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眼中，阿富汗从不是一个普通的中亚山国。身为东西方丝绸之路上的要冲，独特的地理位置曾给这个内陆国家带来了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荣耀，更带来了惨烈的战争与杀戮，而且至今未能平息。
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征服者，从阿育王到亚历山大大帝，从成吉思汗到跛子帖木儿，都曾到途径这个“亚洲命运的十字路口”。近代以来，阿富汗更拥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令人望而却步的绰号——“帝国的坟场”。
从19世纪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大博弈”游戏开始，阿富汗便被置于世界诸霸权角逐的战场中央。而实际上，18世纪杜兰尼王朝的建立，本身就体现了阿富汗悍不畏死、力图振作独立的战斗精神。
“阿富汗斯坦”与“普什图”概念的建构
古波斯语中的“阿富汗”是“山上人”一词的延续，而“阿富汗斯坦”更是名副其实的山国，其五分之四的土地上遍布着崇山峻岭和海拔5000英尺（1英尺=0.3048米）以上、岗峦起伏的“台原”。
著名的兴都库什山脉，自东北向西南斜贯，绵延1200公里，决定着阿富汗的气候变化情况。这里夏天异常炎热，冬天极度寒冷，昼夜温差变化剧烈。每年7月前后最热，平均气温为25-30度；1月前后最冷，气温在0-5度。
与此同时，阿富汗又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空气异常干燥，年平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海拔在600米以下的平原地区大多是沙漠，或是与沙漠相差无几的沙碛荒原。灰色单调的沙海中，偶尔能见到闪烁水光的绿洲。
而这却是阿富汗斯坦少有的水源供应，每当春夏季节，高山的积雪融化，湍流直泻，水量勉强充足；秋冬季节，水量则陡然变小。所以，阿富汗自古有民谚云：“不怕无黄金，但恐无白雪。”
尽管自然条件恶劣，但阿富汗却处在极为重要的战略枢纽位置。喀布尔以东不远便有著名的开伯尔山口，地势十分险要，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喀布尔以北则是萨朗山口，作为贯通阿富汗南北的咽喉要道。
曾几何时，波斯人、蒙古人、阿拉伯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痕迹，不同民族的语言单词至今仍在阿富汗文化中留下强烈的印记。经过多年战争与民族融合，阿富汗形成了普什图、哈扎拉等部落概念集团。
当然，与所有原始聚落依靠血脉联系的族群一样，普什图、哈扎拉等词汇那时候还只是一个历史称谓，每一个民族内部都有极为复杂的部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阿富汗的历史进程，尽管其时阿富汗尚没有国家概念。
16世纪末，阿富汗斯坦遭受印度莫卧儿王朝、伊朗萨法维王朝和乌兹别克夏伊邦王朝三方撕扯。其中，莫卧儿王朝控制兴都库什山以南，与萨法维王朝争夺以坎大哈为中心的南阿富汗地区。
相比之下，萨法维王朝与夏伊邦王朝围绕阿富汗土地与人民的统治权之争，尽管以世俗权力与财富为标的，但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双方皆以什叶派与逊尼派思想来合理化其对外扩张策略。
在夏伊邦王朝统治下的阿富汗北部，突厥系乌兹别克人经常强迫当地居民，如塔吉克、哈札拉人迁徙与改宗。17世纪初萨法维王朝君主阿巴斯一世也会强迫巴达赫襄（Badakhshan）地区的蒙古后裔放弃长生天信仰，皈依伊斯兰教。
莫卧儿、萨法维和夏伊邦三大王朝的争战，使得赫拉特与坎大哈等城市及其邻近地区均遭受严重破坏。每当一座城池的支配权易手，对这座城池居民的蹂躏也将更加剧烈。其结果便是阿富汗斯坦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急剧衰退。
城市中心与商业阶层严重萧条，导致大多数伊斯兰学院与乌玛公社领袖丧失他们在蒙古人治下获赠、交易来的地产。大量学者、艺术家与诗人，纷纷前往德里、布哈拉与撒马尔罕等地避难，或远遁奥斯曼帝国另谋出路。
延宕不绝的武装征服与领土分割，使不同地区住民的文化与社会差异更加显著。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部族间权力互动关系变质，进一步加深了阿富汗境内各地区与部族间信仰上的精神断层。
更重要的是，这些帝国的竞争与支配政策深刻地影响着普希图的部落主义，并意外地促成普什图部族的权力崛起。在三大王朝的倾轧之下，血缘连带与部族认同都是用来动员家族经济和社会生产的重要力量。
部族共同体被当成帝国当局实行统治的行政单位，因而强化了普希图社群中以血缘与部族连带为构成原理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这些部族间的阶级排序激化着彼此的紧张关系，甚至演变成公开冲突，并因此促成部族间变动不居的合纵连横。
而个别部族的胜负兴衰取决于人口的多寡、领袖有无管理能力、联盟政策（尤其是和外部帝国之联盟）的成功与否、支持或挑战帝国的军事成败，以及资源（战利品、帝国的酬金与土地）的分配是否能够促进内部团结而非激化对立。
颇为讽刺的是，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王朝分而治之的策略反而加速了普什图人在阿富汗支配地位的确立、部族意识的抬头，以及普什图军事力量的规模化与组织化，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操纵阿布达利系（Abdalis）与吉赛尔系（Ghilzais）普什图人之间的对立。
其结果是：大量的游牧民——尤其是阿布达利系普希图部族——逐渐定居在某一区域，并在都会区域建构起贵族统治，累积财富并向外拓展商业。这是普什图人在历史上首次建立起超越小部族的大规模军事组织，原本分立的诸部族因此渐次转型为部族联军。
杜兰尼王朝的建立及其政权性质
1709年，利用萨法维王朝强制实施的改宗政策所激起的民愤，曾经被萨法维王朝任命为吉尔赛系普希图部族最高领袖（ra'is）的米尔瓦伊斯（Haji Mirwais Hotaki），在坎大哈正式宣告独立。
3年后，米尔瓦伊斯之子马赫穆德（Mir Mahmud）率普什图军队迅速攻入萨法维王朝首都伊斯法罕。萨法维王朝边境线上的军队将领纳迪尔（Nadir Shah）立即出兵予以回击，并于1736年建立波斯阿夫夏（Afshar）王朝，伊朗萨法维王朝灭亡。
1738年，纳迪尔领兵东征。在阿布达利系普什图骑兵的协助下，他击溃了吉尔赛系普希图部族联军，攻下坎大哈。之后继续挥师前进，击败驻在开伯尔隘口的莫卧儿守备军，夺取白沙瓦（Pershawar），攻掠旁遮普和克拉合尔（Lahore）。
阿夫夏王朝的东进势必会引起莫卧儿王朝的不满，双方遂在卡尔莫尔（Karmal）决战。初尝败绩的纳迪尔转进邦尼巴（Pantipat），占领德里、劫掠莫卧儿皇宫，尽括皇宫宝藏（包括孔雀王朝皇冠）后撤退。
自此，莫卧儿王朝不仅丧失了对阿富汗南部的支配权，而且印度河西岸之地尽为波斯所有。遗憾的是，纳迪尔本人在1749年遭到其侍卫长暗杀，阿夫夏王朝终结，伊朗高原再次呈现出纷乱局面。
同年10月，普什图社群在坎大哈附近的红狮村（Sir Sorh）举行部族大公会（Loyal Jirga）商议选出新的领导人，团结各部族以争取独立。这一次，普什图人完美复刻了8世纪阿拉伯人的事业。
纳迪尔昔日部将，年仅25岁的阿布达利系普什图人萨多赛（Saddozai）氏族领袖——阿赫玛德汗（Ahmad Khan Adbali）获得“杜兰尼”（Durani，“珍珠中的珍珠”）封号，是为近代阿富汗独立国家之“父”（Ahmad Shah Baba）。
值得注意的是，阿赫玛德汗的上位同样得到了吉尔赛系普希图人与乌兹别克人的支持。杜兰尼王朝经由部落大公会获得政权正当性的事实，说明了这个新兴政权的本质，是一个以长期存在着深刻矛盾与宿怨的诸部族所组成的同盟体。
而要维系此同盟体悬而不坠，就必须在不撼动各部族既存权力结构的前提之下，寻找继续维持各部族愿意在单一政权下合作的利益黏结剂与意识形态。于是，这些考虑便具现为杜兰尼王朝的统治架构与政策。
阿赫玛德汗政权统治架构的原型，乃承袭自他最熟悉的波斯帝国经验。其宫廷、官职阶层、军队组织，以及王位等，完全模仿纳迪尔在波斯的阿夫夏王朝，即尽全力避免因为直接统治破坏阿富汗诸部侯的既存权力结构而引起反弹与分裂。
在此基础上，阿赫玛德汗充分运用他的骑兵部队掠取喀布尔与白沙瓦以往呈奉给萨法维王朝的贡赋。“神的祭祀”（Atayayi hazrati yazdan），作为战利品分予各部族，以资组建宫廷与强化诸侯的向心力。
这个初步实验奏效后，阿赫玛德汗便开始展开有系统的对外征服与劫掠。1748-1756年间，阿赫玛德汗四次率领由诸部族所组建的骑兵大军（1ashkar）入侵印度，进行劫掠的战利所得占阿富汗政府财政收入的3/4，其中掠自旁遮普与克什米尔的战利品最多。
到1773年6月阿赫玛德汗逝世为止，阿赫玛德汗建立了一个版图西至呼罗珊，东至克什米尔与旁遮普，南抵印度洋滨，北达阿姆河的辽阔帝国，并通过条约与联姻政策等途径，确保了对这些地区的间接统治。
应该说，阿赫玛德汗以印度为目标的征服，使纳迪尔死后陷入混乱的伊朗获得喘息的机会。1750年，卡里姆汗（Karim Khan）出面收拾乱局，建立起赞德（Zand）王朝，无奈实力有限，仅以摄政王（Vakil）自称，旋即遭遇地方实力派的挑战。
1776年，阿加穆罕默德汗（Aga Mohammed Khan）在德黑兰自立为王，并与伊斯法罕当局展开了长达二十年的对峙。1794年，阿加穆罕默德汗终于统一伊朗，开启卡贾尔（Kajar）王朝时代。
然而，历经了整个18世纪近百年的纷乱后，伊朗国力已大为衰弱，萨法维王朝时期边疆许多地区的地方武将，实质上都维持着自治或半自治状态。对于业已独立的阿富汗斯坦更是鞭长莫及。
阿富汗的快速崛起，不仅开启了伊朗的社会动乱与王朝更迭，而且对印度的历史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1761年杜兰尼王朝与马拉提人、贾特人的战争，几乎是十字军东征之后，穆斯林世界首次保卫伊斯兰的圣战。
问题是，杜兰尼王朝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其内部含有诸多结构性衰弱因素：每当英主型领袖死亡，即陷入权力继承危机，进而分崩离析。与18世纪之前不同的是，19世纪的阿富汗被放在一个更大的场域内博弈。
19世纪上半叶英俄大博弈下的阿富汗
自七年战争法兰西战败，丧失其在印度半岛的殖民地后，大英帝国便成为南亚次大陆上唯一的西方列强。在印度的殖民扩张使得英国最早展开工业革命，作为其推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基础。
要知道，1760年代末的英国工业革命以棉纺织业机械化生产为中心。这一套资本主义运作机制需要充足的原料供给与商品倾销市场作为再生产结构，而印度首当其冲地扮演着被剥削者的角色。到19世纪，印度已然成为大英帝国的命脉所在。
可以说，大英帝国步入近代以来的绝大多数殖民扩张政策，皆以印度为战略重心。而沙皇在19世纪初在中亚、外高加索和伊朗高原成功取得的巨大利权，自然引起大英帝国的警戒，并因此改变对印度西北部与阿富汗的政策。
1813年，《古利斯坦条约》签订，沙俄从伊朗卡贾尔王朝那里取得卡拉巴格省和杰尔宾特、巴库等地，其包括现今阿塞拜疆和达吉斯坦的绝大部分地区。为此，英国加强了对伊朗高原的影响力，并在1824年将驻德黑兰代表团的指挥权从伦敦移至加尔各答。
此举意味着所谓“波斯问题”被纳入“大印度（Greater India）”的防御体系之内。同年，英国与普鲁士达成协议，计划在阿塞拜疆建立起英普共同殖民地，欲借此封堵俄罗斯的南下态势。
1826年，伊朗卡贾尔王朝与沙俄就格鲁吉亚问题发生武装冲突，期间土库曼基亚汗为压制老对手伊朗，并据此强化个人在部族中的领导地位，选择出兵助俄。这支游牧骑兵几乎攻打到德黑兰，并最终迫使波斯在1828年签署《土库曼查伊条约》，将里海完全割让给沙俄。
尼古拉一世的成功，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担心圣彼得堡惯用的“制造骚乱”战略，将随着俄罗斯的南进波及印度次大陆，进而影响到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遂于1830年元月下令拟定围堵俄罗斯南进的“大计划”（Master Plan）。
英国人一改往日的防御态势，转而采取更具侵略性的战略，即在印度西北更前方寻找可防御的天险。具体而言，就是运用阿富汗、俾路支与信德三地作为第一道阻俄防线。后来上任出任印度总督的寇松更是直接将“棋盘”的核心，界定在中国新疆、阿富汗和伊朗高原。
不过，英国人的计划却根本无法实现：随着阿富汗的内乱与整个地区的纷乱不休，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政权快速崛起，成为印度西北部的重要势力，并在1828年攻占印度富庶西北部的战略要塞白沙瓦。
阿赫玛德汗之子提穆尔夏1793年过世时，并未指定王位继承人。其结果是他的23名王子之间爆发了严重的王位继承战争，待杜斯特1826年在喀布尔称王（Amir），阿富汗各部族之间的不信任与怀疑全面暴露出来，巴拉克赛王朝似是而非。
见此情形，英属印度总督一面接触反杜斯特汗集团首脑修贾夏，一面鼓励锡克人在阿富汗东南挑起边衅，一面又在1837年派遣500名英军协防伊朗卡贾尔王朝对赫拉特围攻。大英帝国在阿富汗扶持傀儡政权的方略就此开始。
1838年初，杜斯特汗要求英国人就锡克政权表态，归还白沙瓦。协调未果，杜斯特汗倒向沙俄，东印度公司遂以此为借口发动第一次英阿战争，试图让修贾夏返回阿富汗主持政局。此举遭到了吉尔赛系普希图人的激烈反抗，大英帝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挫败。
1842年1月，在阿富汗山地陷入绝境的英军开始撤退，16500人的队伍沿途不断遭到阻击、截杀，几乎全军覆没，仅数人生还。翌年杜斯特汗回到阿富汗，巴拉克赛王朝直至1973年末代国王札希尔夏（Mohammad Zahir Shah）被推翻为止。
而就在英国发动第一次英阿战争之际，东亚出现重大转折。英国人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成功打破了传统的朝贡贸易与册封体制。战败的大清帝国暴露出弱点，并因此给予1689年《尼布楚条约》之后即慑于大清帝国威望的沙俄新的刺激。
1847年穆拉维约夫出任掌管东进的伊尔库茨克总督，这一人事调整标志着俄罗斯开始展开东北亚侵略的新动向。1858年和1860年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所有土地。
面对这样的态势，大英帝国的回应一方面将长江以南视为利益范围，另一方面积极支持明治维新，借日本之手以构筑在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对马海峡围堵俄罗斯海军（海参崴为基地）南下的战略支柱。
如此，英俄两大帝国的权力斗争，便从黑海海峡与开伯隘口两处扼制点，渐次演变成涵盖整个世界岛（欧亚非大陆），从北欧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到对马海峡的全球性斗争。阿富汗的命运和英俄两国的“大博弈”游戏，亦进入下一阶段。
19世纪下半叶英俄大博弈下的阿富汗
为了确保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防止（法国战败后）唯一的欧亚大陆强权俄罗斯的可能挑战，黑海两海峡、开伯隘口与对马海峡三点连成一线，构成了19世纪大英帝国对俄罗斯帝国围堵战略的前沿遏制点。
站在俄国人的角度，彼得大帝曾为他的子孙后代设想了三条南下路线：一条是从黑海经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地中海；第二条是从南高加索经伊朗到波斯湾；第三条就是从中亚经阿富汗到阿拉伯海。
翻开地图就会发现，在这三条路线中，经阿富汗这条通道为最近。如此一来，阿富汗渐次成为英俄两大帝国全球争霸的焦点和地缘政治角力的心脏地带。而巴拉克赛王朝本身的政策转向，使19世纪下半叶阿富汗局势变得更为复杂。
第一次英阿战争的挫败，使大英帝国领悟到直接兼并阿富汗的困难系数太高且风险过大。英国在印度的兵力有限，直接兼并又势必在阿富汗面临长期战争且消耗过巨，因此决定采行新的策略，着手将阿富汗打造成一个英国可以掌控的缓冲国。
然而，随着俄罗斯的中亚征服，英国的缓冲国策略出现破绽。1860年代不仅清帝国的外西北脱幅，而且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基发汗国、哈萨克三玉兹等中亚绿洲城邦国家几乎全部“沦丧”。
俄国人的南进似乎没有终点，用其时俄国外交家高尔察可夫的话来说，俄罗斯“最大的困难在于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停住”。的确，俄罗斯从未停留在阿姆河一线以北，而是越河继续前进。
大英帝国内部出现激烈的政策争论，“前方（战略）派”与“缓冲（国）派”争论甚剧。核心问题是：防线如何界定？印度的边疆是否应以印度河为限，抑或再往前推到阿富汗境内的喜马拉雅山麓，乃至中亚的阿姆河？
在历经数度争论之后，加尔各答当局获致基本共识。大英帝国在1874年，再度改变策略，即在血腥地征服印度次大陆西北部信德、旁遮普等区域后，尽全力增强对阿富汗巴拉克赛王朝的控制。
这一战略转换使中亚在英俄“大竞赛”中的定位出现重大转折，以阿富汗为缓冲国，意味着英国不反对沙俄兼并中亚，唯一的问题是阿富汗北部疆界的划定问题。而这个问题，自然成为19世纪下半叶英俄在中亚进行帝国主义“大竞赛”的核心焦点。
与此同时，阿富汗亦隐含着内在不安定性，即作为缓冲国的小国不甘接受被宰制的现实。在杜斯特汗逝世后，锡尔阿里汗（Amir Shir Ali Khan）接掌王位，对英俄两国实质上联合支配阿富汗的现实强烈不满。
在意识到大英帝国着手加强对阿富汗动向后，锡尔阿里汗转而拉拢俄罗斯，借以维持“权力平衡”。只是，喀布尔当局这一动作在英国人眼中毫无疑问是破坏平衡之举，进而导致大英帝国在1878年年底发动第二次英阿战争。
1879年5月，英军占领喀布尔，废锡尔阿里汗，改立其子雅古柏汗（Yaqub Khan），并签署《冈德玛克条约》让渡阿富汗与印度之间苏里曼山脉的许多战略要塞。此外，还允许英国修筑印度北部至阿富汗的公路与搭设电报线。
更重要的是，英国取得管控阿富汗外交事务的权利。该条约引起阿富汗内部激烈反弹，游击战持续不断。1880年7月玛伊万战役中，2734名英军被歼灭，新王拉赫曼上台。为免重蹈锡尔阿里汗覆辙，拉赫曼决定彻底对英让步，采行所谓“不偏袒任何一国”的中立外交。
在丧失大片富庶领土后，阿富汗先前的“掠夺国家”体制已然难以为继，巴拉克赛王朝并无半点多余的资源来控制阿富汗内部诸部族。自1880年代起，地方叛乱不断，1892年甚至演变成哈札拉部族的大规模武装斗争，迫使喀布尔当局只能就近向英国求援。
如此，大英帝国的军事与财政援助，成为阿富汗王权赖以维系的基础。阿富汗逐渐从缓冲国转变为扈从国，进而沦落为傀儡国，完全依靠外国力量以维持本身缺乏内在正当性的王权统治。
1887年，英俄两国达成划界协议。由于英俄两国皆不希望直接与对方接壤，便将南部帕米尔地区和东北角的瓦汗走廊划归阿富汗。这次妥协部分原因是双方近百年斗争的疲惫，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欧洲国家体系的双重变化。
美利坚合众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挑战着老牌殖民帝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牵动着英俄的和解。1893年，拉赫曼与英属印度总督达成协议，接受英俄为阿富汗划定的北部边界线，并由英国划定阿富汗东部与南部的国界线，这就是著名的都兰线（Durand Line）。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阿富汗北部疆界线或是都兰线，都是按英俄两国利益考量的，完全未考虑到该地区的民族与宗教因素。进入20世纪，阿富汗将在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寻求安身立命之道。
20世纪后的阿富汗形势
相较于阿富汗，伊朗在19世纪下半叶遭遇来自俄罗斯与英国更多的压迫。1857年后，伊朗南北实质上已由英俄两国直接或间接控制。尤其在波斯湾一带，更是被英国海军直接纳入管辖，德黑兰当局实质上仅控制着中部地区。
因此，推翻半殖民地状态便构成伊朗进入20世纪必然的要求，并凝聚成民族主义运动。叠加德皇威廉二世的介入，两股动力在1906年促成了波斯宪政革命。其结果是延宕百年的“大竞赛”就此暂告一段落，英俄携手对抗德国。
但伊朗与阿富汗社会并未从此安定，伊朗和阿富汗对外形同锁国，这种政权一旦内外条件稍有变化，其体制或政策取向便会出现裂变，而此一裂变又将反过来冲击中立外交，进而在20世纪初演变为内战与新一波的反英斗争。
1907年英俄协定几乎将伊朗人在1906年达成的宪政革命结果抹杀殆尽，由俄罗斯支持的波斯-哥萨克军团强行复辟卡贾尔王权，其军事影响力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1917年十月革命为止。
伊朗和阿富汗作为欧洲国家安全体系冲突机制的产物，从一开始就陷入结构性的不稳定状态。这些缓冲国的结局要么成为傀儡，要么直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而且如果环境改变，区域关系的模式发生重大变迁，缓冲国也经常成为第一个牺牲者。
例如阿富汗就必须要为西方国家的均势外交付出代价，其成本之高昂需要经常摆荡在丧失国家尊严与国家消灭之间。1919年，痛恨英国殖民主义的阿曼努拉即位便发表公告，宣布阿富汗内政外交完全独立自主，不需要看英国人脸色行事。
其时英国刚刚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胜利，顿时怒火中烧。1919年5月，英军在开伯尔山口集结，发动第三次英阿战争。阿曼努拉汗在喀布尔伊德加赫清真寺的群众大会上，号召人民要不惜牺牲一切，献身于圣战。
但在当年6月，英国后院起火，甘地在印度掀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只能主动与阿曼努拉汗展开谈判，承认阿富汗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内政主权。
这是日不落帝国第三次在阿富汗斯坦铩羽而归，也是英国人对于亚非拉地区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回应。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人仍然会视本身利益，对伊斯兰世界主权国家进行扶植、打击或是削弱。
在冷战的严酷背景下，阿富汗延续着不幸的宿命。1979年，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进行了长达9年的战争。与英国一样，苏联认定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可以在阿富汗达到本国既定的战略目标。
然而，阿富汗天造地设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条件却成了“红色帝国”运行体制、政治理念和综合国力的试金石。有利形势保持不久，苏军便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潭。经过漫长的9年，这场试图征服阿富汗的速决战变成了持久战，直至成为红色帝国的伤心之战。
更重要的是，1979-1989年阿富汗战争是当代伊斯兰“圣战”的转折点。为击溃苏联，美国中情局或明或暗地协调动员全球穆斯林介入阿富汗战争，抵抗无神论者（苏联）对伊斯兰的侵略。
大量穆斯林圣战士（mujahideen）从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门、巴基斯坦，甚至是菲律宾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前往阿富汗参加反苏游击战，迫使苏联在阿富汗陷入长达10年的泥沼战中。日后成为国际焦点的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即是此一谋略下的产物。
阿富汗十年战争导致苏联暴力机器陷入史无前例的危机，令克里姆林宫再也无法镇压异议。叠加1985年国际油价巨幅下挫，直接使财政依赖石油出口收入的苏联经济遭受重创。以上种种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着手体制改革。
当阿富汗战争结束之际，冷战亦随之落幕，东欧剧变，苏联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然而和平并没有眷顾阿富汗。内战爆发，各派军事强人为争夺上一场战争留下来的残羹冷炙而混战不休。
这个已成焦土的国家，渐渐崛起了恪守伊斯兰传统教法的“塔利班”。诡异的是，这个圣战士集团正是当年美国冷战政策的结果。1996年塔利班第一次执政，几乎让阿富汗在文化上倒退回中世纪，同时容留庇护了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本·拉登。
于是，“9·11”事件在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也给阿富汗带来了又一场战争。当然，美国人在伊斯兰留下的恶果，远非阿富汗一处悲剧。阿富汗战场上的圣战士集团返国后，各自对其所在国政府倒戈相向。
埃及穆巴拉克政权被攻击（2011年结束）；中亚于苏联解体后成为能源斗争的新场域；回到克什米尔的圣战士，则成为印巴冲突的新主角。此外，还有流落到叙利亚、巴基斯坦、利比亚等地。
19世纪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有言：“阿富汗是一杯亚洲鸡尾酒，其战略地理位置决定了帝国、地区性大国和众多邻国都要来搅和一把。”雄才大略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更相当于直接告诉后人：“谁征服了阿富汗，谁就征服了世界。”
经过三次坚忍的抵抗与血腥的战争，阿富汗最终击败了宿敌英国，实现了不屈的独立。阿富汗的土地上，战争依旧，只是又换了一代人，又变了几个对局者。阿富汗在拖垮苏联之后，亦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海外战争（2001-2021）。
翻开今天的世界地图，亚欧大陆的中央地带有那片桑叶形区域赫然映入眼帘。事实上，世人从不曾遗忘“帝国坟场”的可怕，更关注这个“亚洲十字路口”的安全，以及亚洲乃至全世界未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