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敕勒川文化 公众号
Discussion on Wang Duo's "Luozhou Xiangshan Works"
王铎《雒州香山作》考辨
【摘要】《雒州香山作》作为王铎的传世之作，不仅展现了其书法艺术的精湛造诣，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首先更正王铎之出生年份，继而对作品中释文所涉争议发表己见，尤其深入考证落款中“孟坚词翁”之身份；然后通过对王铎书写材料的挑剔、书写姿势与心境等多方面的分析，以更全面地理解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王铎 《雒州香山作》 孟坚词翁 村上三岛 书写材料
【Abstract】"Luozhou Xiangshan Works," as one of Wang Duo's masterpieces, not only demonstrates his exquisite calligraphic skills but also encapsulate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is paper first corrects Wang Duo's birth year and then addresses the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identifying the person referred to as "Mengjian Ciweng" in the inscription. Furthermore, by analyzing Wang Duo's choice of writing materials, his writing posture, and his state of mind,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work.
【Key words】Wang Duo; "Luozhou Xiangshan Works"; Mengjian Ciweng; Mishima Murakami; Writing Material
晚明时期，心学思潮的广泛传播在社会思想领域引发了深刻的变革，同时在文化艺术领域也催生了一股独特的“尚奇”潮流。这股潮流对书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励艺术家们对形式与内涵进行探索和创新。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也逐渐发生转变，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束缚，而是更加注重个性与情感的表达，从而推动了艺术的多元化发展。随着书写材料如纸、笔等的不断创新，书法家们得以在更广阔的创作空间中施展才华。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晚明时期的书坛诞生了一种名为“高堂大轴”的书法形式。凭借其独特的视觉冲击力和鲜明的个性风格，该书法形式迅速在书坛中崭露头角，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高堂大轴”书法，亦被称为“明清调”，以其大字书写、布局开阔、气势雄浑而著称，王铎就是“高堂大轴”书风的杰出代表。其书法作品字形雄伟而富有力量，笔墨酣畅淋漓，同时在构图与布局上展现出卓越的艺术造诣。王铎的书法成就，既展现了他个人的艺术修养与才华，也是晚明时期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其作品不仅映射出当时人们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追求，更是后世研究者与鉴赏家的重要参考对象。王铎（1593—1652），字觉斯，号嵩樵，斋号拟山园、琅华馆等，河南孟津人，为晚明书风变革潮流中的代表人物[1]。按，据张凤翔《赠太保兼太子太保光禄大夫礼部尚书王文安公墓表》记载，王铎出生于万历十九年壬辰十二月初十日寅时，即公历1593年1月2日[2]。众多资料均显示其出生于1592年，值得商榷。王铎是明末清初的杰出书法家，与董其昌并驾齐驱，被誉为“南董北王”。近代书法家沙孟海先生评价其书法：“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3]王铎书法各体兼善，有楷书、隶书存世，但成就最高的还是行草书。因其在行草上的杰出成就，与倪元璐、黄道周并称明末书坛的“三株树”。王铎的传世作品极为丰富，粗略统计有千余件。其中，写于1640年的《雒州香山作》是王铎晚年书风形成后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从传统的赏析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在章法上展现出活泼跳宕的特点，用笔上变化多端，墨法运用上则体现了枯湿浓淡的完美结合，堪称经典。在日本书法界，村上三岛的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他师从于著名的书法家长尾雨山和辻本史邑，是日本收藏鉴定王铎真迹的专家和推动日本书坛学习王铎风潮的领袖，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而在其收藏的诸多真迹中，《雒州香山作》无疑是他最为珍视的作品之一。《雒州香山作》系王铎于明崇祯庚辰年（1640）创作的一幅书法作品，纵247厘米，横53.2厘米。此作品被收录在《墨》第97号以及《王铎の书法》条幅篇中。该作品的释文为：“雒州香山作。旧日庄严地，林香景未残。为心方欲寂，入涧忽然宽。橙实侧深垭，钟声浮别峦。僧人说九老，仿佛见花坛。”[4]此内容亦可见于《拟山园文选五律·卷十八》之中。款识部分标明：“庚辰正月中宵，王铎。孟坚词翁教之。”钤印包括“王铎之印”和“少宗伯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一些地方看到的落款释文为“庚辰正月‘十宵’”，但经过查证，并未找到“十宵”的具体来历和所指时间，因此有理由怀疑此处应为“中宵”。由于“中”字中的“口”部空间写得较小且出现了涨墨现象，整个“口”部模糊成团难以辨认。薛龙春先生的新著《王铎年谱长编》同样将此处解读为“中宵”，鉴于此，本文亦遵循此观点。“中宵”意为半夜，王铎的传世作品中有很多都是在深夜书写完成的。此外，《拟山园文集》所收录的《雒州香山作》共有两首，此为其中之一。同年，王铎还创作了另一首行书作品《香山寺作诗轴》，其内容为：“细径翠微入，幽香尘迹稀。虚潭留色相，响谷发清机。人淡听松去，僧闲洗药归。莫窥灵景外，漠漠一鸥飞。”[5]款识为：“香山寺作，应五老亲家正，庚辰夏王铎。”这两首诗分别描绘了春夏之际和秋冬之际的景象，与作品的书写时间相契合。《拟山园文选》中多次提及“香山”二字，如“是时万历之末年也，君西入雒……上伊阙香山折而游……”由此可见，这两首诗应是在此时创作的。村上三岛去世后，其后人将《雒州香山作》公之于众，并于2010年北京匡时秋季拍卖会上以高价拍出，此举迅速成为艺术市场的瞩目焦点。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年匡时十周年春拍中，这幅作品再次惊艳亮相，并最终以惊人的4536万成交，创下了王铎单件作品成交价格的新高。此成交价格不仅彰显了市场对王铎作品的广泛认可，更凸显了《雒州香山作》的卓越艺术价值和深厚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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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铎 《雒州香山作》 绢本 247cm×53.2cm 1640年
《雒州香山作》乃明崇祯庚辰年（1640）正月深夜所作，时王铎身居北京礼部右侍郎之职。文中提及的孟坚词翁，实乃锦衣卫指挥佥事黄培（1604—1669），字孟坚，其人在王铎所著《拟山园文集》中有所记载：“余为诸生时，辽事溃，即问梓山公争勿轻战，欲以全力蹙敌。后二十余年，始交御史黄鹤岺，金吾黄公孟坚。孟坚示梓山公奏议……”[6]其中的“梓山公”指的是黄宗昌，亦即黄培之叔，而“金吾黄公孟坚”即指黄培本人。黄培曾被授予金吾将军之职，负责京城的守卫工作，因此有此称号。据《即墨县志》所载：“黄培，字孟坚，嘉善孙。荫锦衣卫指挥佥事，在朝以刚方闻。周中连以复社发难于君子，培曰：士林元气也，勿为小人所中。出姓氏火之，递解使去。黄道周忌权臣，上命锦衣校尉往逮，培戒使者曰：‘吾以道周付汝，期报我以生也。’故道周卒不死。后以诗稿祸起，死于市。”[7]因此黄道周最终得以保全性命。由此可见黄培为人处世之风采。王铎与黄培交往甚密，为其所作书画作品颇多。如《五律诗》轴，行草，绫本，纵166厘米，横55厘米，现藏于日本，可见于《墨》97号及《王铎の书法》条幅篇。此外，王铎还为黄培题写了《高适九曲词》，并题款：“洛下王铎。孟坚老词坛。”同时钤印：“王铎之印、字觉斯。”又为黄培题《董其昌画轴》，行书，纵88厘米，横37厘米，见中国嘉德2002年秋拍。题云：“今观兹图，又何其闲漠也耶？王铎题，孟坚老年词宗印可。”钤印：“王铎之印。”[8]亦有诗赠黄培。《春冷庚辰呈黄孟坚年丈》：“风紧孤城外，恰如腊月初。……枯寂岂忘酒，郁陶幸有书。”也曾为黄培所藏宋拓《圣教序》题跋（小楷，日本三井文库藏，见《三井纪念美术馆藏品图录》），跋云：“兹帖宋拓之最精者，他刻皆执圭趋拜其下，譬之王会天子，垂裳于明堂之上，万国诸侯咸为臣伏。庚辰立冬霜寒，将南发，夜挑灯跋于北京。孟坚年台保重保重，南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王铎觉斯甫书。”钤印：“王”“铎”[9]。明朝灭亡后，王铎成为“贰臣”，而黄培则选择辞官归故里。两人因此南北相隔，人生道路迥异。黄培晚年因忧郁悲愤，常以诗文明志。然而，因自刻《含章馆诗集》而引发的文字狱，即“黄培诗案”，被家奴告发有反清复明之心，终被囚禁于济南并判处绞刑。据说在临刑时，黄培昂首阔步，吟诗明志。值得一提的是，“黄培诗案”是清初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但案发时（1666），王铎已逝世14年。自明代起，书家对书写材料的需求推动了其不断发展与创新。在毛笔的选择上，前期流行的硬毫因其难以适应大字书写的需要，逐渐被多样化的选择所取代。陈白沙首次使用茅龙笔，开启了书家对毛笔材质探索的新篇章。至明中后期，羊毫逐渐受到书家的青睐。如黄道周所言：“笔法之精妙，难以一概而论。如初唐各家与虞、薛、欧、褚等所用之异笔，黄平倩以下至米友石，皆以白羊毫为主，王百谷则间以麻苎，董宗伯亦用之，此皆用于大字书写。”[10]王铎对毛笔材质尤为挑剔，尤爱羊毫，其在某行书轴款识中云：“笔乃羊毫，便于仿颜鲁公祭侄帖之意。”羊毫之柔软易于绞转，使得笔力更显浑厚，富有张力。在纸张的选择上，王铎同样极为讲究。他在《雒州香山作》中尝试在绢上书写，绢的质地对其书法风格产生了独特影响。他在《与戴明说》中提道：“此纸酱色黯然，不发墨华，难以快不律也。求其快者，则惟宣德之洁白乎？”这显示出他对纸张的严格要求。晚明时期，书家多选用绢本、绫本进行书写，并对材质提出明确要求。王铎认为，绫本的关键在于其劲健的质地，即绵密而非弹性，这样才能与笔力相得益彰。他在某篇书信中提及：“丁亥二月廿六日天寒微雨，忽恪而不雨，不知造物者何意也。时同张西河、吕尔仙、陈千虑饮数，贱体方为疮所困顿，又苦绫不健，甚徙倚，未尽欲书之兴，此亦命也欤。”[11]在用笔方面，绢本使得王铎的调锋动作更为显著。铺毫书写时，笔画呈现出由一条条丝线组成的效果。而绞转用笔则使这些“丝线”拧紧，形成“万毫齐力”的视觉效果，进一步增强了书法的力量感。《雒州香山作》中，“香”“旧”“说”等字所呈现的墨汁自右至左流淌或左侧滴墨的特征，为我们揭示了王铎在书写时的姿态。基于这些观察，我们可以做出如下两点推测：其一，墨流自右至左的现象表明，王铎在书写时，绫本的左侧位置较低，而右侧较高。其二，左侧滴墨的现象则表明，王铎在蘸取墨汁及书写的过程中，砚台应置于绫本的左侧位置。20世纪80年代初期，村上三岛先生率领的日本书法代表团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他向我国著名书法家董寿平先生提出了一个关于王铎书法作品《雒州香山作》的专业问题。他询问为何在王铎的某些作品中，个别字的墨汁会向左流淌。对此，董寿平先生给予了详尽的解答。他表示，王铎在创作时，习惯由专人手持绢或绫悬空支撑，而他本人则采用站姿悬空书写的方式。在现场，董寿平先生还进行了示范。他解释说，由于书写过程中受到重力和压力的影响，画心通常会呈现下凹的形态，这就导致未干的墨汁在书写完成后出现向左流淌的现象。传统的文房书桌对于大字行草条幅的书写连贯性构成制约，这也是长期以来大字行草条幅这种形式鲜少出现的原因之一。此外，宣纸与绢本、绫本相比，在凌空书写方面存在难度。绢本、绫本因其柔韧性更佳，而宣纸在凌空书写时易于破损。晚明时期大字行草条幅的兴起，部分原因可归结为当时奢靡之风的盛行。绢本、绫本在之前的朝代常作为一般等价物，而晚明时期白银的大量流入和大明宝钞的发行，使绢、绫失去了货币地位，转而成为一种大规模使用的书写材料。这种对资源的奢侈使用，在晚明时期比较容易被接受。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王铎在选择书写方式时，深受“书壁”等观念的影响。刘元堂曾指出，“题壁书”特别适宜于书写大字，特别是大草字体。粉壁长廊为书法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得大字，特别是大字草书的书写成为可能[12]。这种题壁的方式对王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字行草立轴的书写对单字的要求极高，常常涉及笔画繁多而整体体式舒展的字形，同时还需要考虑到收放自如的长笔画，这对执笔的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执笔过程中，需要手臂带动手肘，手肘带动手腕，手腕驱动手指。其中，手臂所能控制的范围最大，但控制的准确度相对较低；而手指能控制的范围最小，但控制的准确度却最高。站立侧身书写时，能够使身体的各个环节相互配合，既能保证笔力的雄浑有力，又能在细微之处调整笔锋，达到最佳的书写效果。作品的最终面貌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其中书写状态尤为关键。在书法这门独特的艺术形式中，其特点是“一次性成型”，故书写状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探讨书法技法时，必须充分考虑书写状态的影响，它是构成书法艺术魅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回顾古代书法家的作品，他们往往自作诗词，对书写状态的表现给予高度关注，使书写节奏与内容和谐统一，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相比之下，现代书法创作多取材于他人诗文，书写过程往往趋于简单的复制，导致对书写状态的深入研究和论述相对不足。王铎的书法艺术风格，其独特的开张之态，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遇紧密相连。此幅作品创作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正值明朝岌岌可危之际。当时，东北边境的危机四伏与国内起义的纷乱不止，均已达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加之其同窗黄道周身陷困境，以及近年来家人的相继离世，王铎的心境极为沉痛和苦闷。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铎回溯到当年创作二首《香山诗》的时刻，感怀往事，因此选择在一年内的夏、冬两季，两次挥毫书写《香山诗》。这种情感与艺术的交融，使得其书法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一年，王铎的诗篇频繁流露出深沉的哀愁与对早年生活的深切追忆。正月十五晚，王铎与李梦辰于袁枢斋内欢聚一堂，共赏花灯之余，挥毫泼墨，创作了如下诗作：“书室尘相远，先春夜著花。漏深若有际，月正更无涯。兵弱忧心醉，音灵道器赊。娑婆龙马里，九坐忆风华。”此诗不仅彰显了王铎的高雅艺术品位，同时亦体现了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注以及对往昔岁月的无限留恋。王铎晚年书法风格的放纵现象，与当时明朝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关联。明朝的覆灭已然无可挽回，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王铎的仕途亦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之境，他难以在政治舞台上充分施展其才华与抱负。面对如此困厄的处境，王铎开始将更多的心力倾注于书法艺术之中，借此寻求心灵的慰藉与情感的宣泄。王铎的行书佳作《忆过中条山语轴》，创作于崇祯十二年（1639），其创作时间与《雒州香山作》颇为接近。这两幅作品，均透露出王铎书法风格转变的端倪，特别是在表现放纵的程度上，呈现出显著的提升。这种放纵的笔法，既映射出王铎个人的真实情感，亦反映了他对明朝末年政治局势的深沉思考。明朝末年，政治体系严重失序，贪腐盛行，社会矛盾激化，百姓生活极度困苦。王铎，一位深具洞察力的士人，深感国家之疾苦，然而却苦无良策以挽狂澜于既倒。这种内心的无奈与苦闷，在其书法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运用豪放不羁的笔法，倾诉内心的悲愤与不满，深刻表达了对明朝末年政治局势的深切忧虑。同时，王铎的放纵风格也体现了他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和创新精神。他敢于突破传统束缚，以独特的笔法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和情感。这种创新精神，不仅使他的书法作品独具魅力，也为后来的书法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雒州香山作》不仅是王铎晚年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更凸显了他晚年书法艺术中的精髓与独特风格，还体现了王铎晚年的人生态度和精神追求。然而，历史的波澜对王铎的艺术生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王铎的众多作品遭到破坏，他本人亦被载入《贰臣传》，导致其艺术成就渐被世人遗忘。经过三百多年的时光沉淀与洗礼，《雒州香山作》的艺术价值逐渐为世人所发现和珍视。真正的艺术瑰宝其内在价值是永恒的，不会被时间的长河所湮没。即使在今天，王铎的艺术仍然蕴藏着巨大的发掘潜力。其雄浑有力的用笔、变化多端的涨墨法、跌宕起伏的章法布局，以及其独特的书法创作方法与观念，都为后世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这些都将激发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进一步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创新。[1]周展乐.从“极力造作”至“无意合拍”:论王铎对《兰亭序》的师法[J].大众书法,2023,8(01):69-76.[2]薛龙春.崇古观念与王铎书作中的“奇字”[J].艺术学研究,2007,1:173-214.[3]张香琪.王铎书法的托古“自化”[J].中国书法,2014(11):126-133.[4]王铎.杂书赠愚谷诗卷[J].中国书法,2019(01):49-55.[5]王铎.王铎草书诗卷[J].书法,2020(08):19-48.[6]张颖昌.王铎手稿《太保大司马黄公梓山奏议序》录考[J].中国书法,2023(05):122-129.[7]由墨林.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4(01):103-108.[8]薛龙春.王铎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9:618.[9]薛龙春.王铎与《兰亭序》《圣教序》[J].中国书画,2012(07):64-69.[10]黄道周.书品论:黄漳浦文集[M].悉尼:国际华文出版社,2006:174.[11]张金梁.王铎书法临创模式成因新探[J].书法研究,2016(02):32-38.[12]刘元堂.中国书法创作书写姿势论[J].艺术百家,2011,27(06):164-169.
作者简介：鞠云停（1989—），男，山东聊城人，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本科、硕士。现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三级美术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书法篆刻创作与理论、书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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