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alk| 韩佰伟：西夏墓葬概述

2024年8月21日，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韩佰伟为考古队员们带来了题为“西夏墓葬概述”的学术讲座。

韩佰伟首先对西夏历史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概括，他认为讲述西夏的历史，相较于其他各朝历史有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系统的记载。尽管多少有一些西夏文写成的文书和各种文献，但是多为残片一样的东西，远不足以据其重构历史的整体面貌。为此，不得不集中各种典籍史料中的记载，基本上采取间接了解的处理方式。总的来说，极难看到从西夏的立场撰写的历史。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责任，恐怕在于蒙古帝国。关于西夏历史只是在卷数达四百九十六卷的巨帙《宋史》接近卷尾处，作为“外国传”的开头部分，以上下两卷篇幅的“夏国传”做了简略记述。在总卷数为一百一十六卷的《辽史》倒数第二卷即第一百一十五卷中，作为“二国外记”之一，被排在高丽的后面。在总卷数为一百三十五卷的《金史》中，也不过是在倒数第二卷即第一百三十四卷中为其立了个“西夏传”。

一段时间以来，西夏史的研究更多地依靠出土文献，而出土文献相对散乱，且数量较少，加上国内能辨识西夏文字的专家学者较少，所以西夏史的研究很难取得重大进展。近年来，随着黑水城文献的出版，西夏学成为史学领域非常热门的学问，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在黑水古城发现了一首记载党项祖先的颂诗：“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据研究“弥药”是党项人的自称，“白河”就是今天嘉陵江上游的白龙江，古称白水。党项族原来居住在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一带，后受到吐蕃的侵扰，开始向内地迁移。

贞观六年（632年），党项羌前后内属的人口达到三十万。贞观九年（635年），吐谷浑举部内属时，党项诸部也归降唐朝。党项到唐朝时形成了八个部落。贞观以后，吐蕃势力逐渐强大，邻近的党项诸族不断受到吐蕃攻击。开元年间（713—741年），党项拓跋部要求内迁，得到允准。党项拓跋部和野利部从原来居住的松州迁移到庆州。唐朝设芳池都督府进行管辖。

安史之乱后，为避免被吐蕃役使，从至德年间到永泰元年（756—765年）的十年间，内徙的党项部落进行了第二次迁徙，逐渐集中到灵、庆、夏、银、唐、绥、延、胜等州。这次迁徙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有以野利部为主的“六府部落”、以拓跋部为主的“东山部”和“平夏部”。之后东山部和平夏部因不堪吐蕃侵扰，东渡黄河，进入河东地区的石州（今山西离石）。贞元十五年（799年），又因不堪忍受唐镇守将领的侵扰，再次回到银、夏等地。

唐代诸党项部落中以拓跋氏势力最为强大。后来统一了党项各部落的拓跋氏属于平夏部。其始祖是拓跋赤辞。唐朝末年，其酋长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起义，被唐王朝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爵号为夏国公，并赐姓李。之后其力量不断壮大，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在唐朝的军事行动中拓跋氏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保存了实力。唐末，拓跋氏达到极盛，兼有定难、保大、静难、宁塞四镇，领有定难、保大二藩镇的夏、绥、银、宥、鄜五州。

唐朝灭亡后，迫于形势，拓跋氏先后归降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继续占有夏州之地。后梁凤历元年（913年），其首领拓跋仁福进封陇西王。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又被后唐封为夏州节度使、朔方王。此后的后晋、后汉、后周继续对夏州政权采用羁縻政策。五代时期，夏州党项虽臣服于中原，但却是一个独立的地方政权。

960年北宋建立，党项主动向北宋示好，贡奉马匹和牦牛，并主动参与抵御北汉对北宋的进攻。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朝令李继捧入朝。李继捧五月进京，将夏州节度使所辖的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献出，时李继迁居住在银州，得知五州之地已归宋朝，采用了亲信张浦“走避漠北，安立家室，联络豪右，卷甲重来”的建议，以乳母去世出葬郊外为由，将兵器藏在棺内，率领部众来到党项族聚居的地斤泽。积聚力量，以图恢复五州之地。

雍熙元年（984年），李继迁攻占了夏州西北的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取得了对宋作战的第一次胜利。不久，其驻地地斤泽被宋军击破。之后李继迁联络豪族，积蓄力量，四处出击，不久占领了银州、会州等地，但很快被宋军击败，损失惨重。于是李继迁开始谋求与辽结盟，借用辽的力量对付宋朝。雍熙三年（986年）派遣亲信张浦使辽，请求归附。辽圣宗同意其归附，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不久李继迁向辽请婚，辽以义成公主赐婚。这样夏和辽建立了联盟。李继迁随后加强了对宋的攻势，屡挫宋军。     

宋朝则采用赵普提出的“以夷制夷”的策略，起用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及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赐名赵保忠，回镇夏州。宋真宗即位，李继迁上表修贡，表达了要收回夏州的决心。宋真宗下诏特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并赐名赵保吉。这样丢失了十五年的党项故土又回到党项族手中。

西夏向宋求和。五州之地回到党项族手中，更大地激发了李继迁的野心。咸平五年（1002年），率军攻占了灵州并建都于此，改灵州为西平府，建造宫室宗庙，设置官衙。此外，与宋的交涉中还恢复了绥、宥等边缘七镇，接着占据了西凉府。

景德元年（1004年），李继迁身死，李德明接受了李继迁临终前要求依附宋朝的遗言。景德二年（1005年），李德明被辽朝封为西平王。次年他又向宋进贡，请求和好。宋真宗鉴于巩固内部统治的想法，接受了党项的求和，于景德三年（1006年）九月正式签订和约。夏外结辽宋，试图利用双方的矛盾获取更大的利益，同时也使东部边境相对安定，可以解除东顾之忧，专心完成李继迁“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战略。天圣六年（1028年），在元昊的率领下，夏军攻破了甘州回鹘所居的甘州，不久又击败了吐蕃，占领了凉州，从而成就了一方霸业。

李德明在位期间对内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夏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同时夏宋之间设立了榷场，加强了党项人和汉人的经济文化交流。李德明将都城迁移到灵州怀远镇，改为兴州（今宁夏银川）。他虽然没有登上帝位，却为其子李元昊称帝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32年，李德民去世，其子元昊即位，开启了党项族新的历史。1033年五月，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府，大兴土木，营建宫殿。1038年，在兴庆府，元昊举行了登基加冕仪式，正式宣告建立大夏国。他追谥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父亲李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并封妻子野利氏为宪成皇后，册儿子宁明为皇太子。

其次，韩佰伟向考古队员们介绍了关于西夏的考古发现情况，总的来说，考古发掘的西夏墓葬数量有限，目前分布于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区；墓葬等级有贵族墓葬、平民墓葬之分；贵族墓葬已发掘的有西夏陵陪葬墓、闽宁村墓地；平民墓葬在甘肃、宁夏、内蒙古均有发现，但经考古发掘的数量较少，已正式公布的资料更少。

现已发掘的西夏贵族墓以西夏陵区陪葬墓和闽宁村墓地为主，调查发现的西夏陵区陪葬墓有207座，因人为盗扰或破坏可能导致与原有数量有一定的差距（《西夏陵》）。已发掘的陪葬墓4座，见发掘简报的有2座，M177和M182。在发掘这两座陪葬墓时，对王陵区陪葬墓的数量未有准确掌握，后经勘探调查，陪葬墓数量发生变化，故在《西夏陵》中将已发表简报中的M108改为M182、M101改为M177。

闽宁村墓地位于宁夏北部永宁县境内，整个墓地共14座墓葬。

西夏贵族墓均为斜坡或斜坡台阶式墓道单室土洞墓，少数墓道带有一个天井。墓室平面多为圆角方形，墓顶有穹窿顶、平顶，圆锥形封土，等级较高的墓葬带有墓园、碑亭等地面建筑设施。

M182墓园南北58米、东西55.6米，夯土墙宽约1米，墙体涂有白灰。南墙中间有一宽3.25米的门道，墓园东南有一方形碑亭，墓园西北方向有一弧形石坝，应是为阻洪分水而建。封土位于墓园北部偏西处，距北墙3米，封土夯筑而成，残高4.5米、底径5.6米。根据残存，封土应为圆锥形，在底部涂刷有白灰面。墓道位于封土南部，墓道上方填土隆起，形似鱼脊状。斜坡台阶式墓道，平面呈梯形，长16.4米、南宽1.73米、北宽3.45米、距地表深0.1—12.5米。在距地表2.2米和5.4米处，发现由四根方木组成的“井字形”方架。

甬道长1.75米、宽1.75—1.9米、高2.5米，平顶，甬道外由三层木板封门，在甬道底部有木门扇残痕。墓室圆角方形，边长约4米，穹窿顶，顶高3.5米。墓室内有一具人骨有灼烧痕迹，应是墓主人，其余两具人骨保存完整，头部有创伤痕迹，应是盗墓者。随葬品有动物骨骼、石马、石狗等。

M182平剖面图

M177墓园墙南北117.4米、东西101.4米、宽1.5米、残高0.45米，外涂两层白灰墙皮。四角墙体加厚成方形台基，厚约3.5米，发掘时有砖瓦等，估计建有角楼。南墙中间为宽8.5米园门，在门址向北约10米，有一长11.5米、宽1.75米的照壁，壁身涂刷白灰。月城位于南墙外侧，东西37米、南北41.75米，墙基厚1米、残高0.25米。月城南部为开口式城门，中间为长38米、高0.2米的踏道，在踏道两侧有放置石像生的遗迹，石像已不见。两座碑亭位于墓园南部，台基呈方形，发现有汉、西夏文残碑块，碑亭距月城8米，两碑亭间距43米。墓葬封土位于墓园北部偏西，距北墙2米，夯筑而成，夯层清晰，形制为圆锥形。斜坡墓道长40.5米，上口宽4.6—5.4米，深0.2—21米。斜坡甬道长4.6米、宽2.5米、高4.2—3.6米，甬道门拱形，门内外两侧有木封门痕迹。墓室平面近方形，边长5米，穹窿顶，高6米。因被盗扰，随葬品不多，有铁器、瓷器、石像等，墓内有四具人骨，一男三女。

M4墓园墙东西26米、南北40米、宽约1米，在南墙中部有宽约1米的园门。园门北部照壁，长2.9米、宽约1米、残高0.15米，黄土夯筑而成。封土位于墓园的北部偏西，距北墙较近，圆锥状，底径7.3米、残高1.3米。斜坡台阶式墓道，长20.4米、前宽2.6米、后宽2.8米、深0.1—10.4米，墓道底部发现有马头、马腿骨等。甬道长1.8米、两壁中间和底部有沟槽用以装封门，沟槽内有木封门朽木痕迹，甬道底和墓室之间有3级台阶连接。墓室为单室，圆角方形，平顶，东西4.3米、南北3.9—4米，底距地表11米。盗扰严重，人骨经鉴定后，年龄约为9-11岁。残存随葬品有铜器、铁器、石器、瓷器、鎏金金银器等。

闽宁村M4平剖面图

M7无墓园，封土位于墓室顶部靠后偏东，圆锥体，向上内收，底径7.5米，表面涂有白灰。斜坡台阶式墓道，长10.5米，上宽1.2-1.5米，底宽1.8米。天井长2.5米、宽1.5-2米，在天井下部出土有随葬的动物骨骼，可识的有马头。墓门用圆木竖立封门，上部被盗坑破坏。甬道长1米、宽1.2-1.6米、高2.3米。墓室为单室，圆角长方形，墓底低于甬道0.2米。东西长5-5.4米、南北宽3.3-3.6米、高2.6-3.15米，距地表约9.8米。墓顶东部为人字形顶，顶部中间有脊，西半部分为前低后高的平顶。东西壁上各开有一方形龛，墓室内盗扰严重，墓底发现两具人骨，人骨有灼烧痕迹。另有羊骨、马骨，残存的随葬品有铜器、陶器、铁器等，另外还有残碑块应是地面碑亭中的碎碑块。

闽宁村M7平剖面图

1998年在平罗县下庙乡涝湾村清理一座西夏时期的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地上封土圆锥形，底径13米、顶径8米、高6.5米，黄土夯筑而成，夯层清晰。墓道为斜坡台阶式，残长14米、宽2.5米，墓道中发现贴塑人像1个。封土的前面有一个长达12米的盗坑，将墓室完全破坏，盗掘后放火烧，在盗坑底部残留有大量的木炭（《考古学年鉴1999年》）。

从墓葬年代来看，M177在东西碑亭发现有汉、西夏文残碑块，碑两面刻字。在西碑亭出土的碑块上可识读27个汉字，为“有淑德天盛二年庚午秋/嬉戏宛有成人之风/树联裾”。“天盛二年”为西夏仁宗仁孝年号（公元1150年），碑文中记述的“成人之风”，说明墓主人在天盛二年未成年，也有可能接近与墓主人的生年。墓主人骨经鉴定年龄约在70岁左右，墓主人主要生活年代基本处在西夏晚期阶段。墓主人的具体信息，已无从考证，但从完善的墓园配套设施来看，其墓葬是陪葬墓中规格较高的，应是西夏时期高级别官吏或皇室成员。

M182在碑亭处发现汉、西夏文字碑块349块，在残存的汉、西夏碑文“太师尚书令梁国公嵬名讳安惠”、“梁国政献王之神道碑”。“嵬名”为西夏皇姓，可知该墓主人为西夏皇族嵬名安惠，生前为王，但文献中无政献王的记载。“尤老至正德三年/谥曰忠毅公”，“正德”为西夏崇宗李乾顺的年号，墓主人卒于正德三年（公元1129年）。经人骨鉴定，墓主人的年龄约在50-60岁之间，推测其有生之年应在公元1069年至公元1129之间，即西夏惠宗乾道年至崇宗正德二年之间，处于西夏早期。

闽宁村墓地发掘的8座墓葬，无明确纪念性随葬品，但发掘的两座碑亭，为判断墓葬的相对年代及族属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另外，在碑亭中发现的碑文只有汉文，无西夏文，与王陵区的汉、西夏文阴刻在同一石碑上不同。说明闽宁村墓地的年代在西夏初期，西夏建国后，元昊下令仿照汉字创造属于党项族的文字。因西夏文字结构复杂，一时难以全盘接受，故在闽宁村墓地的石碑文中只有汉字，不见西夏字。

M1碑亭中残块中有“……郎张陟撰”、“武皇”等汉字。张陟为辅助李元昊建国的重要官员，官至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说明墓主人与张陟是同一时期的人，可能年龄长于张陟。“武皇”是李元昊的谥号，表明张陟撰写碑文时，元昊已驾崩，故该墓的年代不会晚于西夏第二位皇帝在位期间（1049-1068年）。M7中出土的残碑块的落款处有“时天禧”的汉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使用过“天禧”年号的有两个皇帝，一是西辽末帝直鲁古（公元1178年-公元1211年），另一个是北宋真宗的年号（公元1017-公元1021年）。从地理位置和党项族与北宋的来看，应是北宋真宗的年号。天禧年间，西夏尚未建国，首领为李德明，与北宋的关系处在相对平和的状态，使用北宋的年号是较为合理的。

甘肃、宁夏、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西夏平民墓葬以单室砖墓为主，少量的石室墓。甘肃武威地区西夏墓见于简报的有6座，均为单室砖墓。宁夏地区西夏平民墓葬形制和武威地区西夏墓相似，但出土的随葬品数量较少。内蒙古西夏平民墓为仿木构砖室墓，墓室内装饰有壁画，仿木构建筑设施。

1977年在武威西郊林场发掘两座单室砖室墓，两墓形制、大小近一致。墓室四壁平砖叠砌，墓门为拱形券顶，墓顶呈圆锥形，墓室后壁有二层台，用大块鹅卵石封门。两墓未被盗，M1为夫妻合葬墓，M2为单人葬，两墓出土有木板画、木条桌、木衣架、木缘塔等。

1981在武威体校发现并清理一座小型砖室墓，长约1米、宽0.88米、残高0.73米，四壁及底均为砖结构，墓门被破坏，出土有木板画、瓷器等。1989年在武威西郊十字发现一座西夏时期双人合葬单室砖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1.2米、宽0.85米、高1.25米，墓门用鹅卵石封堵，出土随葬品有小木棺等。

1997年在武威西关武警支队家属院内发现一座西夏时期的单室砖室墓，未被盗，保存完好。由照壁、甬道、墓室、组成。甬道长1.2米、宽0.62米、高0.8米，甬道上为平砖叠砌的照壁，墓室长1.4米、宽1.3米、高1.5米。墓顶呈圆锥形，墓门为拱顶，以较大鹅卵石封门，随葬品有木器、瓷器、钱币等。

1998年在武威西郊响水河发现一座西夏时期的单室砖墓，保存完整，未经盗扰。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1.23米、宽0.95米、高0.97米，墓顶呈拱券顶，以大块鹅卵石封门。出土随葬品有各类木质器物，有买地券、桌椅、装骨灰的小木棺等。

1999年，在武威市乡镇企业局修建楼房时发现一座西夏时期的单室砖墓，墓室平面为正方形，边长1米、高1.5米。墓底青砖铺地，墓室四壁均为砖结构，墓顶为圆锥形，随葬品有木板画、小木棺、装有骨灰的泥瓶等。

宁夏地区考古发现的西夏时期平民墓葬数量较少，均为火葬墓。1984年在银川市新市区清理4座西夏墓葬。其埋葬方式较为独特，在地面挖一土坑，在土坑内砖砌边长为1米的墓室，后在墓室内垫土至墓壁的一半厚时，将装有骨灰的罐或碗打破至于墓室中间，后以青砖封顶，最后将土坑填平，地面不见封土的痕迹。墓室的随葬品多寡不一，有砚台、瓷器、宋代钱币，瓷器与灵武出土的西夏窖藏瓷器相同。

1999年，在贺兰县拜寺口村清理一座西夏时期墓葬，该墓用石块垒砌而成。墓室为圆角方形，墓顶毁坏。墓室及墓底涂抹白灰，在西壁上题有三个西夏文字和绘有1座小塔，在墓室西南角有一堆骨灰。随葬品有两千多个脱模泥质擦擦，集中摆放在墓室的四周，另有佛塔、佛像等。该墓距离西夏的重要寺庙拜寺口寺庙遗址仅1公里左右，墓中出土的大量佛教物品，如佛像、擦擦等，有些佛塔里填充有骨灰，推断墓主人有可能是西夏时期寺庙的僧人。

内蒙古西夏墓葬以大沙塔墓群为代表，为砖构仿木结构单室墓，方向朝南，地表无封土和其他建筑，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组成。墓道为土坑斜坡式，墓门为仿木结构，有立额、门额，上部有筒瓦、板瓦、滴水、屋脊、鸱吻、斗栱等。甬道连接墓道和墓室，呈长方形。墓室平面呈圆形，周壁有立柱，上有斗栱，壁上砖雕假门，有的设龛，内有砖雕熨斗、剪，穹隆顶，有土筑棺床，无葬具和尸骨。墓室周壁原来大多有壁画，多数都已脱落。大沙塔 1 号墓的墓室西壁上部绘檐枋和斗栱，下面的堂内绘夫妇对饮图，正中有方桌，两侧各坐 1 人，男子头戴幞头，女子头扎环髻，坐在高背椅上捧盏对饮。5 号墓西南壁和东南壁各绘 1 名站立的人物，头戴高帻，高鼻深目，满腮胡须，手持骨朵，背后有扶桑树，东南壁人物左侧有奔跑的骆驼；北隔间内绘人物骑驼图，代表出行；正壁小龛内绘怪兽咬斗图；棺床上绘波浪纹。羊山圪旦 1、6 号墓发现孩童形象的砖雕。

从墓葬年代来看，甘肃地区部分西夏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纪念性题记，为甘宁地区西夏墓葬的年代断定提供了标尺。武威西郊林场M1中出土的残木塔顶有题记“故亡考任西路经略司兼安排官口两处都案刘仲达灵匣，时大夏天庆八年岁次辛酉仲春二十三日百五侵晨葬讫，长男刘元秀请记”，另一处墨书为“彭城刘庆寿母李氏顺娇，殖大夏天庆元年正月卅日身殁，夫刘仲达讫”。知墓主人刘仲达殁于天庆八年（公元1201年），其妻亡于天庆元年（公元1193年）。M2中出土的木缘塔顶木板内侧墨书有“故考任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寿六旬有八，于天庆五年岁次戊午四月十六日亡殁，至天庆七年岁次庚辰（申）□夏十五日兴工建缘塔，至中秋十三日入课讫。”可知墓葬主人为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殁于天庆五年（公元1198年）。武威西关武警支队家属院墓中随葬木质买地券的开头记载墓主人殁于乾祐年间，武威市乡镇企业局墓中出土的松木灵牌上有“天庆丁酉八年正月”题记。乾祐为西夏仁宗李仁孝的年号（1170年—1193年），天庆为西夏桓宗李纯佑的年号（1194年—1206年），已是西夏晚期阶段。

其余墓葬未出土明确纪年随葬品，但从墓葬形制、出土瓷器的特点来看，与有明确纪年的墓葬中出土的陶瓷器近一致，故在年代上也应是相近的，差距不会太大。就甘宁地区目前发现的西夏平民墓葬应是西夏晚期阶段墓葬，未发现有西夏早期墓葬。

从墓葬习俗来看，不管是西夏王陵还是陪葬墓，及闽宁村贵族墓葬，均为土洞墓，不见其他类形墓葬。墓道以斜坡台阶式居多，少量的斜坡墓道；土洞墓室，平面呈圆角方形或是梯形，多为穹窿顶。地面建筑有墓园、碑亭等，封土均为圆锥形，墓道上方有土堆的鱼脊梁。闽宁村墓地的时代处在西夏早期阶段，两座王陵区的陪葬墓的年代已到西夏中晚期阶段。但在早中晚期墓葬中，从墓道到墓室内，不见砖瓦，墓门以木板或是圆木封盖。西夏贵族墓有着高大的圆锥形封土，墓园中的建筑均使用各类建筑材料，现存地表上更是散落着大量残砖断瓦。所以不是西夏党项族因财力限制无法修建大型砖室墓，而是党项族传统习俗使得在其墓葬中不使用砖瓦，均以土结构为主。早期党项族世代“俗皆土著”，到唐时期党项向甘宁地区迁移，唐末更是占据陕甘宁大片领土，成为强大的割据势力，至北宋建国。所以，西夏党项族不会一直居住土屋，就无法“俗皆土著”，但又想保留自身的传统文化。故在墓葬中均以土结构，在墓葬中继续用早期生活习俗。

从殉牲习俗来看，在贵族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随葬有动物或是石雕动物。闽宁村M4、M7的墓道或墓室中随葬马、羊、骆驼的骨骼，陪葬墓M182中随葬大量牛、羊、鸡的骨架，甬道门前随葬一只幼狗。2座陪葬墓中除了随葬动物骨骼外，还以石马、石羊、石狗、铜牛替代真实的动物。这种在墓中随葬大量动物的习俗是游牧人群墓葬的特点之一。西夏党项族早期游牧于青海湟水等地，部落大小不一，无相统一，逐水草而居。其民族“畜产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西夏建国后，贵族阶级已不再进行游牧生活，但仍在墓中随葬动物。西夏时期的法律文书《天盛律令》中规定“诸人出葬时,以畜做陪葬者当退回,不许屠杀。若违律屠杀时,承诸人屠杀自有牛、骆驼、马之罪,出告举赏法依法判断。”《天盛律令》成书于西夏仁宗仁孝天盛年间（1149年-1169年），晚于闽宁村墓地，与已发掘的两座陪葬墓在年代上应是相近的。由此也可证明西夏建国后不再进行游牧，而马、牛等动物用以耕作或是运输不得随意宰杀。虽然有法律条文的限制，也不在进行游牧活动，但依旧在墓中依旧随葬动物或是石雕动物。

西夏葬俗有水葬、土葬、火葬和天葬，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夏墓只有火葬和土葬两种，因天葬和水葬都不修建墓室，不会保留有任何的踪迹，因而未见有关的丧葬痕迹。在《西夏事书》中记载李继迁“寻葬其族于红石峡，障水北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末知其处”。但在内蒙古乌审旗发县了党项族李氏家族的墓志，其中一人为李继迁的族兄李继筠，一人为李继迁的祖父李彝谨。这四方墓志中提到李氏家族死后均是土葬，而不是《西夏事书》中记载的李继迁水葬族人，其记载应是有杜撰之嫌。

闽宁村发掘的8座墓中，有5座是火葬墓。已发掘的6号帝陵发现有人体骨骼，在墓室内出土铜泡、铜铃等，应是用以装饰木棺，未见有火葬的现象。陪葬墓M182的人骨架有烧灼的痕迹，M177内人骨四具，无火烧的痕迹。可见西夏时期的党项贵族墓是火葬与土葬并行。

《旧唐书》中记载党项“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死后焚尸习俗在先秦时期西北地区就已出现，卡约文化、沙井文化的墓葬中有火葬，先秦时期义渠戎“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从文献记述和闽宁村墓地中的火葬可知，火葬应是是党项的原始葬俗。虽然党项内迁后，受汉文化的影响，唐宋时期也是多次禁止火葬，但党项仍然保留火葬习俗。研究认为西夏流行火葬是受到的佛教的影响，不可否认，西夏党项族建国后，对佛教是无比尊崇。对待西夏墓中火葬习俗时，除了受到佛教的影响外，火葬习俗也是党项原始的丧葬习俗的体现，佛教的影响应该没有那么强烈。

停丧习俗的出现与道教的风水堪舆思想关系密切，尤其是隋唐时期相墓术的发展，对停丧不葬的影响很大。北宋时期的墓葬中已有停丧不葬的现象，如邛崃县发现的一座北宋徐姓墓，墓主殁于元符三年（1100年），葬于政和三年（1113年），停丧13年之久。武威西郊林场M2中出土的木缘塔顶内侧题记：“故考任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寿六旬有八，于天庆五年岁次戊午四月十六日亡殁，至天庆七年岁次庚辰（申）□夏十五日兴工建木缘塔，至中秋十三日入课讫。”根据题记中的记载可知刘德仁在殁后停丧时间长达两年，到选定的日期后才下葬。

现今对于西夏停丧不葬的具体方式已不知，但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述了在唐代敦煌地区焚尸和停尸的方法，为研究西夏时期河西地区停丧的具体方式提供了依据。现将其记述摘录如下：等应知世界之一切偶像教徒皆有焚尸之俗，焚前，死者之亲属在丧柩经过之道中，建一木屋，覆以金锦绸绢。柩过此屋时，屋中人呈献酒肉及其他食物于尸前，盖以死者在彼世享受如同生时。迨至焚尸之所，亲属等先行预备纸扎之人马骆驼钱币，与尸共焚。据云，死者在彼世因此得有奴婢牲畜钱财，等若所焚之数。柩行时，鸣一切乐器。

其焚尸也，必须请星者选择吉日。未至吉日，停尸于家中，有时停至六月之久。

其停尸也，方法如下。先制一匣，匣壁厚有一掌。结合甚密。施以绘画。置樟脑香料不少于匣中，以避臭气。旋以美丽布帛覆于尸上。停丧之时，每日必陈食于柩前桌上，使死者之魂饮食。陈食之时，与常人食时相等。其尤怪者，卜人有时不宜从门出丧，必须破墙而出。此地之一切偶像教徒焚尸之法皆如是也。

最后，从梳理的西夏高等级、平民墓葬来看，西夏贵族墓葬主要在宁夏地区，与宁夏的在西夏时期的重要性有关，低等级的墓葬在宁夏、甘肃、内蒙古三地均有发现。其中甘宁地区的低等级墓葬有一致性。内蒙古发现的5座西夏墓，为仿木构砖室墓，在墓葬形制上与宋代仿木构砖室墓一致，不同之处在墓壁上有壁画，但未有出土明确的判断墓葬年代的文字材料或同甘宁地区西夏墓葬中出土器物一致的随葬品。

甘肃地区的西夏墓出土较多的木器，与本地区从汉代以后墓葬中随葬木器应是有一定的关联。

西夏贵族墓葬为斜坡墓道土洞墓，圆锥形封土，部分等级更高的墓葬有完整的墓园，随葬品种类丰富。丧葬方式有火葬、土葬，普遍有殉牲。从丧葬习俗来看既保留了自身传统的习俗，又吸收了佛教、唐宋墓葬的特点。

平民墓墓葬结构、丧葬方式、随葬品各异。其中河西地区的西夏墓葬特点鲜明，随葬品有木版画、小墓棺、木缘塔、木质生活器具等。

讲座结束后，由考古队员朱新雨总结，他讲到，西夏虽然与辽、金一样，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权，但是却并无正史，其历史只能散乱在宋、辽、金的史书当中。可能与元朝刻意销毁西夏历史有关。党项人来自青海、甘南等地区，在开元年间，党项拓跋部要求迁，安史之乱之后，从至德年间到永泰元年（756—765年）的十年间，内徙的党项部落进行了第二次迁徙。在不断的内迁当中，与中原政权呈现了且战且合、且降且叛的状态，直到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考古发掘的西夏墓葬数量有限，目前分布于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区。总的来说，党项族丧葬方式的演变其根源在于党项内迁后对中原汉文化的吸收融合。在对中原文化吸收的过程中，对于其原来丧葬的形式并不是立刻消失的，而是融入到了其吸收的汉文化葬式当中。但随着党项族的逐步内迁，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愈发增多。

西夏的丧葬习俗可以说是文化交融的产物，既保存了党项族传统的丧葬习俗，又与唐宋中原丧俗、周边的少数民族，如吐蕃、回鹘、辽金等其他民族的丧葬文化相融合，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宗教性、等级性、地域性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