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北京时间2024年11月17日）下午3:00～5:00我在上海南翔书苑讲“王小波的早年身世与他的时代”，讲座有关信息另发。为此重发七年前为《经济观察报》“个人历史”专栏写的王小波逝世20周年纪念文章与两张首发照片，原文有误处略有更正）
一
今年4月11日是王小波去世二十周年忌日，2006年的这一天我曾写过一篇《回忆早年的王小波》，当时觉得九年已经很久远，没想到一转眼又过去了十一年。他的同龄人在渐渐老去，就连比他小八岁多的我都奔六了。时间把过往封存进历史，而叙述历史最重要的是真实与平静。曾经发生的事情其实已无声无息，在微信里收到四十多年前在教育部大院老树下青葱少年的照片，大约1968年一群十四、五岁教育部大院子弟的样子。时光流逝，朋友告诉我，那棵据说有三百年的树依然健在。然而如今人已不再，无论生者还是死者，只有树影依然。
（第三排右二为王小波）
二十年来，有关王小波的评论、分析、回忆汗牛充栋。我本不想再写，前些天因为上一篇文章收入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拙文小集，责任编辑要我找两张王小波的照片做插图，我只好求助于两代世交，而又和小波是同一个大院长大的好友胡贝。胡贝二话不说，一会儿就给我发过来两张从未发表过的照片。我看着照片里小波显得那么年轻，还有熟悉的字迹，忽然有了想要写几句的感觉与愿望。
我想比我有资格写王小波的人大有人在：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编辑与文字知音。我一直记得黎澍先生在《忆田家英》里的话：“尽管我们思想、兴趣都很一致，谈话常常不知东方之既白，但我依然感觉对他所知不多，未敢谬托知己，妄加评论。”这是黎澍先生在田家英去世二十年后写的，其实他和田家英同事加朋友，在运动频仍、人与人彼此戒备的年代还在一起议论国事，交往非同一般，然而还这么讲，足见其作为历史学家的谨慎。
我因为年龄的差距，少年时只有偶尔听小波侃的份儿。我上大学不久就去留学，与原先的世界骤然隔绝。八十年代初还没有电脑也没有互联网，国际电话昂贵到轻易不敢打，中国也远远没有很开放。除了手写的书信，鲜有其他联系方式，去国离乡日久后，就渐渐和以前熟悉的亲友大半没了联系。所以我从青年时起和小波不曾来往，只是从家人那里听到他的消息。不过他的小说在那里、他的思想在杂文里、他的经历也不复杂，并不需要我的赘述。
1985年秋天，母亲在信里告诉我小波的父亲王方名伯伯突然去世。父亲1994年是这样写的：“1985年是抗战胜利的四十周年。我们这些从‘九·一八’以后就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奋斗的一代人，这时都已经老了......1985年9月3日下午，就在人民大会堂开盛大的纪念会并向全国直播现场情况的时候，王方名面对着电视机，在床上靠着被子与世长辞了！当时，他家中无人，孩子们不在，夫人也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去了。他独自一人在收看纪念会的实况。我想，他此时一定有很深的感触。”
因为小波，王方名（以下为行文方便略去尊称）也渐为人知。我看到国内学者智效民前年发表文章纪念王方名去世三十周年，内容多半来自父亲的回忆《我的好友王方名》。父亲和王方名从1934年在川东师范（现西南大学前身）同学到1985年，相交整整半个世纪。他们在1935年共同创办学生团体“众志学会”时，父亲十七岁、王方名十九岁，他们共同的“老大哥”和指路人是二十四岁的李成之，后改名李直，其子是著名小说家李锐。同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父亲当选重庆学联主席，王方名是实际上的秘书长，而且他擅四六骈文，文采飞扬，各种宣言文章多出其手。1937年他们又一起从万县去延安，在陕北公学再一次同学。后来父亲去太行山，王方名去山东，从此失去联系。
1952年，父亲在人民大学负责教务，在一次座谈会上见到附属工农速成中学代表发言，赫然就是王方名。父亲大为惊讶，当即写了一张纸条约他到家里。王方名来到家里后，忍不住大哭一场。原来他在“三反”时响应党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导致领导对他极为不满。“恰在此时，四川转来了王方名家乡农会揭露他父亲恶霸地主的罪行材料，并附有王方名给他父亲的信，因此控告王方名包庇地主家庭......高教部领导一见这些材料，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王方名当作阶级异已分子，开除党籍。”于是他从教育部政治教育专员被发配到人大附中当老师。这一年王小波出生，取名就隐含了人生遭遇波折之意。
父亲在文中没有明确讲王方名之父的结局，据我的记忆应该是被镇压了，但是具体情况我并不知道。祖父和父亲的遭遇，在小波和王家兄弟姐妹的心中留下怎样的隐痛无法估量，这也是他那一代里许多人的命运。
父亲后来帮助王方名调入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任教，他发表文章反对逻辑的阶级性、强调形式逻辑的重要性，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接见持同样意见的周谷城和王方名。这次接见后，王方名的处境大为改善，与许多人相比还算幸运。但是文革一来，他也在劫难逃，所有文稿和资料都散失了。
二
大木仓胡同东口在西单北大街上，对面就是西单商场。南面是稻香村，北面几步路就是22路公共汽车站，旁边有一家湖南菜饭馆，当年是北京很少见的有炖狗肉的餐厅。从东口进胡同走不远，胡同就往右折，过几户人家再左转向西。过二龙路中学，往前走一点就到了35号教育部大院。继续走一段，大木仓胡同第二次左转向南，路西是邮电医院，路东是师大女附中。
教育部大院曾经是清朝的郑王府，据说是北京四大凶宅之一。王小波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另外一个名人是汪国真。我虽然不迷信，不过他们两位确实享寿不永。
去年早春一个晴朗泠冽的上午，坐地铁去了西单。从地下升起，十字路口已经不可辨认。仔细看一下方位，原来我站在东北角，1979年这里是一道长长的墙，人称西单墙。如今是一片宽阔的广场，有警察站岗。三十多年的光阴，北京从一个第三世界的首都进化成一个世界都市，几乎没有留下一点旧痕。
大木仓胡同，自然也是完全认不出来了。路南是一个时尚的购物中心，里面看到许多熟悉的美国品牌。小时候觉得蛮远的路，如今走来不过几分钟而已。岁月的流逝也是如此，觉得很长，其实过得很快。大木仓胡同35号的大门还在那里，教育部已经搬走，现在挂着一块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牌子。当年的平房院子已经盖了楼，我熟悉的地方似乎都已风景不再。我走进院子里，想要寻找那棵古树。不到一分钟，不知从哪里忽然走出一个保安，告诉我这个大院不许闲人进入。我向他解释，可是小伙子根本不听，只是坚决地摇着头请我出去。于是我在阔别四十年后，无缘再走到树下。
从我记事起，就经常见到王伯伯、宋华阿姨和他的孩子们。两家直到文革结束来往相当密切，可以说是历经患难之交，倒是文革结束后，两家子女各忙各的，渐行渐远。我十六岁以前的记忆里，去的次数最多的地方，就是大木仓胡同35号。这是因为在教育部大院里有父母的两家好朋友：王方名是一家，另一家是胡沙叔叔（以下为行文方便略去尊称）。他是父亲的同事也是朋友，比父亲年青九岁，我由此明白要称呼比父亲年长者伯伯、年青者叔叔。父亲主持人民大学教务部工作时，胡沙任部秘书，十分能干，几年后调高教部升任高教二司副司长，后曾任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他是一个很好学的人，自学了几门外语。虽然肤色略黑，胡沙叔叔看上去很有风度，尤其是抽雪茄或烟斗时的样子。
当年郑王府里的一个个院落真是很大，西面拆了盖楼、修操场，但是进门往北的院子至少到八十年代初还保持着原样。一个四合院有几十间房子，胡沙家住西南角三间西厢房，王方名家住东南角两间南屋和隔着两步路的一间东厢房。小波就住在这间单独的东厢房，他的哥哥小平在门头沟煤矿、弟弟晨光在北京卷烟厂，都不常回来，这间屋就成了小波和他的朋友们的据点。每一次进去都是烟雾弥漫，不过晨光从卷烟厂里带回来的没有商标的烟，大多像凤凰牌香烟一样，有一股巧克力的香味。
父母那一代每家有三五个孩子是平常事：王家五个、胡家三个、我家四个都属于正常范围，大多年龄相仿，所以从小就在一起玩。其中只有我一个六零后，来到这个世界属于意外事故，比别家最小的还小五岁。这一年龄差距，让我在更多时候是大人和大孩子们的听众与看客。幸好我能够背诵不少古诗词、从《各国概况》记住世界各国面积首都和国家元首的名字、还有1946年至1949年被歼灭的国民党军队编制番号和军师长的名字，被认为是一个聪明孩子；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从小棋牌类一玩就会、无师自通，虽然水准不高但是足够和大人或者大孩子一起玩，因而总能混进去。文革中没有其他娱乐，无论大人小孩都下棋打牌。七十年代中，胡沙叔叔从常驻巴黎回来后，喜欢打桥牌，我时常上他家的牌桌。
不打牌的时候，我会到小波屋里听他和他的朋友们神侃，看看有什么书可借或者交换。小波在《我的师承》里说过：“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不止文字，我们的思想与审美，也多半来自译著。我们的局限与残缺，也往往由于能够读到的舶来资源断片或偏颇。在我1975年的日记里，还有去教育部大院听贝多芬《英雄》、《命运》交响乐黑胶的记载。
我想他的另一层意思是，我们没有从父辈那里师承什么。小波是五个孩子里的老四，本来多子女家庭到后来父母就根本顾不过来，何况王方名不管家里和孩子的事，宋华工作素来积极，所以他上学到初一赶上文革，从1966年到1978年考上大学，十二年没有教育、没有师承。幸运的是，家里多少有点书，亲友同学之间各种书传阅，其中好看的大多是译著。这些译著既是启蒙，更提供了审视与反思的支点与角度。
父亲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王方名晚年与子女之间的分歧，从他的角度折射出两代人之间的张力。事实上，我们当中很多人是在对父辈的批判中成长。虽然人到中年以后，多了些“同情之了解”，但并不意味着师承。在断裂发生后的一片荒漠里，几乎不存在所谓“家学”或者传承。
父亲和王方名的一生，从小城热血青年成长为红色知识分子，历经各种变换颠簸，同时也是他那一代人不断审视、反思乃至回归的过程。至于能走到哪一步，端看个人的悟性、造化与寿数，而且在这个分歧的时代，并不存在一个判断标准。
有时候，父子之间的张力是一种必然。所以那时我对父亲的龙门阵不以为然，却偶尔会爱听王方名伯伯的天马行空。艰难岁月比杀猪刀锋利许多，对人的精神摧残并不因际遇的改善而成为过去。我觉得他还很有想象力，但是说话跳跃。记不清是我还是家兄，把这种思路的飘忽不定称为“精神飘逸症”，父亲听了很感慨，后来把这个词也写进了回忆中。
三
近年来，不断有认识的人死去，挽联都写过许多副，又经历了父母的过世，听到讣告也就不会有太多的震惊。这也是人之常情：随着年轮的增长，对死亡的发生逐渐习惯、接受与麻木，这与二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1997年4月13日晚九时许，作家顾晓阳从洛杉矶来电话，告诉我小波走了。电话打得并不长，因为我们都有点说不出话。我记得晓阳说了好几次“我靠”，这本来就是五零后、六零后北京人的口头禅，但是那天晚上频度之高，大约是情绪激动的一种表达吧。晓阳是人大中文系78级，和王小波同年级不同系。由于母亲都在人大工作，又都和我家是世交而熟悉。晓阳也是从小就写小说，不过风格和王小波完全不同。他熟知北京胡同里的各种词语，是电影《不见不散》的编剧。他还是当下罕见的能写文言文的作家，有一系列近于《世说新语》的故事，最近时不时发表在《财新周刊》上。
那年夏天出差回国，家兄告诉我，小波去世前两个星期，他偶然在路上遇见小波，觉得他脸色不太好，还问了一句“你最近身体好吧？”小波回答说还行。家兄后来回忆起当时觉得他嘴唇颜色有一点深，可是没多想，哪知道人一下子就没了，那次偶遇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小波。
小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代人里第一个走的。他在世时已经得到联合文学奖，杂文也很受欢迎，骤然辞世后名声鹊起。纪念文集编撰时，似乎编辑曾经约稿，不过家兄都是闲云野鹤、述而不作之人，又不愿曝光与热闹，所以没有答应。我也觉得写悼亡文章是最不可以应命而作的，所以当时不曾动笔，只是读了一些他的作品，也算是内心一种默默的悼念吧。
更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晨光在底特律遇劫被杀。晨光的死我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的，在感觉上比小波去世还让我震惊难过。案发不久，我在一次活动上遇见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侨务组长丁领事，因为案件就发生在离我开车四个多小时的地方，是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管区，丁领事一直在参与处理。那天晚上他给我讲了一下经过，可是当然没有说名字，我自然也不会问。
一想到宋华阿姨连失二子，真是写不出一个字。过了八年后，我才写了第一篇文章，最后一句是“愿小波和晨光在天之灵安息。”
（1995年十月二十二日教育部大院子弟聚会，照片为胡贝提供，首次发表）
胡贝是胡沙叔叔次子，文革中不到十六岁、身体看上去还没发育完全，就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几年后，他当了兵，但是身材一直瘦小。听说他军事方面相当优秀，是教官级别的，不过文革结束后他还是复员回到北京。他是一个很爱琢磨、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后来几乎无师自通地成了一个据说业内颇有名气的电影摄影师。
胡贝和小波一样，是看着我长大的兄长。我留学前两日，亲友在台基厂淞沪餐厅（现在的松鹤楼）为我饯行，开怀畅饮之后，大家站起来告别，胡贝不见了。找了半天，才发现他在大圆桌底下酣睡。恰好是三十五年前的今天（3月29日），我离开北京，负笈扶桑，从此开始异乡人的旅程，这既是选择，也是命运。母亲教导过我：凡事都有代价。我后来到了美国，才明白母亲从小上教会学校，不知不觉观念上收到不少影响，相信“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简单的道理。年轻时那么渴望远游，去看外面的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远游的代价：过去从此中断，老去时即使想回归重续，也早已沧海桑田。
再一次看到胡贝，是在电影《洗澡》他演一个角色，赤裸着瘦削的上半身泡在澡堂里。我们真正见面已经是2015年，那天晚上的饭局有许多人，我们紧紧拥抱了一下，然后喝了许多酒。回到芝加哥，我口占了一首五绝：
一别三十载
回首已半生
金城如此树
旧忆入琴声
（1995年十月二十二日聚会签到簿，照片为胡贝提供，首次发表）
这些年和晓阳见面的频度要高一些，上个世纪从中国到日本再到美国，轨迹相似，虽然不在一个城市。去年我们在一家京味餐馆，豆汁、卤煮配着自带的澳大利亚红酒，是一种很奇妙的组合，倒也很符合北京的氛围。三月的黄昏还是料峭的感觉，我们边走边聊，我忽然想起八十年代在东京也曾是这样。那次他因为熬夜眼圈发黑，如今他久居京城，看上去很像一个老炮。我印象最深的是2011年去通州看他，距离上一次相见，中间横亘着十三年，我们对望了几秒然后晓阳大叫一声：“我靠，人生毫无意义啊！”
写作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曾经说：“对于我，文字从来是給自己的。年纪越长，我越不想赋予文字价值。今天我已不会在象二十年前那样写道‘世事蒸腾成腐草，文章寂寞对江山。’以前把文字看做生命的一部分，不肯投稿，其实也是看得很重、鄙帚自珍的矫情。把写作当成仅是自娱还并不容易，不在乎文字是否有人读什么人读或怎么读就更难了。我也是近年才能在心境，而非仅在认识上把握‘何处是尘埃’。”所谓意义，其有无与理解永远因人而异。在我看来，写作的意义对于小波是描写荒诞，而死亡何尝不是人生最无奈的荒诞？在他还不到四十五岁、正是华年最好时悄然袭来。
我很喜欢《日瓦戈医生》的尾声：“又过了五年或十年、一个宁静的夏天傍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又聚在一起，坐在高楼敞开的窗口前，俯视着在暮色渐渐变浓中的辽阔无垠的莫斯科......莫斯科在他们脚下的远方，这座作者出生的城市，他的一半遭遇都发生在这里。现在，他们觉得莫斯科不是发生这类遭遇的地点，而是长篇故事中的一个主角。今晚，他们手中握着著作集已经走近故事的结尾。”当然真实与小说有很大不同，《日瓦戈医生》出版后帕斯捷尔纳克遭遇厄运，不数年郁郁而终。我们没有握着小波的著作，而是怀念一位一起长大的朋友。我们这一代的故事也还没有走进结尾，前路未知，岁月漫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