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事业创建以来，一代代航天人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求索，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奋斗，在科技进步的规律中攀登，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中国航天基金会联合中国航天报社推出以深度报道、图文推送、专题视频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系列融媒体作品《见证者说》，寻访那些亲身经历峥嵘岁月的航天人回忆讲述航天往事，回顾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创建到发展的巨大变化，弘扬航天人以国为重、探索创新的昂扬精神，再现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奋进征程。
它不像“东风”名声在外，不比“长征”家族庞大。它的出现，就像一支火柴，划过、烧尽、熄灭。但它照亮的，或许是中国运载火箭的前路。它是中国第一型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火箭——T-7系列探空火箭。
毛泽东主席参观T-7M探空火箭。本报资料图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记者从北京出发去往上海浦东、安徽广德，沿着第一批航天人投身探空火箭研制任务的奋斗足迹，寻找当时的参与者、见证者，追溯共和国火箭往事，还原那段从“8公里”起步的探空传奇。
恰同学少年
1957年10月~1958年2月，随着苏联、美国接连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太空在世界各国的眼中充满了希望和机会。中国和太空也要有所连接，“上天”应该被提上日程。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了伟大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搞人造卫星”，既要搞出来，也要搞上天。送它上天的火箭哪里来？彼时中苏关系微妙，“借用”和“求教”都不现实，“自力更生”是唯一答案。
中国人自己造火箭，虽然未知很多，但也不失为一件令人热血沸腾的大事。1958年8月，负责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的第一设计院（代号1001设计院）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郭永怀任院长，艾丁任党委书记，杨南生任副院长。中央决策、地方支持，全国各地的高校、科研机构的人才不断向这里集聚。
杨南生(左)陪同粟裕(右)将军参观探空火箭产品。
“我们每天吃4顿饭，有时候会工作到晚上11点，大家干劲十足。”作为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李颐黎被临时调到设计院协作研制任务，回忆当年之事，他依旧觉得那时大家干劲十足，似乎没时间思考这是负担与否。他们把运载火箭的第一级取名T-3，第二级取名T-4。一番奋战后，赶在当年国庆节前，完成了T-3运载火箭的结构总图设计。
设计方案只是第一步，图纸变产品，需要加工制造和试验测试。为此，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劲夫与上海市主要领导通电话，希望利用上海的科技力量和加工制造能力，共促“上天”任务完成。上海方面欣然应允。下一步，就是去上海，把图纸变成实物。
“我当时在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当技术员，有一天领导通知我去一个地方报到，要做什么不清楚，只管去。”在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的老年活动中心，我们见到了戚南强和其他几位当年参与探空火箭研制的老同志。戚南强回忆起去报到的那个冬日：淮中大楼，高级公寓，装修华丽，没有牌子，不像个办公的地方。但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正说明上海市政府对接下这个项目的重视。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第一设计院迁沪后，更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在上海，一群年轻人和航天结缘。戚南强跨进了航天的大门，看到了30多岁却已是顶梁柱的艾丁、杨南生、王希季，也见到了许多20岁上下的小年轻。已经是上海交大副教授的王希季作为中坚力量，加入了设计院，担任总工程师。王继盛、沈天标等许多年轻人彼时正在大中专学校学习，钱家正本是中国科学院留苏预备部的一员，接到调令就来了。
王希季（左）向徐向前（右）介绍探空火箭情况。
但是很明显造火箭这个事情给高才生们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见都没见过，还要造出来，还要能上天？谁都没见过，我们造出来了，还能送上天，想想都激动！
不懂，需要补课。这些现在的航天元老、当年的航天新兵，过上了白天接受专家培训、晚上挑灯夜读理论书籍的生活。他们像一块块海绵，吸收了航天知识后，逐渐饱满。“陆元九、杨嘉墀都经常从北京飞来上海给我们上课，我们开玩笑说他们该办飞机的月票了。”钱家正说。
激动，也得保密。戚南强向我们展示了一本当年正火的《青春之歌》，翻开却是《火箭技术导论》。他说，当年上的第一课就是保密，做的事情对家人朋友只字不提。在买了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苏联科学家写的《火箭技术导论》后，他为了回原单位宿舍阅读方便，就乔装打扮一番，掩人耳目、方便阅读。沈天标也读过这本书，这本书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很珍贵，大家很认真也很迫不及待地把书拆分，交换着学。
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真的很想干出一番大事业。
高才生干起瓦匠活
事情的发展总是不容易一帆风顺，造火箭这件事情也没能例外。T-3火箭结构总图设计完成后，设计院选择了有工业基础的上海来进行试制，但因为设计过于超出工业生产能力，许多问题难以解决，只能重新设计火箭。
几番迭代后，设计院党委决定先研制一种主火箭推力为13.2千牛、采用常规推进剂、最大飞行高度为60公里的小型探空火箭，定名T-7探空火箭。考虑到没有实战经验，他们想先做一个缩比模型火箭，取名T-7M火箭。
王继盛苦笑着回忆起他负责的T-7M探空火箭发动机试车工作。当年，他们计划在上海江湾的飞机场内的一个废弃碉堡内进行发动机试车，在碉堡开出了小窗当观测室，碉堡外砌了水泥墩子放发动机。严格保密、远离市区，他们不能请工程队，需要自己和水泥、接管线。“没有经验，试车了几次，不是这儿漏就是那儿漏。干了3个月，在1959年12月27日才终于完成了首次热试车。”日期他记得很清楚。
“太简陋了。”王继盛说，连了几节干电池、通上24伏直流电就点火了，没有显示屏、没有仪表盘，就这样试车，就这样干成了。参加研制T-7M火箭的队伍真正发扬了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陋就简的精神，他们把台钟改装成用作控制头体分离的定时时间机构，用硝化棉裹上电珠灯丝当作点火装置，加注用自行车打气筒，传指令全靠喊……
戚南强回忆起钱学森当年来参观他所处的环境试验室时，大家既高兴又忐忑——很开心可以见到钱学森这样的知名人物，但想到钱学森曾在美国那样好的环境里工作过，自己的试验室设备简陋、土里土气……真是心情复杂。但是钱学森并没有在意这些，他很有兴趣地看了振动试验，并赞扬大家动手制造设备的能力。
T-7M 探空火箭在南汇发射和回收成功，杨南生（前二、背影）同张劲夫、钱学森（前一）等领导鼓掌庆贺。
1960年1月25日，在曾是一片滩涂的上海老港，这支年轻的队伍，忐忑地进行了T-7M火箭首次发射。但在点火时，由于管道和推进室连接处震裂，推进剂流出并在塔架上燃烧，发射失败了。他们很快调整措施，并在2月19日再次组织发射。这一次，成了！
这次成功很重要，说明中国人靠自己造得出火箭，他们的方向找对了、功夫下对了。
1960年5月28日晚，毛主席莅临延安西路200号上海新技术展览会，视察了T-7M主火箭实物。当讲解员汇报“我们是在没有苏联专家，没有资料，研制人员绝大多数是20来岁的大中专学生的条件下搞出来的”时，毛主席连声说好。在讲解员汇报飞行高度为8公里时，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呀！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如今，毛主席的嘱咐已经实现了。
载人航天有前传
T-7M火箭成功发射后，T-7火箭研制进展也很顺利。但考虑T-7火箭较大、发射高度高，为了城市安全，选择了安徽广德县（现广德市）的山区作为新发射场地址，1960年3月开始建设，代号603基地。
位于安徽广德的603 基地。记者 任长胜 摄
在603基地，T-7成功发射，后续又研制成功了改进型T-7A，两者组成的T-7系列火箭，作为我国液体探空火箭的基本型，成为中国人造卫星上天以前进行高空探测的重要工具。
在603基地，我们见到了老站长邬惠毅。“当时这里一片荒地，杂草丛生。”生于斯、长于斯、守于斯，邬惠毅见证了基地初创时期的艰难，父辈们工作条件非常艰苦，要坚持科研攻关，也得自己种植花生、红薯等作物补充营养。讲起这里的任务，他对小狗上天的事情记得很深。
在T-7火箭的基础上，设计院研制了T-7A（S1）火箭用于高空生物试验，并在完成3次发射、回收工作后，研制了T-7A（S2）火箭用于小狗飞行试验，研究飞行因素和高空环境对生物的影响，考验密封生物舱、供气系统、摄影系统、心电遥测系统的设计合理性和工作可靠性。30多只小狗中，“小豹”“珊珊”脱颖而出。
小狗上天前，还要在他们的体内植入记录血压和心电的有关器件，用于记录和测试其飞行经过主动段、失重段、返回段3个阶段的心率、血压、心电和呼吸四大生理指标，以帮助载人航天获得重要参考数据。在经过低温训练、振动训练、离心训练后，小狗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都得到了明显提高。
小狗飞天前在地面进行模拟试验。
“‘小豹’第一个上天，但是临近发射的时候，它害怕了。”邬惠毅说，“小豹”平时十分乖巧，但进入生物舱后突然变得狂躁不安，这种情况下没法进行正常发射试验，发射指挥部紧急召回了已经撤离到附近山坡上的“小豹”的饲养员赵秀花，希望她可以安抚“小豹”的情绪。但是她要见到“小豹”，需要徒手爬塔架。
21岁的女孩子，为了任务的成功，顶着满心的恐惧爬了上去，见到了委屈巴巴的“小豹”，发射前的动静把它吓坏了。朝夕相伴，赵秀花心疼地呼喊“小豹”的名字，轻轻抚摸它，并在它平静后固定在了生物舱中。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小豹”一切正常。
那天是1966年7月15日，“小豹”飞天后成功归来，中国历史上首次狗类动物飞天试验成功。同年7月28日，“珊珊”飞天试验也圆满成功。两只天外归来的小狗一下子成了“动物明星”，曾被专程护送到北京。
后来，它们还繁育了健康的后代。
探空传奇永流传
1963年，上海机电设计院划归国防部五院。1965年，上海机电设计院由上海迁至北京，正式改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彼时我国导弹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上级有利用现有导弹改造为运载火箭的想法。
在分析我国第一颗卫星对运载火箭的要求和我国导弹及探空火箭技术的发展情况后，王希季等人认为在预计发射期内没有现成的导弹能改装成为卫星运载火箭，于是提出了一个以中程液体推进剂导弹为第一、二级，由七机部四院研制一个固体推进剂火箭为第三级的运载火箭的方案，这枚火箭后来取名为“长征一号”。在领导探空火箭研制7年后，王希季又带领团队完成了长征一号火箭从方案论证到初样研制阶段的研制任务。
此外，探空火箭还完成了对长征一号火箭末级高空点火方案的飞行验证，主要验证了第三级固体发动机上的点火器和第三级使用的旋转发动机的高真空环境下的工作可靠性。“当时参加试验验证的探空火箭实际飞行高度的最大值达到312公里，参加试验的各发动机和点火器均点火工作，遥测结果良好。”李颐黎回忆说。
回溯探空火箭的历史，在T-7M火箭之后，T-7和T-7A最初是作为气象火箭研制的，后来发展成为高空技术试验火箭，最高达到300多公里。当时火箭所应用的关键技术如弹道设计、发动机液流控制等技术在当时的中国独一无二，对后续的航天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支持和借鉴作用。
一根火柴在燃烧过后，照亮了一方天地，但使命也迎来终结。T-7系列探空火箭的传奇故事在1987年迎来了尾声。
从1960年到1987年，这批航天人共研制了三代16种型号近200枚探空火箭（包括核试验取样火箭），飞行高度从8公里到300多公里，为火箭探空、火箭核试验取样、火箭气象探测、火箭生物飞行试验、长征一号末级火箭高空点火试验等作出了贡献，并为研制长征一号火箭奠定了技术基础。
T-7系列探空火箭从诞生到成功上天，到改进应用，再到最后的落幕，一众有志青年为此倾注了青春和心血。土洋结合、土法上马，多么困难的环境他们都能找到出路。回头看来，或许是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也敢干，或许是他们想为共和国航天事业“开个好头”的热情和决心，不可比拟。
对中国航天人来说，他们是前辈；对中国运载火箭来说，它也是前辈。
时代奔涌向前，前人故事难免掩上尘埃。但若翻开历史画册，虽往事久远、记忆斑驳，但精神依旧可贵、故事历久弥新，传奇永远是传奇……
后来，“东风”阵阵呼啸而过，“长征”家族代代传奇，但属于探空火箭的那块里程碑，永远不会被忘记。
文/记者 任长胜
图/除署名和本报资料图外，由八院、五院508所提供
编辑/孙喆
审核/贺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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