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 | 专题：社会变革中的父职重塑

王向贤

父职是指社会构建出来的男性如何做父亲的理念与实践，是包含个人、群体、社区、社会政策与文化层面在内的社会生态结构的产物。在当代中国，通过设立带薪生育假等支持政策来推动父亲积极参与育儿，已是新时代的发展方向。例如，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提出，“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2024年初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均重申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父亲生育支持政策在国外先行一步，促使国内学界高度关注国际经验。例如，对于北欧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父职政策和日韩、新加坡等东亚邻国自90年代以来的父亲生育保障建设，国内学界目前已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生育支持政策的特征深嵌于政治、经济、文化脉络之中，因此，良好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必然立足于本国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为如何从父职视角推动生育支持政策的完善指明了重要方法和必由之路。父职视角的生育支持政策完善之所以需要坚守魂脉与根脉，则源于支持父亲生育的措施虽然看似推进生育保障的政策小切口，实则通过四个层面组成的社会生态结构推动着社会大变革。

政策小切口展现社会大变革

在个人层面，为年幼子女提供充足且优质的日常照顾不但成为父亲的法定责任，而且日益成为美好生活理念的组成部分。前者集中体现于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在养育责任方面，该法要求未成年子女的父母需在“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全面引导；在养育方式方面，则要求父母“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共同参与，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后者显现于抖音平台上“爸爸带娃”短视频的高涨人气。在这些展现父亲悉心照顾子女的短视频中，最受欢迎者的点赞数高达3亿，众多网友纷纷留言，表达着对于新型父职的欢迎和向往。

在家庭层面，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父职排序——以经济抚养为优先和很少提供日常照顾，使得众多深感工作与育儿紧张冲突的女性，迫切期待丈夫能够积极提供日常照顾。向广大父亲提供带薪生育假，既缓解了他们赚钱养家的压力，也提供了日常照顾的时间。其中，子女出生伊始的陪产假是广大父亲形成父职认同、与新生儿建立情感依恋、分担日常照顾的关键阶段；父亲在子女一定年龄内享有的育儿假则促进父亲提供日常照顾；年度护理假还为父母照顾生病或发生意外的子女提供时间和津贴。

在职场层面，需要变革用工机制，即从认为男性是无须照顾家庭、可随传随到的“理想”工作者，转为承认已育男性需要承担经济抚养和日常照顾的双重父职。短期之内，向男性员工提供生育支持会增加用人单位的雇员人数、管理难度和生产成本。但长远来看，国际众多研究显示，这将降低员工流失率和提高生产力。不过，北欧和东亚的经验表明，制定父亲生育支持政策固然不易，但如何推动用人单位真正予以落实更需攻坚。其中，政府如何推动职场有效转变用工机制是关键环节。

在政府层面，向广大父亲提供生育支持将在以下方面推动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一是通过设立天数较多和津贴较高的父亲带薪生育假，缓解女性的工作与育儿冲突，消减阻碍生育的照顾赤字，从而促进适度生育。二是通过提供父亲带薪生育假，促进父亲积极参与育儿，这既可增强对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更是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措施。三是通过推动父亲生育支持政策向平衡且充分的方向不断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根本旨归。

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奠定政策创新基础

父职构建隐含于新中国70余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并在以下方面产生了支持父亲生育政策的现实效果。

其一，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计划经济和福利分配理论的指导下，单位制作为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组织生产生活的基本形式，在以下两方面实质性地支持了父亲生育。一方面，单位制普遍实行的低工资虽不利于男性职工履行经济抚养的父职，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和《关于统一掌管使用多子女补助和家属福利等问题的联合通知》等政策文件，职工子女得以享受收费低廉的教育、医疗、住房、食堂、浴室和电影院等服务设施。另一方面，单位是否设立托幼机构的主要依据虽然是女性职工的人数，但在实际运作中，男性职工的子女也可享有本单位的托幼服务。由此，单位制部分地分担了男性职工为子女提供经济抚养和日常照顾的双重父职。

其二，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农村集体经济、政社合一、防止贫富分化等理论的指导下，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也产生了分担父亲经济抚养责任的效果。如《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秋收分配中若干具体问题的指示》等文件确定了口粮分配以供给制为主的基本原则。即“口粮部分要按照当地规定的口粮标准，按照人口分给社员……除了口粮以外的余粮部分，才可以按照各个社员所做劳动日的多少进行分配”。其政策意图如《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所指出的，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儿童，给以供给制的待遇。从父职角度看，这些措施有效地分担了农村父亲的经济抚养责任，制度性地保障了子女的生存权。

其三，父亲生育假逐步明确成为社会主义生育保障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研究者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但未系统阐释的再生产观点发展为“两种生产”（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应将人口纳入计划管理，并协调两种生产。由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多个省区设立了男性陪产假。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设立陪产假成为各个省区人口法规的标配。202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倡导建立父母育儿假之后，各个省区迅速响应，普遍为家有3周岁以下幼儿的父亲和母亲规定了每人每年10天的全薪育儿假。这不仅标志着父亲生育支持明确成为当代中国生育保障的组成部分，而且初步承认了父亲和母亲在日常照顾方面拥有同等的责任和权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重要价值支撑

建设符合国情和民众需求的父亲生育支持政策，不仅需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作为魂脉促进新中国70余年父职建构的历史，而且需要深入挖掘为当代父职提供土壤与民情的儒家父职。如，父慈子孝是儒家眼中的理想关系，并由此外推形成家国一体的秩序观。在当代中国正推进父亲生育支持的背景下，从探讨儒家的父慈和慈幼观念入手，可以为新时代父亲生育支持政策创新提供历史经验。下面兹举两例。

其一，先秦儒家的慈仁父道提供了可与当代中国父职变革相结合的本土资源。如前所述，社会生态结构的四个层面均要求父亲积极为未成年子女提供日常照顾。目前，研究者在探讨此类新型父职的特点时，多基于欧美经验。但成书于汉代的《韩诗外传》即已提出了近似于当代新型父职的慈仁父道：“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以畜养其子，抚循饮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识也，必严居正言……冠子不詈，髦子不笞，听其微谏，无令忧之。此为人父之道也。”作者韩婴所倡导的慈仁父道，为落实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界定的父职提供了历史参考。

其二，先秦儒家即已提出的“慈幼”观念为当代的政府分担父职提供了历史借鉴。综合《周礼》和《孟子》的慈幼观念，对于先秦儒家而言，慈幼具有托底和普惠两个层面。托底是指，在孤儿无父可依时，政府通过提供替代性父职，为孤儿生存提供基本的物质供应。如《周礼·地官司徒第二·遗人》所言的“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即把守关卡的小吏需要负责储存救济老孤所需的粮草。普惠是指，仁义的产业政策本身就是支持男性为子女提供经济抚养。如，孟子在与梁惠王对话时，明确批评后者的产业政策不当，“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从而以反例指出，政府政策是支持父亲为子代提供经济抚养的基础性力量。

总之，为了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父职视角不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已是当代中国的重要任务。在借鉴北欧和东亚等国际经验的同时，我们既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挖掘新中国70余年社会主义本土实践中的父职建构，也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寻找儒家父职中助益当代政策创新的历史智慧。对于魂脉与根脉的双重坚守，将推动父亲生育支持政策发展出既契合国情也丰富国际经验的中国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幼有所育视野下缺席父职的形成机制与治理研究”（21BSH1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汪永涛

城市家庭教养方式正在经历一场变革，由自然成长方式向科学教养方式转变。科学教养方式是指家庭以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为目标，通过科学规划、资源统筹、密集投入、精细培养、情感陪伴等深度介入方式，以期培养一个完美的后代，这一教养方式将对儿童产生深远影响。最近20年，科学教养方式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城市家庭的一种普遍教养方式。城市家庭教养方式为什么会发生变革，它对父职角色将产生什么影响？

城市家庭教养方式变革的背景

20世纪末，西方的科学育儿观通过互联网开始传入中国并影响着中国家庭的育儿实践。相比其父辈，“80后”“90后”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具有科学教养的文化资本和能力，对孩子的期望也越高。同时，在社会分化不断加剧、阶层跃迁愈加不易的社会结构下，教育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家庭越来越重视教育。家长从儿童早期就要为子女择校做准备，学生则要从儿童早期就开始应试通关，这也导致城市家庭“鸡娃”的兴起。因此，教育市场化的发展，使得学校教育与校外培训机构形成一种互嵌关系，这也不断加剧了教育竞争。总体上，阶层分化、教育竞争的加剧、家长的高期望等加剧了家长焦虑，并进一步投射到孩子身上。家长按照科学教养规范，高度介入并干预孩子的成长。

科学教养方式的形成还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在数字媒介平台上，青年父母聚集在各种育儿社群中，他们关注育儿博主，观看短视频，购买课程，进行直播互动，并通过社群、互助社区进行分享交流。由此，育儿专家、公共卫生部门、市场机构、青年父母通过社群互动共同形成主流的家庭教养规范。此外，城市家庭教养方式具有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市场化、密集化等特征，呈现为一套阶段化、指标化、数字化的科学教养标准和体系，并以此指导父母的日常教养行为。然而，家庭教养规范与实际的家庭教养实践之间存在差距，这给家长造成了焦虑，而家长焦虑也进一步被市场所捕捉并强化。市场机构提倡通过使用专业化产品、服务、课程更好地促进儿童成长，将儿童教养打造为一个科学化、专业化的过程。于是，消费文化日益渗透到家庭教养实践之中。因此，虽然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是家庭教养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成本却大大增加。

父职伦理的重构

在科学教养方式下，产生了新的儿童教养文化，它为成年人如何做“好父母”设定了文化边界，并据此来建构亲职身份。父职作为家庭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受到新的儿童教养文化的影响。因此，要理解父职角色，需要将其置于家庭教养方式的变革中予以考察。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市场化转型，国家、劳动力市场逐渐退出生育、养育等再生产劳动领域，再生产职能被加诸私人家庭。科学教养方式意味着在高度竞争压力下，家庭在儿童成长中所承担的角色和责任越来越重要，它要求以家庭为单位，对儿童进行资源投入和整合。科学教养方式的科学化、专业化对于教养者的要求较高，一般由年轻父母来实施。而科学教养的精细化、密集化对于教养者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都有高标准。当前，城市双薪家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模式，但是在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下，通常由母亲担当科学教养的主导者，出现了密集母职。然而，母亲一人也难以完全应对科学教养要求。同时，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性别平等意识逐渐增强，她们希望兼顾家庭与事业，父亲参与育儿成为她们的普遍诉求。于是，夫妻之间进行分工，城市家庭普遍出现夫妻协作式育儿。

科学育儿理念特别重视父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强调亲密育儿，父职伦理重构，出现“新父职”。父亲在承担传统养家的责任之外，越来越主动地承担儿童照料、陪伴、家庭教育、日常生活管教等责任。这不仅是一种男性妥协，更是男性在科学教养规范下主动建构“好父亲”角色的一种努力。

与以往严父慈母的形象不同，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柔性的一面，展现出对孩子的关心、体贴和爱护，与传统威严、沉默、疏离的父亲形象相去甚远。一是儿童情感价值神圣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日益少子化、独子化，儿童价值神圣化，经济上“无用”的儿童成为情感上“无价”的儿童，这客观上使得父母会更疼爱孩子。二是陪伴成为家庭的一项新伦理。“80后”“90后”是少子化、独子化的一代，他们的子女主要成长于“原子”式家庭，缺乏日常性的同龄人陪伴。这使得亲子陪伴的重要性不断上升，“陪伴”已日渐成为建构和维系亲密关系的一项新伦理，也是构建孩子安全感的重要手段。三是情感表达的商品化。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父亲逐渐通过消费和礼物来表达对孩子的情感和爱，这是他们营造亲密亲子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

父职的多重角色

父职在实践中形成了多重角色，包括育儿协助者、教育协同者、孩子的玩伴、母职平衡者等。总体来看，男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与学习，父亲的育儿主体地位逐渐凸显，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夫妻协作式育儿成为当前城市家庭的一种主流育儿模式。其中，母亲一般承担着育儿总管的角色，她们制定总体培养计划、搜集和整合信息、深度陪伴孩子学习，而父亲一般承担着协助者的角色，在日常照料、教育参与、亲子陪伴和行为管教等方面协助妻子，成为妻子的坚强后盾。

第二，在当前激烈的教育竞争背景下，家庭普遍实行密集型家庭教养方式，青少年的课外时间被高度商业化组织化了，这就需要家庭合力安排好儿童的课外时间。在参与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夫妻之间协同合作，根据各自擅长的科目，对孩子的课业进行分工辅导和监督，父亲一般在接送课外兴趣班、辅导班与体育课上承担着主要责任。

第三，这一代儿童在日常成长过程中由于缺少同龄人的陪伴，尤其需要父母的陪伴。相比生活照料等体力劳动，父亲更愿意陪伴孩子户外玩耍、体育锻炼，因此平常更多的是孩子的玩伴，扮演着知心爸爸的角色。

第四，在科学教养方式下，再造了一个完美母亲形象，这给女性带来压力和焦虑，存在母职超载现象，她们在教养孩子受挫时容易产生情绪上的波动，从而容易发生亲子冲突。父亲在扮演育儿协助者、教育协同者以及孩子玩伴等角色时，很好地分担了家庭的教养职责，而当母亲陷入焦虑时，父亲可以对孩子母亲进行情绪疏导。当母子之间发生冲突时，父亲可以调解母子矛盾，避免矛盾升级，父职承担着母职平衡者的角色。

当前，城市家庭普遍采用科学教养方式以适应家庭现代化转型，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利和义务正在发生变化，儿童教养的责任和义务在家庭中重新进行分工。虽然城市家庭按照科学教养方式进行夫妻协作式育儿有利于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但是科学教养方式对于亲职有着过高要求，多数父母经历教养规范与实际亲职的断裂甚至矛盾，做家长越来越难，这也造成当代父母更多的焦虑、压力与不确定性。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杜世超

数字时代不仅改变了公共生活，也重塑了家庭生活。20世纪80年代，欧美社会“新父职”理念的出场打破了原有“男主外、女主内”固化的性别分工，父亲角色被要求兼顾为家庭提供经济资源、为妻子提供情绪支持以及为孩子提供身心照料的多重职责。这种“新父职”的实践困难重重：一方面，“新父职”的倡导挑战了传统男性霸权，遭到固有性别文化观念的抵抗；另一方面，“新父职”理念带有明显的中产倾向，忽视了劳工父亲的现实处境。特别是在“全球南方”语境下，外出务工的父亲很难同时实现经济支持和情感陪伴的职责。

数字时代的到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工父亲的“新父职”窘境。部分照料性职责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实现。经济生产的职责在互联网时代也更为灵活，为父亲提供回归家庭的可能。宏观上，数字时代也伴随着“性别革命”的加速推进。例如，男性霸权持续受到挑战；男性气质与父职实践之间的对应关系逐渐剥离；父职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红利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父职回归浪潮的崛起。在数字化的时代变革下，父职内涵进一步扩展，出现了第二次“新父职”的理念萌芽，父职实践也受到了新的挑战。

父职新内涵的扩展

除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第二次“新父职”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目前社会的父母主力军群体本身就是第一代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私人生活沉浸在数字空间中，以他们为中心所延伸的家庭生活自然也是高度数字化的。从时间资源的角度而言，网民身份和亲职身份有内在矛盾性，数字时代的父母要在处理自己网络参与和亲职责任的同时践行“数字养育”，如远程教学、家校数字化互动、电子化课后作业辅导等。有研究表明，目前在中国的新生代家庭中，依然是母亲承担着主要的“数字养育”职责，父亲在互联网空间内的行动主要向自身网民身份倾斜，较少承担网络空间内的父职责任。所以，数字时代的“新父职”需要重视“数字养育”的内涵扩展。

数字时代“新父职”的扩展包含新的数字养育角色、新的数字养育目标和新的数字养育实践。首先，传统父职强调父亲经济提供者的角色。第一次“新父职”倡导拓展了父亲照料者的角色，而数字时代的第二次“新父职”又涌现了父亲数字管理者的角色。如果第一次“新父职”倡导试图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之间寻找父亲功能的平衡，那么数字时代的“新父职”倡导则呼吁互联网空间与家庭之间父亲角色的定位。父亲不仅要管理自己作为网民与作为现实家庭中父亲角色之间的潜在冲突，还要对孩子的互联网参与和电子产品接触进行管理。这种数字管理者的角色是以往父职倡导中所没有的。其次，数字养育不仅要求父亲在网络空间对孩子提供照顾与监管，也要积极培养孩子的网络参与健全性。当下技术发展与未来人才技能要求决定了数字化能力的重要性，网络参与已经成为主流学习方式之一，也是社会交往的必要资本，所以培养孩子的数字能力是新时代父职势在必行的教养目标。由于数字活动参与的中性化倾向（相比于现实空间中性别化的活动参与），数字能力培养的养育目标为父职践行提供了“去性别选择”的可能，以往父亲重视孩子竞争能力的性别化亲职实践模式被打破。最后，数字时代的父职实践更为多样化。电子通信手段使得家庭成员之间可以突破物理距离的限制进行亲密关系的维系，以往空间在场和情感在场之间的绑定关系被解除，父亲在空间意义上缺席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依靠数字陪伴的方式实现情感的在场；但同样地，空间在场的父亲也可能因为自己的数字产品使用而忽视对孩子的情感陪伴。空间与情感二维的解绑有助于劳工父亲（尤其是外出务工的父亲）最大程度上履行父职。数字养育的多元和去空间化实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父亲经济提供者和情感照料者角色之间的矛盾。数字养育让父职的内涵与实践方式获得了时空延展性。

数字时代的父职新挑战

父职在数字时代得到时空延展的同时，也遭遇了新挑战。首先，数字养育本身就是具有挑战性的新要求。数字养育的责任容易被父母忽视，因为数字养育实践本身容易和个人休闲活动以及其他网络活动参与发生重叠和混淆，导致父母忽视亲子关系和亲子互动。有研究表明，作为第一代互联网原住民，接近半成新时代年轻父母自己就有不当网络使用（或网瘾）的情况发生。“90后反向育儿”现象一定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其次，信息技术使父职实践获得在网络平台进行展演和传播的机会。从《爸爸去哪儿》等综艺节目的播出到社交媒体上“奶爸”育儿博主的流行，回归家庭的父亲形象越来越被大众接受。但与此同时，这种父职形象也呈现出剧本化和商业化的倾向：父职实践中的娱乐要素被放大，情感要素被消解。另外，互联网中的父职展演也伴随着父职责任碎片化而有潜在危害：媒体作品仅选择性地展现父职的部分要素，且父职实践被切割成独立的事件而非系统性的连续作业，这使得现实生活中的父职存在被误识的可能。最后，风险社会是数字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数字风险也存在于家庭亲子实践中。与养育相关的数字风险有三方面：其一，虚拟空间中的亲子互动取代现实生活中亲子互动的风险；其二，儿童暴露在法治尚未健全的互联网空间中遭受网络霸凌和数字歧视等风险；其三，因父母数字教养差异而造成儿童之间数字鸿沟和数字能力不平等的风险。这些数字风险都需要新时代父母通过提升自身数字能力、履行家庭数字管理职责、强化数字养育实践来防控。

如果说第一次“新父职”倡导将父亲带回家庭，实现“幼有所育”，那么数字时代的第二次“新父职”倡导将父职拓展到了虚拟空间和家庭数字参与的新维度，指向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的转变。数字时代，在拓展父职内涵、多元化父职实践的同时也对父职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随着信息技术的爆炸性增长，数字时代也将快速过渡到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有研究探讨人工智能取代父职的可能性。这看似遥远的家庭议题终将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日常。父职的内涵和实践在当代社会快速演变，只有充分意识到不同时代的父职特征，才能真正完成育儿从“有”到“善”的质变。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青年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