他去体力消耗大的稻田班。除此之外,还额外专门给他订了报纸,每个星期特意给他一天的学习时间。

因为是初来乍到,阎长贵一家虽然安排了住处,但是家里的生活用具都没有。农场也考虑到了这些细节问题,直接给阎长贵一家购买了被褥、锅碗瓢盆等物品。这让阎长贵一家感受到了湖南人的热情,感受到了农场这个大家庭的温馨氛围。

在当时,农场的家家户户烧饭做菜、洗澡都是烧柴火,因此,柴火比较紧缺,阎长贵一家刚来,家里也没有柴可烧。很多职工看不下去,就把自个家里的柴火匀出来一点送了过来,就连农场的党委书记也说,柴火不够的话,直接来他家里取就是了。

农场的职工们,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小菜园,他们让阎长贵直接去自家菜园子里摘菜拿回去吃。阎长贵自然是抹不开面子,人家一看这读书人不来摘,索性就自个摘了一些新鲜蔬菜直接送了过来 。

虽然,没干过什么体力活的阎长贵,每天都要去田里劳动,很累,尤其是五月的湖南,那阳光直接给他晒脱了一层皮。但是,感受到了农场这个大家庭的热情,每天都和职工们有说有笑,不管是谁,对他们一家人都没有异样的目光,对他们一家都很好,这让阎长贵打心里十分的感动,以至于后来离开了常德,离开了农场,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他的心头总会泛起波澜,眼角泛起泪花。

1975年的11月,阎长贵的结论也从北京传了过来,结果不是很好,依旧说他是“坐探”,是关锋和戚本禹安排在钓鱼台11号楼的坏人。

阎长贵心里清楚,只要她还在台子,自己就没法辩驳,为了自己能有个工作,为了家人,他只能违心在结论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覃正彦,是西洞庭农场的党委书记,这个人很正直,他是中农出身,因为性格耿直,在六十年代中期也吃过不少苦头,不过好在都熬过来了。1972年1月,他被安排来到西洞庭农场担任一把手,在他任职的那八年多的时间内,也是农场生机勃勃的一段美好时期。也是在他的带领下,在当时全国国营农场普遍亏损的前提下,这常德的西洞庭农场还能做到盈利,成为当时湖南和全国的红旗农场之一。

1991年,覃正彦退休的时候,当地老百姓送了一条横幅,上面书写的18个字,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写照了:节高骨坚宁折不弯,为梁为薪现身于民。

能在农村遇到这么一个正直的领导,阎长贵是走运的,也是在人生低谷期遇到了自己的贵人。

覃正彦很同情阎长贵的遭遇,他告诉阎长贵,等作了结论就安排他去农场的党委宣传部工作。哪知道最后的结论下来,却依旧是“坐探”的帽子,这就让覃正彦没法把他安排去宣传部了。于是,只能是退而求其次,打算安排他去场部的农业科。

阎长贵也不知道这农业科具体的工作内容,幸好他当时的邻居是农业科的一个副科长,这个姓曾的副科长得知消息后,赶紧找到阎长贵,直接告他:“你不能去农业科,在农业科,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都要往各个分场跑”。

曾副科长说话也是直率,他直接说:“你这个工作,你一个书生耐不活的”。

这“耐不活”是湖南和湖北一带的土话方言,意思就是“受不了”、“耐不住”,

阎长贵也是听劝,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农村领导,也得到了允许。于是乎,给他重新安排了一个工作,就是在农科所的学校教书;于是乎,阎长贵就在学校里教了初中数学和政治,后来还成了这所学校的校长呢。

因为阎长贵得到学历高,又会写东西,1978年的9月,农场特意安排他去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去学习,这“理干班”是“理论干部班”的简称,进修出来后就是个正式的干部待遇了,把阎长贵送去学习,足以见得农场对这个知识分子的重视度。

这也难怪阎长贵离开农场之后,依旧把常德西洞庭农场看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这里的人和热情,让他难以忘怀。

最让阎长贵感动的是,农场的领导一直都大力支持他平反,就在“理干班”结业之后,阎长贵几次去北京诉说自己的情况,这一路往来的路费,都是农场按出差给他报销的。

到了1979年9月,阎长贵终于等来了平反的结果,组织上决定把他调回原来的单位,也就是《红旗》杂志社工作。

得知这个消息后,农场的干部和职工都为他高兴。但是,阎长贵心里却犯起了愁,因为他的妻儿不是城镇户口,当时想转城镇户口那还是很难的。哪知道覃正彦早就帮他解决了这个大问题,直接给他解决了妻儿的城镇户口问题,也就是“农转非”。

覃正彦的这个行为,让农场的一些人十分的不解,毕竟之前覃正彦的不少亲属好友,都找他帮忙处理“农转非”的事情,直接就被覃正彦给拒绝了。如今他这么热心的帮助一个非亲非故的人,着实是有些让人不理解。

对此,覃正彦只是简单的说了五个字:“他太老实了!”

“他太老实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包含了覃正彦个人和农场对这个知识分子深深的厚爱;也或许,从阎长贵身上,覃正彦也隐约看到了自己曾经受磨难影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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