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毫无艺术价值的剥削电影呢？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普通观众在看电影、电视剧时需要“见头知尾”。就是看到了开头,大体上能猜到结尾,而剥削电影的情节正好满足了这种要求。
剥削电影的角色是可以预先知道的,角色常常是相对不起眼的人物,很容易为各种人或物所代替,彼此区别不大。他们一般分两大类,或者是描绘为“相貌堂堂、矫健迷人”(浪漫型主角);或者年老、多毛发、毫无魅力的恶魔型主角,一般是底层人物,如拉皮条者,流浪者之类……这种毫无魅力的男人定期出现,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欧美地下电影中就涌现出很多这样的男性角色。
剥削电影中的女人也是可以预知的。人们非常了解她们的长相,知道她们不大会演戏。她们不总是憔悴、文身的女人,但我们却对把她们夸成“传说般的欧洲美人儿”也表示怀疑。她们的面孔浓妆艳抹,她们过分发达的胸脯使自己仿佛是古希腊的塑像。《花花女公子和男招待员》中的琼·威尔金森（导演可是大名鼎鼎的科波拉）、《聪明的阿历克》中的坎迪·巴等都是这类女演员。胸围的大小,而不是演技的高低,成了当明星的重要条件。
罗斯·梅尔（Russ Meyer)拍了许多剥削性的电影,特别擅长为他的影片挖掘富有灵气的女人。《悍妇》(1968)中的艾莉卡·加文、《契丽、哈里和拉盖尔》(1969)中的尤斯奇·迪嘉特等几个女人,以及《洛娜》(1964)中那位迷人的洛娜·梅特兰,都是梅尔有意迷惑男人创造出来的尤物。
剥削电影的女主角表演能力差,特别不会演与他人怎样勾搭成奸,使电影的虚假感更加严重。这些女人过于擅长肢体语言,所以大部分观众认为她们的生活不正常,把她们看成坏女人。
剥削电影的其他方面也和它的情节与角色一样可以准确地预测。如这类影片的布景大同小异,仿佛那就是家里,使得观众也想把自己的家营造得比电影中的更好。片中的老躺椅或微微下陷的床铺好像人们想送给福利院的破烂。大部分影片中的单间卧室显然有种腐败的气氛，是大部分观众所不屑的环境和行为。
梅尔的《同居小屋》（1967）和《洛娜》以及像《烟草路》和《南方的安慰》一类的许多影片生动地描绘了风格化的美国南方的贫穷白人形象。由于人们在心目中看不起那些老农民的女儿,就想看那样的环境产生出来的五花八门的败坏和堕落。看这些布景简陋的影片,人们不会进入剧情,但会很高兴地看着这些东西,口中习惯地发着嘘声,而身心仍在没有被邪恶玷污的现实中,就自然产生了一种优越感。
我记得有一部影片只拍一个廉价的汽车旅馆房间,人们都认为那是堕落的温床。那部影片的全过程就是拍摄铺在那间屋里小床上的床单,它经历了一场异乎寻常的变化,它开始时很好,干净平整,但每一次苟且都使它受到一次损害,到影片结束时,这条床单已经肮脏不堪了。也许,它也隐喻地反映着观众看这部影片时的心态吧。
人们看到“罪恶”的行为,会受到一点污染,但回到相对纯洁的现实中之后又被净化了。通常,人们看剥削电影时的经历和明清时代的人们看地下文学的情况一样。电影给人以低级趣味的快感,但又不致于影响日常的生活,人们绝不会失去常态,仍能够区分现实与幻想,善与恶。
也许看剥削电影就是一种廉价的减压和消除“精神内耗”的方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