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善变。微生物、变色龙和人，都是善变的生物。
微生物大部分是单细胞和单倍体，变异频率10-10~10-5之间。由于微生物数目众多、繁殖速度快，因此突变量很惊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得以累计。假定微生物细胞突变率为10-6，那么1 mL OD600为1.0的微生物（约108个）分裂一次就会产生100个突变（2*108）。那么，微生物到底有多么善变呢？
2016年Science发表的一篇文章很好地展示了大肠杆菌是如何攻克抗生素的。作者设计了一个60*120 cm的矩形装置，从两端到中间分别放置0、3、30、300、3000倍MIC抗生素甲氧苄氨嘧啶的泳动培养基，然后接种无抗性的大肠杆菌观测菌株在培养基中的生长状态，并用延时摄影技术记录了整个过程。结果清晰明了，11天时间，菌株对抗生素的MIC提升了1000倍！这个突变速度其实比实际微环境中可能还要慢一些，毕竟固体培养基也会限制菌株的移动速度。文章所用的“巨型培养皿”为研究微生物适应和进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作者进一步对突变体进行了分析，多个共存谱系在表型和基因表型上呈现多样化。通过比较生长最快和稍慢的突变体，结果发现进化并不总是由最具抗性的突变体主导，笑到最后的菌株可能悄悄躲在先驱者的身后，待时机成熟再脱颖而出。在这一点上，狡黠的细菌散发着人性的气味。
动态观察图
微生物的突变归根结底是遗传物质的突变，基因突变有以下共同特点：①自发性，②不对应性；③稀有性；④独立性；⑤可诱变性；⑥稳定性；⑦可逆性。关于突变的自发性和不对应性在历史中有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一种观点认为突变是环境诱导的，因此微生物所产生的抗性形状与诱导的环境因素相对应（例如抗生素、污染物的添加势必诱导耐受和降解菌）；另一种观点认为抗性突变是自发产生的，添加的污染物/抗生素并非是诱变因素，最终适应了污染物/抗生素环境的微生物变异菌只是被筛选的结果。直到今天，微生物驯化和富集培养在环境微生物实验室仍是主流的研究策略，但很多学生对其机制仍不清楚。历史上，曾有3个非常经典的实验来证实微生物突变的自发性，分别是Luria的变量实验、Newcombe的涂布试验和Lederberg的影印平板实验。
以影印平板实验为例，首先把对链霉素敏感的大肠杆菌涂布在不含链霉素的平板(1)表面，待其长好后用影印法接种到不含链霉素的培养基平板(2)上，随即再影印到含有链霉素的选择性培养基平板(3)上，由此可保证这3个平板上所生长菌落的位置一致性。在平板(3)上出现了可以抗链霉素的菌落。然后在平板(2)的相应位置上找到对应的菌落挑至不含链霉素的培养液(4)中，培养后涂布在平板(5)上，重复以上步骤。后续只要涂上越来越少的原菌液至培养皿(5)和(9)中，就可出现越来越多的抗性菌落，最后甚至可以得到完全纯的抗性菌群体。由此可知，原始的链霉素敏感菌株只通过(1)→(2)→(4)→(5)→(6)→(8)→(9)→(10)→(12)的移种和选择序列，就可在未接触链霉素的情况下筛选出大量的抗链霉素的菌株，这一严格巧妙的实验证实了突变的自发性，影印平板法在其他研究中也被广泛应用。
影印平板实验原理
DNA损伤犹如生活中的矛盾，很多小小的损伤都在发生的时刻得到了解决，所以不要忽视DNA自我修复能力，这才是真实而时刻发生的事。而一旦突破自我修复产生了突变，也不一定是坏事，有可能是沉默突变，彼此心照不宣，有可能是正向突变，关系更进一步，有可能是回复突变，破镜重圆，也有可能发生了XX的缺失、插入或置换，很难逆转。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强调千绪从云，万物皆流，变化永恒。世界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处于永恒的流动和变化之中。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踏入的河流是同一条，但由于逝者如斯夫，流水、河床、环境、生物都在发生微妙之变化。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告诉我们，从本质上来说，现在流淌心中的“这条河流”已不再刚刚梦隔千里的“那条河流”了。
当从微生物的世界来理解哲学，形象而易懂。微生物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突变，我们体表的、胳肢窝的、脚丫子上的、口腔内的、肠道的微生物不仅在突变，而且在演替。从某种层面来说，“我”也是时刻变化之中。
提问：微生物善变吗？
“我”觉得：善变。微生物、变色龙和人，都善变，一个是基因、一个是外形、一个是内心。
所以，“我”是谁？开头回答的是本我，现在回答的是自我，遥不可及的是超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