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荐读｜《性别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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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理论的精髓在于联系实践，而约翰逊的著作遵循了这一传统，将父权制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相结合，并鼓励读者采取必要的手段拆除这一结构……这本书文笔优美，富有思想性，对于当代父权制及其背后强大的、抑制变革的意识形态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除了极高的学术成就，约翰逊在《性别打结》中还表明：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学术写作，更是改变人生的冒险指南

——《当代社会学》（Contemporary Sociology）

精彩摘编

Highlights Compilation

“你说父权制，”后排的一名男观众抱怨说，“我知道你其实就是说——我！”每当有人说“父权制”时，许多人听到的都是“男人”，于是对男性特权和女性压迫的批判就被理解成所有男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压迫者。这足以使许多男人感觉自己被针对，认为这是一种让他们感到内疚的方式，并为此怒发冲冠。而一些女人则随意地将父权制归咎于男性个体，只因为他们是男人。

有些时候，男性处于防御姿态，是因为他们认同父权制及其价值观，不想面对这些所造成的结果，也不想面对失去男性特权的可能性。但防御姿态也反映了一种常见的混淆，他们混淆了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父权制和参与其中的人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要推动真正的改变，这是我们不得不澄清的一个困惑。

若要如此，我们必须先认识到，我们正被困在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当中，这一模式将个体视为一切的源头和终点。以此方式看待事物的人倾向于认为，如果世界上有坏事发生，且这件坏事又很大，那么原因只能是有坏人参与了某种阴谋。种族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白人是种族主义偏执狂，他们憎恨少数种族和少数族裔的成员，想害他们。对女性的压迫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男性想要且喜欢支配女性，并对她们表现出敌意。贫困与阶级压迫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上层阶级的人贪婪、无情和残酷。

与这种负罪及指责的个人主义模式相对应的观念是，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实际上根本不是压迫，只不过是有色人种、女性和生活贫困的人的个人失败的总和，他们缺乏适当的条件去跟白人、男性和其他知道如何成就自己的人有效地竞争。

这种想法忽略的是，我们都在参与某种比我们自身或我们的任何集合体都更大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生活将我们卷入某种比我们自身大得多的事情这样的观点，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我们该如何对待这样的观点。将一切归咎于“体制”深得人心，但这也涉及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根本误解，因为将我们的问题归咎于体制（很有可能是社会）并不会使我们走向下一步，去理解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体制究竟是什么？它又如何驱动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塑造体制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吗？如果有，是怎样的作用？我们如何参与父权制，这又如何将我们与结果联系在一起？我们所认为的正常生活，与男性特权、对女性的压迫和那个人人生活于其中的、充满等级的、痴迷于控制的世界，有着怎样的关系？

如果不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不仅无法充分地理解性别，也回避了对自己或对父权制的责任。相反，“体制”充当了一个模糊的、无法准确描述的笼统术语，一个社会问题的垃圾倾倒场，一个永远无法被问责的替罪羊，尽管我们以为它拥有巨大的力量，但它无法回应我们，更无法真正采取任何行动。

对此，我们可以在萨姆·基恩和罗伯特·布莱的作品中找到有力的例证。他们关于性别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是神话阐释男性运动（mythopoetic men’s movement）的一部分，该运动吸引了广泛的追随者，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这一运动的曝光度已经不如从前，但基恩和布莱的书仍旧很畅销，他们所表达的性别不平等的观点仍被广泛用来抵制女性主义，捍卫男性特权。

基恩和布莱都将男性大部分的不幸归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然而，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无非是个人转变和适应，不涉及社会本身的变革。体制这一概念被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调用。一方面，它被描述为我们所有痛苦的可怕源头，一头“控制着我们所有人”的巨兽；另一方面，我们又无须在解决方案中将它纳入考虑，它又成了可以忽略的。

但两者不可能并存。假如社会是社会生活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当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理解它，理解我们跟它之间有怎样的联系。若要如此，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思考它的方式，因为我们的思考方式会影响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提出的问题反过来又会塑造我们得出的答案与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认为父权制只不过是男人和女人的个性、动机和行为，那么我们就不会想到去叩问更大的背景脉络，比如家庭、宗教和经济制度，以及人们的生活是如何与之相关的。譬如说，从个人主义的视角，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某个特定的男人会强奸、骚扰或殴打某个特定的女人。而我们不会问，是什么样的社会促成了日常生活中这类行为的持续模式。从殴打老婆的笑话，到主流电影里如家常便饭般出现的性胁迫和暴力，都属于此类模式。我们可能会迅速地将强奸和殴打解释为病态或愤怒的男人的行为，而不去认真考虑什么样的社会会产生那么多的男性愤怒和病态，或什么样的社会会将其导向性暴力而非别的行为。我们也不大可能探问性别暴力可能以怎样的方式服务于其他更为常态化的目的，比如男性控制和支配，以及证明男子气概。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男人会喜欢物化、利用和促进对女人暴力的色情作品，我们可能会辩论宪法是否保护个人制作和散播这些作品的权利，但我们很难对这样的问题产生兴趣：既然色情作品是对女性身体与人类性行为的暴力和侮辱性想象，那什么样的社会会在一开始给予这种想象如此显著且无处不在的文化空间？

简而言之，父权社会当中的我们，在试图理解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倾向于忽视和理所当然地对待我们最不能忽视的东西。我们不去问社会体制如何制造了诸如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等社会问题，而痴迷于法律辩论和令人兴奋但无关紧要的、很快就会被拍成电视节目或电影的个案故事。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改变世界，这起不到什么帮助。我们需要看见产生并滋长社会问题的社会根源并处理它，个人的行为通常是对这些问题的反映和呈现。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都参与着某种比我们自身更大的事情，它并不是由我们创造的，却是我们能够通过我们所做出的关于如何参与的选择去影响的，那么我们便不可能看见，因而也无法去处理。

一些读者反对将女性描述为“参与”父权制。这种反对所基于的观点是，按照词义，参与是某种自愿的、自由选择的、平等介入的行为，因此，女性可能参与了对自身的压迫便说不通了。但我在此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词并非一定要做此解释。参与就是在当前进行的事情中发挥作用，去做某事或不做某事，做选择，以选择影响结果，不管它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否被胁迫。当然，女性参与的条件与那些塑造了男性的参与行为的条件极为不同，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参与。

这与工人参与资本主义体制类似。他们在参与时，与雇用他们的资本家并不平等，在可选择的条件上也不对等。然而，没有工人，资本主义是无法作为一个压迫他们的体制运作的。

参与的重要性可以从女性和工人阶级反抗压迫的许多方式中看出来，所有可能的抵抗或屈从的形式都是参与。主张女性或工人并没有参与，是将他们置于一种无能为力的境地，并认为他们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相关，因为只有作为参与者，人才能影响一件事。否则，女性和工人只会像一块块浮木顺流而下，但正如历史所表明的，事实向来不是如此。我们都参与的某个更大的事情是父权制，它不仅仅是个体的集合。它是一个社会体制，这意味着它无法被简化为参与其中的人。打比方来说，你去一家公司上班，从你走进公司大门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你进入的是“某种”塑造你经历和行为的“事物”，“某种”不只是你和你的同事的“事物”。

你可以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套关系和共识中，这些关系和共识确定了谁是谁，什么事情应该发生，以及为什么发生，所有这一切都以多种方式限制着你。当你在一天结束离开公司时，感到如释重负，因参与这一体制而施加给你的限制终于被解开了。你能感觉到期待逐渐消失，而你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其他体制，如家庭或社区酒吧，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你的经验。

要将体制当成公司那样去理解，我们必须让目光不局限于人，因为他们不是公司，即便他们是让公司运转的人。假如公司只是人的集合，那么按照定义，发生在公司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反之亦然。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一家公司可以破产或不再存在，但任何在其中工作的人都不必破产或消失。任何为公司工作的人都可以辞职，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公司倒闭，因为美国各州政府允许公司在脱离职员或投资者的情况下，作为法律实体存在。这只意味着一批新的参与者会到来。因此，我们不能单凭观察参与其中的人来理解一个体制，因为它是某种更大的事物，必须被这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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