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讨论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涉及日本的历史。
1931年，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正式占领了中国东北，导致这一地区陷入黑暗的统治。日军自此开始对我国施加侵略，表现出贪婪而野蛮的本质。尤其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的侵华行动愈加猖狂，全面展开对中国的军事侵略。
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层因腐败而丧失了抵抗能力，居然在日军对中华大地发起侵略时，还妄想进行和谈。这一切使得日军如同遮天蔽日的蝗虫，逐渐蚕食着中国的土地和资源，令无数百姓陷入苦难，数以万计的普通民众被迫流离失所。
这段历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悲痛记忆。纵观日本的侵华史，最初的侵略始于东北。在广田内阁“向南方海洋发展”这一国策的驱动下，日本向我国东部沿海进军，最终甚至占领了首都南京，导致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然而，有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是，尽管日军对华北和东北的广袤平原实施了占领，却只有两个省份始终未曾触及——陕西和福建。
关于日军不侵略陕西和福建的说法，网络上流传甚广，甚至有人认为日本真正从未对这两地施加过侵略。
这一说法显然存在严重的误解。首先，福建所遭受的侵略程度并不逊色于其他省份。我们不能因为好奇而轻信网络上的谣言，福建的地理位置与日军占领的台湾隔海相望，绝对没有理由不对这片肥沃土地产生觊觎之心。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下南京，紧接着在1938年5月13日，侵略者便攻陷了厦门。更有甚者，日军于1941年4月21日以及1944年9月27日先后两度占领了福州。
生活在这些被占领区的中国人民饱受磨难，日军在当地推行的是全面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策略。日本人自以为是在进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战争，然而当他们在武汉战役中遭遇惨败后，所谓的“速战速决”论调也彻底破灭。
随着占领时间的推移，日军越发意识到维持对中国的统治需要消耗大量人力和物资，结果陷入无尽的泥潭。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超出了日军的想象。
然而，当时的日本人却仍然相信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他们很快提出了“以战养战”的口号，试图通过占领区的掠夺来维持在中国的军事行动。1939年2月12日，香港的《华字日报》曾揭露，敌人在福建厦门的经济活动中，利用所谓的抗日名义将人民的财产强行拍卖充公，然后通过由汉奸和叛徒设立的公司控制必要的生活物资。
在那个乱世，福建的汉奸横行无忌，厦南海上渔业公司的负责人方炳辉就成为了渔民的压榨者，而厦门果菜消费社又是由日方控制。水、电、电话等基本生活设施均被敌人掌控，给平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军甚至封锁了厦门港，设立“全闽水产株式会社”，垄断了水产品的流通，并对渔民进行残酷剥削。在这个混乱的年代，不知有多少敌伪势力盘踞在福建。
而且到1942年4月1日，日军还开始实施物资管制，所有货物的流通都需经过日本人的审批，五金、棉花、木材、麻制品、皮革、树胶、香油、洋毛、石炭、药品、各类粮食和日用品等物资都随之大幅涨价。
日本人甚至伪造了国统区的法币，试图破坏中国人民的经济体系。福建等地沦陷后，日军印制了大量假冒的四行法币和福州省银行的5角辅币，将这些伪钞分发给了各类流氓和汉奸。这不仅是一种奸诈的手段，更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伤害，财富在不知不觉中流向了日军的口袋。
他们利用这些伪钞非法获取了大量外汇，并借助这些外汇采购军火，随即对中国人民展开攻击，甚至肆无忌惮地进入国统区抢夺粮食和其他资源。
在当时的日本军队，财力极其有限。当日本陷入长期的战争状态时，政府的焦虑与日俱增。仅在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的短短八个月内，日本便四次追加临时军费，总金额达到惊人的74亿日元。
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九·一八”事变四次对外战争中的总花费仅为45.22亿日元，巨额的战争开支让日本的财政状况变得十分紧张，物资匮乏现象日益严重。
在此情况下，日本别无选择，只能调整其侵华策略，试图充分利用中国的土地、劳动力和物资，以支持其侵略活动。这一策略即是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伎俩。
此时，日军的残暴本质开始显露。早在晚清时期，他们就在台湾实施了鸦片专卖制度，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邻近的福建省自然而然也遭受到鸦片的侵袭，众多百姓沉迷于烟馆，成为人见人厌的无用之人。
当时，不少人走私鸦片从台湾到福建，尽管日军尚未完全入侵中原，但他们通过鸦片专卖制度的手段，企图奴役中国人民的险恶用心已完全暴露。
192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禁烟政策，并于9月份出台了《禁烟法》，针对鸦片及其他精神类毒品的种植、生产、销售和运输进行了严厉打击，然而日本的地下势力依旧在福建暗中活动，许多当地的日本餐厅暗中设立了大烟馆，继续为害一方。
当日本军队占领了福建厦门等沿海岛屿时，他们更是肆无忌惮地贩卖鸦片，鸦片交易骤然上升，其中许多都是由日本国籍的汉奸在操作，他们得到了日本军方的暗中支持，携手谋取财政利益，借此药物的毒害折磨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潜意识中削弱人民的反抗意志。
与此同时，日本人虚伪地设立了所谓的“禁烟局”，由竹内文雄等人负责监督中国百姓“戒烟”，实际任务则是提供鸦片烟的原料，同时负责鸦片烟膏的生产和销售，甚至向鸦片商发放营业执照。
在那个时候，福裕公司成为了日本人在福建生产鸦片的主导机构，他们甚至强迫中国农民种植罂粟等鸦片原料。由于厦门的土壤和气候并不适合罂粟的生长，日军将种植重心转移至闽浙沿海等地区。
他们强逼每一个村民至少种植一亩罂粟，若有抗拒者，立即将其拘留到日本海军部施以惩罚，许多人活着走出的人屈指可数。
这便是日军的“毒化政策”，与“光光政策”、“病毒战”、“细菌战”、“化学战”等手段相辅相成，目的就是将中国土地尽数纳入囊中。因日军此类政策，福建沿海的多个县市遭到严重损失。为了强制种植罂粟，许多家庭连饭都吃不上，冬季农作物的种植被禁止，粮食产量日渐减少，导致物价飙升，百姓们苦不堪言。
不过，福建人民并非毫无反抗之心。尽管日军已占领沿海地区，但他们无法攻陷整个福建。福建地形多山，民风彪悍，日军对于在此长期驻扎心存顾忌，始终无法全盘控制这一地区，昂贵的兵员和资源投入使得他们犹豫不决。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陕西地区的真实状况。
对于日本人而言，他们并非无意于进入陕西，毕竟西安在整个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不可小觑。然而，日军对这一城市的轰炸达到了长达七年的惊人之久，共实施了145次空袭。无论是西安的清真寺、宗教寺庙，还是当地医院，都成为了无差别攻击的目标，造成了半个西安的毁灭。
根据一些历史记录，曾在最惨烈的战争期间，西安城墙内外的树木上随处可见鲜血与肉块，因此“勿忘历史”的口号绝非空洞之词。
尽管如此，日军始终未能进入西安这个地方，西安的边界似乎成为了日军的一个无形坟场。
在日本侵华战争伊始，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组成了中华人民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迫于压力，于1937年8月上旬承认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
自此，党领导的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就是普通大众所熟知的八路军。国共两党遂开始了联合抗日的伟业。
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八路军接到指令，从陕西的韩城、富平、泾阳等地渡过黄河，进军山西，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为了保护当时中共中央的核心根据地延安，八路军留下一支精锐部队，驻守在陕西和山西交界的黄河防线。时任该地区防务指挥官的是我军的大将肖劲光。
果然，日军很快就向陕甘宁边区发起进攻，意图切断该地区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最终达到攻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核心的目的。
1938年3月2日，驻蒙日军的一部从保德出发，炮火轰炸陕北的府谷区域。同时，约有200至300名日伪军悄然从河曲及保德一带渡过黄河，入侵府谷县城，局势愈发紧迫。为了应对这一危机，第二天，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发布了《告民众书》，告知民众生死存亡之际，希望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抵抗。
两天后，即3月5日，八路军的留守兵团及骑兵第二军在何柱国的指挥下相互协作，成功大败试图渡河的日伪军，收复了府谷县城。这标志着敌人攻击陕西的首次重大失利。
然而，日军并未就此罢休。1938年3月13日，日军第26师团派遣2000余人抵达神木府谷河防对岸，试图在炮火与飞机掩护下强行渡河。然而，八路军留守兵团的警备第6团以最为猛烈的火力，将敌军阻击在黄河之上。
其实，我们的反击并非是被动防御，八路军还在敌人侧翼灵活调动兵力，对其发起进攻。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敌军措手不及，被彻底击溃，再次退回敌方阵地。
在5月初，一支属于日军第109师团的旅团尝试打破八路军在宋家川设立的河防阵地。八路军警备第八团主动展开反击，发起了东渡黄河的行动。这支无畏的队伍在汾阳至离石的公路侧翼对敌军实施进攻，同时在王婆山地区成功阻击了日军的入侵。到5月10日，敌军在夜幕掩护下狼狈撤退，大为失措。
日军在陕北一带难得地保持了长时间的平静，但很快就进入了1939年。日军以人数从3000到10000不等的兵力，分五波次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攻击，攻击地点包括朱家川、凉水岩、马斗关等地。
在这场冲突中，八路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有效地依托于黄河的自然屏障，组织起坚实的防御。他们不仅主动出击进攻敌方，甚至设法渗透敌军后方，使敌人陷入被动的境地。抗日根据地在晋西南迅速发展壮大，积极牵制了想要侵入陕西的日军。
对日军轰炸西安却不选择轰炸延安的现象，人们或许会感到不解。其实，这其中的原因非常明确。当时日军的主要目标实际上是重庆。重庆作为山城，曾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周边密布着从中原等地迁过来的工厂和学校。
因此，日军对重庆采取了强烈的破坏行动，反观延安，尽管是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的根据地，但由于位处黄土高原，地形复杂、人烟稀少，地理位置极其偏僻。即使日军的飞机飞到上空，投下的炸弹也难以准确命中，因此日本人并不会做这样的低效行动，成本与收益显然不成正比。
然而，否认日军对延安的轰炸并非全然成立。在其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下，日军确实曾多次尝试轰炸延安。他们派遣飞机前来过十几次，实际上当时中共中央所面临的险境，当前延安周围被炸毁的城墙就足以表明这一点。
可以想见，毛主席等人在战时居住的窑洞，是因为该地区地势较高且开阔，易于建设防空洞，同时也便于人们疏散及起到隐蔽作用。因此，在那个战争形势严峻的年代，没有哪个地方可以被称为绝对安全的。
在日军入侵陕西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军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蒋介石将山西和陕西视为国民党防御体系的重中之重，极为看重的地方。
蒋介石曾提及，虽然不怕日军从其他地区进攻，但他极为忌惮日军从卢沟桥介入山西，然后通过山西直逼四川。为此，蒋介石展开了一系列布署行动，调派国民党最精锐的胡宗南十七集团前往关中，负责守卫黄河河防。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特意致电阎锡山，要求他务必严守山西。阎锡山对此心知肚明，意识到他所统治的土地坐拥华北，是陕西与四川之间的自然屏障。身为山西的地方军阀，他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可以施展全力进行防守。
然因准备不足，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山西北部在短短两个月之间便消耗殆尽。由此，日军得以在黄河的防线对国民党军队展开进攻，然而，因国共合作，日军的渡河计划受阻，未能继续向陕西推进。
在1938年12月20日，蒋介石亲自前往一线进行军事视察，并在陕西武功召开了军事会议。
1941年4月20日，国民党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亲自指挥中条山战役，但由于国民党执政者采取了令人失望的消极抗战战略，终于导致中条山会战的失败。
此战的失利使得陕西的防御形势迅速恶化，日军开始封锁晋南黄河沿岸的渡口。然而，彼时的日军已经无法渡过黄河，主要是因为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日本人不得不应对后方的连连问题，焦头烂额，集中精力对付共产党的武装，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陕西的防护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逐渐陷入狂热，尤其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者因战果而产生的骄傲情绪愈演愈烈，开始向英美宣战，且并不打算与重庆方面谈判“和平”，而是谋求对中国的武力进攻。于是，他们把目标瞄准了西安，企图重创中国的军队。
然而，这一切最终仅是空中楼阁，日军的作战思想是“消灭西安的正面部队，切断西北公路，并与延安展开交战”，由此制定了进攻西安、兰州、延安的战略计划。
当时的日本军部甚至妄想同步进攻西安和四川，他们预见到1943年太平洋战场将陷入激烈战斗，因此急需在中国战场主动出击，同时也勾画出了一项名为“五号计划”的入侵战略。
在这项计划中，日军希望切断八路军从陕西后方的补给线，力图全歼八路军。同时，日本陆军总部计划将兵力从现有的217万提升至270万。为了为即将展开的大规模侵略行动做准备，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甚至乘坐侦察机，对陕北、秦岭、汉中盆地及大巴山脉进行了航空侦查。
然而，随着日本瓜岛战役形势的趋紧，南方的日军已经无力再分兵力，日本不得不将原本计划投入到“五号计划”的兵力拨回到太平洋战场上，其中包括了第六师团、第41师团以及第51师团。
随之而去的，还有大量的军用车辆和物资，使得“五号计划”直接陷入瘫痪。第六师团被派去支援瓜岛，第41师团与第51师团则转向新几内亚。最终，第51师团遭遇美军空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步兵115连队更是全军覆没。
从战争开始至结束，日军始终未能突破陕西的防线，然而，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不可估量的。那时福建不仅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侵犯，陕西的各大城市同样难逃厄运，西安遭到轰炸，民众几乎每天都在处理尸体。
西安的南郊和北郊充满了日军轰炸下死去的军民，而如今西安仍留有大轰炸的遗址。这就是我们抗击侵略者的历史，没有他们的英勇付出，就没有新时代的中国，他们都是值得铭记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