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敬波丨人类精神世界的探寻与重构——评朱文颖长篇新作《深海夜航》

 人类精神世界的探寻与重构

——评朱文颖长篇新作《深海夜航》

内容提要

《深海夜航》对精神世界的探寻在日常生活内部进行，深度呈现了以厌倦感、神秘感、自救意识为特征的当下精神世界。朱文颖在探寻精神世界的同时还表现出重构的努力，从平衡与安宁的生活维度、开放与交融的文化维度提供了构建新的精神世界的可能性。语言本体观念被作为一种方式，从词汇的处理、语言问题的讨论、互文中的语言意义等方面对精神世界进行了勘探。朱文颖延续了既往的创作风格，同时又以开放的视野和深刻的思考实施了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寻与重构，使小说具有了探索性的艺术品格。

朱文颖  《深海夜航》

精神世界  重构

读朱文颖的小说并不容易，需要耐下心来找寻它的入口，进入到它的叙事语境，才能真正了解其建构的世界。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后，读者往往会在小说世界里沉浸许久，获得一种警醒反思与意味深长的阅读体验。朱文颖自创作起始就注重对隐秘人性的洞悉，“远离了那种绝对自恋式的感性经验的书写”1，善于在现实生活中勘探现代人的精神状况，能够将读者带入到某种思考的纵深，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经验。从叙事技术上说，朱文颖并不想建构宏大、繁复的叙事模式，而是以诗性的语言和简洁的结构来完成个性化的叙述。应该说，这是朱文颖小说的重要特质和艺术魅力。朱文颖在其长篇新作《深海夜航》中延续了既往的创作风格，同时又以开放的视野和深刻的思考实施了对当下精神世界的探寻与重构，使小说具有了探索性的艺术品格。

一、探寻的深度

小说首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生活中的厌倦感是当下精神世界的第一个特征。朱文颖对精神世界的探寻是从家庭日常生活开始的，观察的切片很小，在普通生活的内部进行。小说设置的家庭结构非常简单：一位历史学的欧阳教授、前评弹演员和旅行爱好者的欧阳太太苏嘉欣，以及五岁左右、患自闭症的儿子家家。小说开篇就进入家庭的生活氛围，直接呈现一种精神状态：深度的厌倦。在短短的第一章中，“厌倦”一词就出现了七次，很清楚地表明厌倦感是这对夫妇共同的精神处境。朱文颖对厌倦的理解并不是惯常性的，即人们常言的关于婚姻日久的夫妻相厌、庸碌生活中的心生倦怠，尽管小说对这种状态也有生动的描写，但是朱文颖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小说通过母亲对儿子病情的理解，把厌倦的体验发掘到几近哲学的深度。面对患有自闭症的儿子，苏嘉欣的心理状态是微妙的：“她觉得自己的眼泪快要掉下来了。但又漠然得懒得掉眼泪。对于这件事情，欧阳太太也有自己的理解方式。‘这是一个天生厌倦的孩子。’她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就如同她对于生活的疲惫与厌倦。”我们很难说欧阳太太是难过的，这异于常情，不同于一般小说中对类似情形的叙述。小说中还描写了许多人物的厌倦心理，多处出现类似这样的表达：“与任何事物无关。只是因为厌倦。彻底的厌倦。无以名状的厌倦。”在这里，朱文颖把厌倦作为潜藏的真实经验，而且人们自知这种经验的存在，这就是当下的一种精神处境，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人不仅存在，而且知道他自己存在。他在完全的自觉中，去研究并改造世界，使之符合自己的目标。……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2

其次，小说向我们呈现：孤寂中的神秘感是精神世界的第二个重要特点。神秘一词早就被用作描述人类的精神状态，这是西方现代哲学讨论的重要话题，尤其是克罗齐、柏格森等对非理性心理的研究强调了这种体验，即“排斥正常感知与理性的熔主客体为一炉的神秘的心理体验”3。朱文颖在小说中并不是从哲学意义上讨论该话题，而是在“神秘”与“厌倦”的关系上发掘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在小说中，朱文颖强调的是：“神秘感”已被作为一种生活动力和精神希望，构成了精神世界的重要内涵。厌倦生活的苏嘉欣热衷于一切神秘事物，她与欧阳教授结婚、迷恋草间弥生的画作、参与厢庭活动皆源于“神秘感”。小说中叙述了许多神秘的人和事，譬如，历史学欧阳教授却对“触不可及的人和事深感兴趣”，苏嘉欣的姐姐苏嘉丽在雪峰寺突然出现的神秘感觉，苏嘉欣、阿珍去南美交流演出时遇到的诡异事件，酒吧里的神秘女孩莎拉，等等。此外，小说中还出现了多处神秘的“预言”，如姐姐对结婚前的苏嘉欣说“你的孩子会离开你的”，克里斯托夫说苏嘉欣的姐姐死了（事实并非如此），对尚在中国的比尔说“你会死在墨西哥城”，等等。这些神秘的元素组成了另外一个世界，它与现实中的世界显然有很大的距离。但这个神秘的世界调动了人物的情绪，具有异常的吸引力，成为人们逃离厌倦生活的精神通道，正如苏嘉欣所认为的那样：“她的灵魂如同被撞击了一样，飞到了另一个空间。而当她知道还有一条秘密通道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时候，眼前的这些鸡零狗碎、虚空疲惫就再也不算什么了。”

不仅如此，朱文颖表达的是一种孤独中的神秘感，力图呈现更为准确的精神处境。我们注意到，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孤独的，如欧阳教授、苏嘉欣、阿珍、莎拉等。蓝猫酒吧的外国人同样处在孤独之中，并带有显著的神秘特征，比如法国人克里斯托夫、美国人比尔经常“陷入一种孤独的回忆和求证之中”，墨西哥人卡斯特罗始终是一副黯然神伤的落寞面容，经常独自不自觉地哭泣。此外，小说还间或出现“特写”般的画面，渲染了孤独的氛围，比如：“有一位老客人，常常过来在一楼角落弹奏那架旧钢琴。他又来了。弹着弹着，哭了起来。”其中，朱文颖重点突出了欧阳教授夫妇对孤独的体验与认知。欧阳教授摘写了“孤独”词条，认为孤独是今日的表现和未来的象征，明天的状况不会得以改善，“明天它将变得更加糟糕，变成一个孤独、个人愉悦和封闭的社会”。在这样的认知中，欧阳教授生活在孤独的空间和思考之中，对现实和历史中神秘的象征充满兴趣。苏嘉欣对孤独也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她认为如果改变现在的孤独状态，结果只能是比现在还要孤独，在这个世界上孤独是无边界的，“纵深里有孤独、孤独里有无限的纵深”。于是，她热衷具有不确定性的事物，喜欢神秘性的寓言，参与神秘性的游戏，在充满神秘色彩的的艺术中获取生活的现实感。

感伤中的自救意识是精神世界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如果说厌倦感是精神世界的底色，神秘感是精神世界的一抹光晕，那么自救意识则是分散在其中稍显明亮的色彩。朱文颖发现，人之所以没有在厌倦中颓废，没有在神秘感中迷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尚且存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脱离困境的自觉，即自救意识。小说中人物的自救意识的表现形态是不同的，可分为重建自我、游戏疗伤、远行探寻三种形态。欧阳教授属于第一种，无论在历史学专业研究中，还是在爱好的词条摘记、听音乐的过程中，他总是想把自己从现实世界中分离出去，重建一个自我的世界，从而找到生存的依据和动力。在欧阳教授重建的世界中，现有秩序是被改变的，属于未来的社会形态（比如婚姻制度），他以此作为“真理”的存在并获得精神的拯救。苏嘉欣属于第二种，在游戏中获得精神疗救。她喜欢去蓝猫酒吧的重要原因是可以做厢庭游戏，而且还让母亲、姐姐、儿子都参与其中。小说中多次出现游戏的场景，第二十章、第二十二章的首句都是苏嘉欣邀请丈夫的一句话：“你能陪我去做一次厢庭吗？”在苏嘉欣心里“厢庭”早已不再是一种心理疗法，而是更有意义的精神游戏，因此，对她来说蓝猫酒吧就是一个救助的地方，她认为“那里很像一艘小小的诺亚方舟”。小说还通过克里斯托夫之口讲述了前来做游戏的各色人等，以及他们在精神危机中寻求治愈的诉求。克里斯托夫属于第三种，精神救助的路径是远行探寻。远行探寻的自救意识是指一个人在当下的境遇中突围，行至远方找寻适合自己的地方实施救助的自觉。克里斯托夫来中国经营蓝猫酒吧就是探寻“精神平衡的梦想”，实现慰藉和疗愈的目的。来酒吧的许多客人都与克里斯托夫一样，譬如随时准备动身寻找新生活领域的美国人比尔，不愿意回国的墨西哥人卡斯特罗，逃离北方的女孩莎拉等。小说的叙述往往通过人物的对话表达其远行的目的，在自我反思或不经意的交流中触摸精神世界的内核。

然而，小说出现的感伤元素使自救意识并不具有非常明朗的格调。人物大多经常孤单饮酒和独自哭泣，充满浓重的感伤气息。至此，以厌倦、神秘、自救为特征的精神世界的基本样貌被呈现出来，其层次性、深刻性和全面性也较为清晰地得以表现。

二、重构的维度

朱文颖在探寻精神世界的同时还表现出一种重构的努力。具体来说，朱文颖没有停留在对精神世界“本来”（这是小说中常出现的词）的探寻与呈现，也没有陷入到带有消沉、颓废乃至绝望特征的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叙事泥淖中，而是试图建构新的精神世界，尝试把人类的精神之船停泊在合适的港湾，这或许是她以《深海夜航》命名小说的原因之一。朱文颖的这种重构是从以下两个维度实施的。

第一，平衡与安宁的生活维度。尽管精神处境是令人倦怠的，但人物并没有颠覆的冲动，而是保持了某种平衡以获得精神上的安宁。我们先来看欧阳教授的家庭。尽管夫妻双方对生活都怀有倦意，甚至都婚后出轨，但彼此并没有打破现状的想法（比如离婚），依然保持了生活层面的平衡，各自在独立的世界里安静度日。儿子患有自闭症，他们也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儿子的病情，并没有慌乱与焦虑。欧阳夫妇不同寻常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朱文颖重建精神世界的一种“平衡实验”。欧阳夫妇认为即使打破现状去实现想象中的理想，但又会陷入新的厌倦之中，因此他们没有试图改变。即使欧阳夫妇离婚，也在常理之中，而且也通常是小说情节推进的一种方式。但朱文颖没有这样处理，她让人物在压抑的氛围中维系着既有的平衡，从而把读者带入到关于精神境况的思考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朱文颖对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反思之后的一种处理方式，她的立场并不是肯定或否定的，只是为更多的可能性提供探讨空间。

那么，维持平衡的精神动力是什么？如果没有合适的动力，不能形成精神上的逻辑性，那么这种平衡则是凌空蹈虚的。我们发现，寻求安宁是朱文颖强调的精神动力，它与平衡的心理共同构成了重构精神世界的重要维度。在小说中，安宁成为许多人物极为重要的精神状态，对安宁的追求是行为的缘由乃至人生的目标。克里斯托夫经营蓝猫酒吧多年，是为了实现安静与平衡的梦想，许多客人喜欢蓝猫酒吧，是因为在此能够找到安宁的感觉：“无论外面怎么变，这里有一些东西不变，我感到宁静。”一位美国经纪人把安宁作为生活的追求，以此为目标寻找栖身之地，最后找到了中国的江南，在那里“他感到安宁。他没有缘由地感动安宁。在这种安宁里面，他连西方人一直坚持的判断也可以不要”。当然，这种类似“桃花源”或“理想国”的想象由来已久，朱文颖此处的用意是把这种理想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反思人类的精神处境，并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中思考重建精神世界的可能性。

显然，朱文颖在安宁与平衡的维度上重建精神世界的方式是妥协性的。一般认为，欧阳夫妇应该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维持厌倦的现状。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欧阳夫妇认为厌倦是当下普遍的精神处境，它是由现有的环境和秩序决定的，个体简单化的对抗是无效的。进一步说，他们视厌倦为世界的“本质”存在，改变它只有等待，维持现在的平衡也是为了自身的“自由”，正如约翰·莫雷在《论妥协》中指出的那样：“为了真理本身，有必要采取适应环境的措施。”4于是他们在适应中想象，在想象中等待，而不去“战斗”，“妥协者退缩的原因或许不是害怕独自战斗，而是因为虽然他确信自己的思想是进步的并且希望必定有一天它会获得胜利，却认为时机尚未成熟”5。欧阳夫妇并不是在折磨中度日，而是在想象、艺术中获得精神的安宁，欧阳教授在摘录的“婚姻”词条中充满对未来婚姻观念与制度的想象，欧阳太太在草间弥生的画作中寻找世界的其他存在方式。可以看出，朱文颖在这次写作中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极高的难度，或许重建精神世界的问题是无解的，但她依然作出艰苦的努力，在安宁和平衡的维度上寻求重建的路径。

第二，开放与交融的文化维度。小说中的人物除了欧阳夫妇、莎拉、阿珍等之外，其余均为外国人，比如法国人克里斯托夫、美国人比尔、美国经纪人、墨西哥人卡斯特罗、莎拉的西班牙男友、白人外教、美国和墨西哥的混血儿魔术师、荷兰艺术家迈克，等等。小说特别强调了蓝猫酒吧的“国际化”特征：“这里有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美国人、爱尔兰人、印度人、韩国人、越南人、缅甸人、马来西亚人、菲律宾人……”小说以人物为中心，拓展了观察的视野，营造出开放、交融的文化氛围，比如小说中写道：“当地的中国人也乐意去蓝猫酒吧，愿意看到院子里鲜花盛开，芭蕉树下的藤椅上坐着几个外国人；或者几个外国人，几个中国人……他们在一起轻声聊天、晒太阳、喝咖啡、开心地笑。”显然，朱文颖以这种方式精心打造了一个“全球化”的蓝猫酒吧，但并不想通过这个舞台延展更多的故事线索，而是为不同地缘文化的人们提供交流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空间中，朱文颖试图从文化的维度上重建新的精神世界。具体来说，朱文颖在文化维度上重建的精神世界有两个特征：一是精神的开放性。精神的开放性是指打破封闭，超越文化阻隔，实现更广泛的包容和接受。现代人往往信赖个体经验，并在地缘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排他性，难以保持对世界的开放，因此往往处于混乱和孤立当中。6朱文颖在《深海夜航》中尝试打破种种局限，凸显精神的开放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显示出包容的心态，交流双方都努力做到相互理解和尊重，譬如苏嘉欣接受克里斯托夫关于游戏的解释，后者也尽力理解前者的感受。面对不同的对象，克里斯托夫的解释也会有变化，如对苏嘉欣解释中的“庙宇”一词在与比尔交流中替换成“教堂”。小说在叙述厢庭治疗师的类型时直接说明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一部分治疗师有过欧美国家深造或者培训的经历，他们的风格是比较欧美化的。还有一部分治疗师呢，就主要秉承了东方文化的精神”，客人根据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选择治疗师。差异往往不是对抗和矛盾的，而是被所有人理解和包容的。二是情感的交融性。朱文颖在小说中表明，人类不仅需要共处，而且需要消除疏离感，达到情感交融的状态，这应该成为新的精神世界的内涵。疏离感被认为是现代人精神状态的一个特征，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我们可以将当今人类的痛苦描写成一个孤立和疏离的过程。”7小说叙事显然在对抗这种疏离状态，重新发现人类共处的方式与意义，这在欧阳教授摘录的“发现”词条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学会相互共处可能也将成为一个新的发现领域。”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是倦怠和寂寞的，他们都表现出情感交流的期望。欧阳教授尽管心生厌倦，但并没有待在书房里成为“宅男”，而是加入蓝猫酒吧的群体中进行交流。苏嘉欣、克里斯托夫、阿珍、莎拉、比尔、卡斯特罗等人物更是如此，都在情感交融中获得精神的某种自由和希望。患有自闭症的男孩家家也突然会讲话，这或许也是一种象征。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朱文颖把小说叙述的背景设置在疫情爆发之际，这更突显了开放、交融的必要性，以及重构人类新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性。大规模的疫情对人类的生活和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上的诸多关系和认知也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的精神世界正处在动荡的、不确定性之中。在这种背景中，朱文颖对于重建新的精神世界所表现的视野和信心是难能可贵的。

三、作为探寻与重构的方式：语言本体的观念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叙事方式上朱文颖是如何处理上述探寻和重构的？整体而言，朱文颖设置了欧阳家庭与蓝猫酒吧对峙的结构，利用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呈现精神处境，思考重建精神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设计曲折的情节，没有组织复杂的结构。那么，朱文颖依赖什么叙事策略来实施如此“宏大”主题的表达？答案应该是“语言”。当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有的文学都是依赖语言。这里旨在语言哲学意义上讨论朱文颖的语言本体意识，发现该观念在探寻和重构精神世界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 “语言不仅仅指称、塑造、解释和发现经验，而且也取代经验”8；语言还直接决定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造就独特的世界观”9。从这个意义上，语言的这种力量为朱文颖从语言观念出发探寻和重构精神世界提供了可靠的路径。

词汇的个性化处理是朱文颖语言观念的重要体现。词汇对于小说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昆德拉认为：“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寻。而且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种探寻实际上是对一些特别的词、一些主题词进行审视。所以我坚信：小说首先是建立在几个根本性的词语上的。”10朱文颖对词汇的认知还不限于此，她通过不同的方式把一些词汇罗列出来，使其以“极端”凸显的方式出现在叙事进程中，而它们与故事的延展几乎没有关系。这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小说设置了欧阳教授摘录词条的细节，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作为一位历史学专家以及人类学的爱好者，欧阳教授每天都保有摘选或者记录词条的习惯。”欧阳教授摘记的词条有：知识分子、安乐死、墨西哥、墨西哥城、拉丁美洲、传染病、孤独、婚姻、爱情、发现、移民、超现实、飞往火星的爱丽莎·卡森、魔术师、小说、法国、巴黎、巴黎唐人街、单纯的秘密等。可以看出，词条类型多样、范围广泛，读者从这个角度即可以大致了解一个知识分子思考的边界。词条下的解释显然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词义，而是颠覆、解构和创新性的，往往指向对未来的想象，比如孤独是“今日贫困的表现和未来超级漂游族奢侈的象征”，爱情是“人们交谈的首要话题，最珍贵的消费品。人的第一疯狂，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传染病可能导致人类“在全球成立控制传染病的世界警察，致使世界上出现一种全球性的权利”。词汇组成了世界的意义，而词汇意义的转换也表现出世界重构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本体的意义被突显出来。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克里斯托夫背诵了美国艺术家索尔·勒维特写给挚友一封信的片段，内容全部是词汇，诸如“不要再思索、担忧、瞻前顾后、徘徊、怀疑、恐惧、伤心……”之类，形成了五十个词语的排列单。这些词汇多用于描述精神状态，密集的词汇罗列能够瞬间建立起语言与精神处境之间的紧密关系。不难看出，朱文颖不仅重新审视这些词汇，而且进行了个性化“想象”（如欧阳教授的词条释义），“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11，这是朱文颖重构精神世界的重要技术手段。

在小说叙事中直接讨论语言问题，是朱文颖语言本体意识的重要表征。对语言的讨论分为几种形式，一是对不同语言差异的讨论。小说中的人物经常思考不同语言的特征，讨论语言之间的差别。譬如，莎拉对汉语与英语的认识：“汉语充满了微妙和不确定的部分。外语嘛，特别是英语，更像一颗颗钉子……是的，钉子。没有那么多腾挪，抓住关键词就可以。”小说中还出现了大段关于语言的论述，比如围绕俄语特征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语言的探讨：“俄语的多音节特性（一个词平均有三至四个音节）所揭示的由一个词覆盖的现象所包含的自然、原始的力量，远胜于任何理性分析所揭示的，而一个作家有时候不是发展其思想，而是撞见并干脆陶醉于那个词的悦耳内容，从而转换话题，朝着一个意象不到的方向运动。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们目睹题材的形而上学与语言的形而上学之间一种非同寻常的摩擦力，其强度近乎虐狂。”实际上，这种思考已经延伸到语言学、哲学的领域，把语言本体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二是表现为对叙述语言与叙述对象关系的审视。苏嘉欣、苏嘉丽等人头脑中经常冒出一些“奇怪”词汇，类似潜意识的反应，但又不能准确表达出词与物的关系。比如苏嘉欣脑中有时会“跳跃”出几个词汇，它们莫名地组合在一起，比如“哺乳动物；顺从；魔鬼；黑暗眼睛……”苏嘉欣同时有一种有词不达意的感觉，努力使语言尽可能“靠近”表达的对象。小说的叙述者也对叙述语言充满警惕，对所用语言是否准确表达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保持谨慎的态度。譬如，小说叙述苏嘉欣感觉箱子里的东西被翻过了一遍，“改变了秩序和维度”，但接着就有括号里的注释：“当时苏嘉欣没有用这两个词。”再如叙述阿珍感到“耻辱”，但随后出现一个注解：“阿珍头脑里没有这个词。”如此关于语言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延宕了叙事的推进，读者的注意力往往被吸引到语言层面，语言作为本体的意义被极大地彰显出来，使读者对人物的了解并不完全依赖故事本身，从而大大丰富和深化了精神世界的表现。

朱文颖还特别注重在互文中显现语言自身的意义。小说中大量直接引用其他作品的内容，这显然也是朱文颖的一个叙事策略。大篇幅引用的作品有苏珊·桑塔格《中国旅行计划》、罗贝托·波拉尼奥《2666》、王安忆《我爱比尔》、詹姆斯·韦斯科特《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传》、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琴声如诉》、卡夫卡《算了吧》等作品，形成显著的互文特征。所引用作品的内容直接参与了故事的推进，在人物、环境、情节等方面都与正在被叙述的故事形成照应。这种方式产生了多种效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同作品之间的语言“缠绕”，词汇、语义相互比对、纠缠和渗透，这使得双方的语言意义都得以增殖。比如，《夜海深航》与王安忆《我爱比尔》中都有“阿三爱比尔”的故事，但这三个词在互文中有了不同的语义，在社会变迁中形成了新的话语。在这种情况下，《夜海深航》中所发掘与建构的精神世界就具有了时空的参照和历史的纵深。此外，重复叙事也是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电影《杀死比尔》插曲《bangbang》出现三次，而且是中英文对照。重复产生了更多的隐喻、象征意义，不断深化了小说呈现的精神世界。同时，小说中还运用语言自身的矛盾性和对抗性，审视语言在形成过程中承载的文化意义，思考该意义对于精神世界的影响。比如，莎拉的原名是“姚小梅”，这两个命名对于人物的意义是不同的：“现实中的姚小梅，拼尽全力地要反对这个‘姚小梅’，寻找这个‘姚小梅’的反义词，为了反对这个‘姚小梅’，现实中真实的姚小梅采用的姿态是强硬的、侵略性的。后来，她终于找到了。那个反义词就是：‘莎拉’。”不同的命名与人物的身份确认、自我认同有着直接的联系，两个名字就是两个精神世界。

可见，语言本体观念及其在写作中的具体表达，已经成为朱文颖的一种叙事策略。朱文颖提高了对语言认知的高度，绝不仅仅把语言视为工具，正如汪曾祺所说：“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认识……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12为了凸显语言本体观念在文本中的显现，朱文颖几乎拒绝了更多的叙事技术，这显然为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从阅读感受而言，朱文颖的挑战是成功的。小说中的语言观念直接指向了哲学层面，从而使朱文颖的这次写作更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小说独特的思想深度。

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寻与重构的努力，显示出朱文颖直面当下精神困惑的勇气以及实施精神突围的智慧。在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在影响深远的重大变故、灾难（如疫情）之中，关注当下的精神处境应该是每个作家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对精神世界观照的同时，如何进一步探索和表现时代文学中的“文学性”， 也应该是作家面临的挑战。有批评家指出：“如果我们觉得一部文学作品缺乏文学性，往往问题就出在语言上；作家要提高自己作品的文学性，也就应该首先在语言上下功夫。但是，文学界一直以来缺乏清晰、坚定的语言意识，我所说的清晰、坚定的语言意识，是将语言置于文学性的核心地位之上的语言意识，是围绕着一个完整的文学语言体系而展开的语言意识。我们至今并没有完全建立起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体系，这使得我们难以形成清晰、坚定的语言意识。”13从这个意义上说，朱文颖在《深海夜航》中表现出的上述语言意识对于当下小说创作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70年文学语言观念研究（项目编号：22AZW015）、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叙事构建视阈中的新时代江苏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1ZWA001）的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4期

郝敬波，文学博士，台湾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研究中心（江苏师范大学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研究兴趣集中在文学批评、当代小说研究、乡土文学和文学语言等方面。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一般项目2项，省部级社科基金重点、一般项目2项，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出版著作多部， 在《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获“长江杯”江苏文学评论奖等奖项。

编校：汪楚红、貟淑红

制作：席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