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璀璨的历史中，文物是见证，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就是要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立文物资源资产动态管理机制，既有利于强化文物保护工作，也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普查队员栉风沐雨，奔波在田野、山林、乡村之间；还有一群人，或者默默守护在后方，或者陪伴在普查队员左右——他们就是“四普”专家组成员。今天的主角，是临汾市“四普”工作队专家组组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田建文。从“四普”启动，到实地调查阶段，他践行着文博人的使命和担当，深入普查一线，将自己的学术研究经验用在实地考察中，为年轻文博工作者答疑解惑，为普查工作劳心尽力。
普查路上，田建文就是队员们的坚强后盾。
用实际行动为大家做榜样
在山西乃至全国考古界，田建文是个传奇人物，他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主动请缨，从一线都市退居“田间地头”，扎根基层考古工作，一干就是近40年。“传奇”背后，更令人钦佩的是他顽强的生命力——做过3次开颅手术，身体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但依旧坚持不辍，在考古事业上屡有建树，在平凡岗位上作出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受到国家及相关部门表彰，曾入选“感动山西人物”。本次“四普”工作，田建文是驻临汾市专家。
可能在大家眼中，这样一位考古界前辈，在办公室里坐着，为后辈指点一二就可以，但田建文不仅提前掌握各类普查程序、了解普查的科技工具，甚至还身体力行地深入田野工作，用实际行动为普查队员做榜样。
“考古工作要在田野，普查工作也不例外，必须到现场去，才能摸清文物本体的情况，登记真实现状，更好地挖掘其历史价值。”自“四普”工作启动以来，田建文就始终记挂着这项工作，复查“三普”的文物点，对已消失的文物点进行分析，尤其是对在“四普”中新发现的文物点，他都要去现场观摩、研究。山西晚报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劳心费神”时，他的回答很质朴：“在文化遗产保护面前，我们始终要有紧迫感。举个简单的例子，十多年前进行‘三普’时，很多地方的耕作技术还不是太先进，对于农田的破坏性还比较小，所以能在田间地头发现陶片、石器等，现在的挖沟机、铲车太厉害了，一铲子下去，地下的遗迹就能铲除一大半，陶片、石器等直接就被敲碎了，等你发现这块土地具有考古价值时，它已经丢失掉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所以，“四普”在田建文眼中，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在眉睫的，他希望能抓紧时间，保护好每一个角落的文化遗产。
田建文和“四普”队员在临汾市大宁县道教村进行普查。
“四普”让文物家底更“精准”
从“三普”到“四普”，普查方法在不断创新，普查工具也在迭代升级，对此，参加过“三普”的田建文深有感触：“现在对于文物遗迹的定位更精准了，尤其是要建立全省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数据库，并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更有利于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共享，有利于考古前置工作，让考古与基础建设工作更有力地结合起来。”
田建文回忆，2007年“三普”时，队员们使用的工具叫做GPS测量仪，但普遍存在20米—30米的误差，有时候误差可以达到100米—200米，现在使用的是RTK（实时动态测量）测量仪进行定位，误差只有3厘米。“以前做考古工作，明明前期勘测出了在这片田地里有一些考古遗存，可是等到了种庄稼的季节，茂密的粮食地里压根就无法进行定位。现在不同了，你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考古遗存在哪里。你说，这是不是‘四普’的优越性？这是科技给我们工作带来的便利啊！”田建文说。文物普查工作，是对原有普查过的文物进行摸底的过程，也是一次“发现”之旅，站在考古工作的角度而言，这种“排查式”普查，使得一些从未被发现的文化遗存浮出水面，定点测量、登记更便于日后开展考古、文化保护研究等工作。
时下，倡导考古前置，就是要健全“先考古、后出让”的制度，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建设用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才可以收储入库或进行出让、划拨，实现“净地”供应，让建设方能够“拿地即开工”，保障工程顺利实施，节约资金和时间成本。“考古很多时候是为了配合基础建设工作而开展的，我们在查找以往考古信息、史书、地方志之后，开始进行考古调查及勘探，确保地底下没有文物遗迹，才能让建设方开工。”
“在路上”的惊喜和收获
“四普”开展以来，田建文很忙，跟着普查人员去现场，也会随时随地为年轻的普查队员“授课”，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所知、所学告给大家。一直“在路上”，这是像他这样的考古“痴人”的梦想，他笑着说：“在路上才会有收获。目前，临汾市在‘四普’中发现了两处不可移动文物，这就是最大的惊喜。”
这次“四普”中，侯马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是一座名为“娘娘庙”的古建筑。还有一处是位于曲沃的西白集遗址，该遗址是距今有5500年之久的西阴文化遗迹，普查队员从灰坑中发现了石纺轮、石片刀具，这可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早在1926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半个蚕茧。蚕茧出自灰坑最下层，不是野虫吐出来的，当时李济先生就说，这多半个蚕茧应有人工切割的痕迹。“李先生这个论点特别重要，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李济先生当年看到的蚕茧化石是用刀具切割的，我们此次发现这件同时期的石片刀具，则佐证了李先生的观点。”田建文告诉山西晚报记者，直到现在，这件新石器时代的石片刀具还是非常锋利的，侧面证明了西阴文化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抽丝、拧绳、织布等技巧，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也证明了西阴文化确实有丝织业，是古老的东方丝绸的发源地之一。
西白集遗址非常具有代表性，早在“三普”时就被登记在册，此次“四普”复查过程中，队员们又有了新发现——除了石纺轮、石片刀具外，还发现了壕沟，这是古先民最原始的“防御工事”。田建文说：“新石器时代前期，先民就懂得利用天然障碍或用人工在住地周围挖掘壕沟，以保护部落不受其他部落或猛兽的突然侵袭。”当时，人们还没有发明夯土技术，通常就会在壕沟里灌入水，算是“护城池”的雏形。
从“三普”中找到新东西，这无疑是“四普”中的重磅彩蛋，给田建文和普查队员带来深深的慰藉：只要扎根在田野，认真普查、仔细研究，总会有更多的收获，颇有沧海拾珠的惊喜和快乐。这些散落的璀璨珍珠，抹去它的泥土，打磨掉它的斑驳，串联成串，就会成为中华文明灿烂历史星河中最耀眼的“星”。
来源：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轶琼
来源：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轶琼
编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曹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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