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吟吉林 | 天上人间话人参

天上人间话人参

赵欣  摄

  “天教草昧起英雄，开创艰难自大东。刬削蓬蒿基景运，驱驰险阻立丰功。”这半首诗是乾隆皇帝几万首诗中的一首。整首诗写得波澜壮阔、沉郁勃发，不仅是他站在先祖故地发出的思古之幽情，更是这个民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精神写照。其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崛起于草昧的何止这个民族，那棵酷似人形且冠以星宿之名的百草之王——人参，更是在冥冥之中早已成为这片土地福星高照紫气东来的文化象征。

   还在人们不知道人参药用价值的甲骨文年代，“参”这个古老的汉字，就已经如星象图般地出现在了刻辞之上。参乃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参字从人，头上有三星，会参宿三星之意。金文另加义符“彡”，表示星光闪耀。

   汉代《礼纬·斗威仪》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象征吉祥如意的紫气东来，就这样与上天之灵融为了一体。

   或许，这就是长白山与天地之间的奇缘吧，这个隶属于猎户座的“参”字，亿万年来，静静地映照着长白山下无数的猎户，也许就是因为这颗福星的照耀，他们才找到了这株头顶红珠酷似人形的仙草。从此，大量关于人参的神话故事就在这片山水间流传不息，而它的主要作者就是那些草根一样卑微的挖参流民和参丁。所幸这些通俗的口头创作，几百年来，虽少有文本，但老的故事总是盛传不衰，新的故事又不断产生，终于让这棵五加科的草本植物，成为中草药中故事最多的一棵仙草。而一代代挖参人的生离死别，呐喊呼号，却在这些美丽的神话故事中淡淡消散。

孟广勤  摄

   不错，任何文化都不是仅靠故事和传说垒砌而成的，正如一首歌中所唱：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人参首先是一味药，一味效果奇特的药。一切美丽的传说都是由此而来。从中医药史上看，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北宋苏颂的20卷《本草图经》、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详细记载了人参的产地及药用价值，只是那时，民间传说中的仙气还没有从人参中发挥出来。直到明万历年间的进士谢肇淛在其所著的《五杂俎》中说人参“草本之药，多以延年续命，而世上多以人参为贵，只此（东北）出产，他处稀得。”至此，“延年续命”这种神奇功效开始灵光闪现，名叫人参的这味草药也因长生不老而成为皇家贡品，并由贡品而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人参文化的主流从此由故事传说进入到了奏折诏书之中。尤其是将长白山脉视为龙兴之地的大清王朝，对人参采挖的管控之严之全，已远远超出了对一种珍稀植物的垄断和保护，似乎成为一种皇家独有的祖传资源。对他们来说，这棵参里面沉淀了太多的情感和往事。可以说几百年来，人参文化涵盖了整个大清王朝的前世今生。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36年间，每一次重大战役似乎都有着人参的影子。因为他深知，打仗是需要花大钱的。在当时的背景下，要钱，就得从垄断人参贸易开始；要强大，就必须要控制辽东的马市贸易，而要实现目标，就必须先打破叶赫、哈达等部落的人参贸易垄断。

   万历十九年（1591），为控制人参的最佳产地，努尔哈赤剑指长白山三部，此举直接针对的就是以叶赫、哈达为代表的海西女真部落。于是，叶赫部的首领纠集了九部联军于万历二十一年向努尔哈赤杀来，但是，看似强大的九路联军在努尔哈赤面前不堪一击，于古勒山下被彻底打趴。

赵玉娟  摄

   当年，人参之所以能在内政外交乃至军事等领域引爆各种事件，归根到底还是价值的奇高。在明朝，尤其是中晚期，人参的价格几乎与黄金白银等同，所以女真各部落都将其视为发展壮大的支柱产业。据明代辽东档案记载，万历十一年，海西女真在广顺、镇北两关互市中出售人参多达3619斤，价值时银3万余两。尤其是正在崛起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部，人参贸易已成为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因此，统一女真首先要垄断人参市场，于是灭叶赫平哈达等著名战役的实际原因大多与人参市场有关。同样，作为这片土地名义上的统治者，明朝的辽东大员也是用人参贸易来控制和打击努尔哈赤。万历三十六年（1608），辽东巡按使熊廷弼一度关闭抚顺马市两年，致使努尔哈赤损失人参高达十万斤。到了皇太极时代，由于战争的持续，打打谈谈成为常态，人参又成为谈判桌上的重要砝码之一，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初年，皇太极曾向明朝提出议和条件，其中有“每岁我国以东珠十二，貂皮千，人参千斤遗尔，尔国以黄金一万，白金十万，缎匹十万，布匹三十万报我。两国诚如约馈遗，以修盟好。”当然，这个起于草昧的一代英雄与大明王朝并未修成盟好，17年之后，八旗铁骑就闯关夺隘，坐在了紫禁城的龙椅之上，但人参就像嘉宾一样，参与了谈判的整个过程。

   这就是历史中的人参文化，它一开篇就是残酷的占有，没有丝毫的美丽可言。这种用野蛮的方式开启的人参文化，在后续的传奇中必然少不了血雨腥风。

   随着大清王朝入主中原，人参逐渐由一味单纯的滋补品成为历代帝王的情感寄托。迁都北京后，清王朝分别在乌拉、江宁、苏州、杭州设立四个朝贡衙门，其中唯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是为满族皇室纳贡方物特产的机构，其总管为三品大员，而江南三个衙门均为五品，可见重视程度之高。打牲乌拉最初的贡品主要就是人参和貂皮，不仅在质量上有明确要求，而且在时间上必须按时呈送，不得延误，违者乃大不敬罪。所以，在这种看似很高的地位上，那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从一条条具体的规章制度中就能真切体会到。可以说，在清朝前期的几位帝王心目中，这棵参的一根一须都承载着对长白山这块龙兴之地的无限崇敬。据《盛京参务档案史料》等史籍记载：康熙二十五年，除进送完整人参外，尚有参须32斤6两、参芦43斤2两、参末2斤8两。甚至参末要用锅熬成参水后盛入罐中送往京城，所用罐子由盛京包衣佐领咨文盛京工部领取。如此的珍视程度，体现在对资源的管控上，那肯定是完备无缺。

孟广勤  摄

   关于人参产地的管理，清初实行的是八旗分山制，据鄂尔泰修撰的《八旗通志》载，清初八旗分山采集各有定界，严禁越界，更不允许汉人偷采，违者处以重罪。面对私采，《清高宗实录》有如此刑罚：“嗣后除将会同百人以上，所得人参过五百两者，照例拟绞；所得人参不足五百两者，亦照例杖徒外，其一二人私挖人参不足十两者，分别初犯、再犯、三犯、治罪。”到乾隆九年前后，在盛京将军衙门下专门设立官参局，这种“国有官办”的格局延伸出许多具体管理条款，其中较为人知的便是“参票制度”。凡有组织的挖参人丁，包括管理押解参丁之人，每人发给参票一张，票上注明持有者的姓名、旗佐、进山做何差务等等。参票由总管内务府制发，钤盖总管内务府之印，由专人带到盛京包衣佐领处填具应填之项目。挖参人返回后，所有参票由盛京包衣佐领收缴并送回总管内务府存查。凡发现无参票而挖参之人，即视为非法，必将其拿送有司惩处。

王文娟  摄

   如此严酷的管控，本该使人参生长进入良性循环，可连续百多年的疯狂采收终于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恶果，野山参产量大幅度下降。早在康熙年间，流人吴兆骞的儿子吴振臣在《宁古塔记略》中就有“向出参貂，今则取尽矣”的记载。到了乾隆年代，野山参的产量已让内务府官参局感到完成任务的艰难了。就在这种危局之下，“秧参”，这种人工栽培技术悄悄潜入了历史舞台，尽管现代中医药学通过科学检测，证实人工栽培的人参同样可以入药，但对于皇家贡品来说，如果以人工种植的秧参充数却是一种严重的假冒伪劣行为，属于大逆不道的欺君之罪。于是，嘉庆十五年发生的“秧参案”令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下旨内务府彻查此事，最终，谥号“仁皇帝”的嘉庆放过采挖人参的参丁而将吉林将军秀林赐死，吉林官参局协领青山、萨音保等人撤职入狱。

孟广勤  摄

   相对于浪漫的民间传说故事，史料中的人参文化似乎过于残酷，但这就是历史。那些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偷采者，就是在这样的荆棘丛中与命运对赌。康熙年间宁古塔流人杨宾在他的《柳边纪略》中以见证人的身份写道：“凡走山者，山东山西人居多，大率皆偷采者也。每岁三四月间往，趋之若鹜，至九十月间乃尽归。其死于饥寒不得归者，盖不知凡几矣。而走山者日益多，岁不下万余人。”这种向死而生前仆后继的采参浪潮不知吞噬了多少关外流民，但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之下却依然延续了百年之久。

   如今，站在长白山连绵不绝的山岗之上，面对一望无际的茫茫林海，通过一棵人参我们再次感悟历史：山，还是这座山；林，还是这片林，可是沧海桑田，真的换了人间！山上山下涌动不息的再也不是为了生存而风餐露宿的采参人，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人潮；这棵神奇的仙草更是与时俱进，永远不再是皇家贵族的专属贡品了，它正在多方位地走进大众生活。这，也许才是这座神山和这株仙草真正的天道所在吧！

原创稿件，欢迎转发，转载请与后台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