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川的苦乐年华（下）
王三川家中陆续迎来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
那时，王三川跟随生产队在田间劳作，家中的一切全靠陶玉英一人苦苦支撑。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集体经济极为贫困，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他们一家人一天只能吃上两顿饭。每当孩子们叫嚷着肚子饿时，陶玉英总会搬出老人的话来安慰他们：“人是一盘磨，躺着就不饿。”她的心中满是凄苦，却也只能以此方式哄孩子们入睡。孩子们那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因饥饿而显得有些苍白，陶玉英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记得在陶玉英生第三个孩子的那年冬季，天气异常寒冷，一天依旧只有两顿饭。倘若遇到阴天下雨，小孩子的尿布根本晒不干。于是，她就把王三川自学用的函授教材书籍一页一页地烧掉用来烤干尿布，然后放在自己身下暖着。每一个寒冷的夜晚，她都在忙碌与疲惫中度过，为了孩子们可谓是操碎了心。
王三川也在努力为家庭付出着，他们一同在困苦中挣扎，在艰难中前行。尽管生活充满了艰辛与不易，但他们的心中始终燃烧着对未来的希望，坚信日子一定会慢慢好起来。这个家庭在艰难岁月中，充分展现出了坚韧与爱的强大力量。
1969 年，由于上面有政策，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农业中学也随之停办。王三川被遣返回家务农，每天起早贪黑地赶着牲口犁地，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维持着生活，过着平静而又单纯的日子。记得有一年，家庭生活陷入极度困难，眼看就要揭不开锅了。这时，同胞的三姐和小孩家的三舅送来了红芋片，还拉着板车牵来牲口帮他家犁地，这真可谓是雪中送炭，令他终生难忘。王三川在农中教书的时候，薪水微薄，家庭的吃饭问题全靠他的爱人一人挣工分来解决。除去口粮款外，居然还能有些结余，这在当时的大寨大队成了一件新鲜事，也成了生产队的一段佳话。
1970 年，谭桥大队生产队成立副业组，王三川被抽到其中。他负责从谭桥供销社拉粉丝包去驻马店火车站。那板车装着 1300 多斤的货物，拉一天也只能走几十里路。有一天刮起了大风，他们一队 13 人顶风而行，组成一个长蛇阵，车子挨着车子，一旦掉队就再也跟不上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下午才走了五公里。天黑了，他们把车子停在路边。此时的王三川已经筋疲力尽，双腿沉重得如同灌了铅，一步都不想再抬了。他真想把车子扔掉，什么都不想干了。坐下来后，听到大家都在唉声叹气，原来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感受。但静下心来想想，不干又不行，明天还得继续赶路。
这时，他们才想起又累又饿，不得已到三里外的小村庄取水做饭。他们用带来的麻秆烧水，锅里放着从车上撕下来的细粉，再添上从家里带来的用红芋片面炸的丸子。他们趴在地上，用嘴吹着锅下的柴火。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才算把锅烧开，然后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碗都没来得及洗，就一头栽在铺在地上的席子上呼呼大睡。
第二天，王三川被年长的人叫醒时，已经是东方大白了。于是，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迈着僵硬的双腿，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汗水不停地从他的额头啪嗒啪嗒地滴下来。看着前面的车如蜗牛般慢慢爬行，王三川心想自己不能掉队啊，自己是在为生产队的集体挣钱。尽管一天队里只开十个工分，但是自己不能掉队，不能让人家看笑话。再苦再难，男子汉必须顶得住。
靠着一股顽强的毅力，王三川终于完成了那趟拉粉丝包的任务。
1963 年，谭桥公社派来一位马校长，他把学校从谭桥搬迁到了西边三里地的西李湾。马校长政治敏锐性极高，对出身成分高的共青团员王三川爱憎分明。“文革”初期，学校师生书写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批评管财务的张修铸主任。大字报刚贴好，马校长看了看，摇摇头说，这张大字报不理想，言外之意是没有针对像王三川那样成分高的人。
于是在第二天，就让王三川从教师宿舍搬到了保管室里居住。那是一个放杂物的地方，甚至还放着一个每天去谭桥集拉粪的大粪桶，一进屋就臭气难闻。就这样，王三川白天上课，夜里却彻夜难眠。他在保管室住了一个多月，直到运动发展到了顶峰，斗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多单位一把手都戴着高帽子游街，那位马校长也未能躲过一劫。
1971 年，谭桥中学的老师李永祥因病住院，急需替补老师。这时，人们想起了在生产队干活且有文化的王三川，便让他教初二年级的语文课。不久，同校的教师刘民也住院了，学校又把替代的代数课加到了王三川身上。虽然课程重了一点，但他心想总比干农活强多了，也比拉细粉包轻松多了，便勉强接受了。
到了第二学期，学校又让王三川代音乐课。
天哪，这下可难住了王三川。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不识简谱，更重要的是他还从未碰过风琴，这怎么能教学呢？
但是他前后反复思考，想到自己在农村受过那么多的苦，一件件往事如电影般在心中回放。现在虽然有些困难，并且教学每月还有三十多块的补贴家用，总比在生产队劳动价值翻了几倍。思考再三，他横下心来，还是接受了这个音乐课的活儿。
于是他拜小学音乐老师为师，学了些简单的乐理知识、识简谱，专心致志地反复演奏脚踏风琴。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王三川终于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了。在学校里，经常开展各种评比活动。然而，那些所谓的好处，似乎都与王三川无缘。但每当遇到劳累和困难的任务时，总会看到他那高高晃动的身影。他默默地付出着，却总是与荣誉擦肩而过。一次，在那简陋的老师办公室里，几位教师讨论着工资。
何姓教师的课程比王三川少，入教师队伍也晚，工资却比他高。王三川不解地问：“你的工资咋比我的高那么多啊？”
却只得到一句轻蔑地回答：“因为我是贫下中农。”
这句话，让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出身的王三川如鲠在喉。
此后，无论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他都不再去攀比，不然，那只会让自己更加难堪。王三川在学校里尽职尽责，小心谨慎，默默履行着教师的职责，教书育人。他的遭遇让人感慨，而他的坚持与付出更令人敬佩！王三川 1957 年初中毕业，经过七年的努力，边教学边自学，教学相长，终于在 1964 年拿到了合肥师范学院函授毕业文凭。
土改时，王三川的家庭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全家都是非农业户口。由于王三川吃商品粮，1974 年被谭桥供销社安排为临时工。1975 年发大水，王三川在定庙供销社收购站工作。由于他坚守岗位，使得收购站财产损失较小，过后受到单位表彰。以后他调到谭桥商业，先后任几个饭店的会计。198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 年任商店经理；1987 年经县供销社调到邢塘供销社副主任，分管收购、日杂门市部工作。他先后到九龙收购站收购薄荷油，到利辛县收购红芋片。由于工作踏实，被评为城郊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993 年王三川经县计委调到木材公司任支部副书记。
2000 年国企改革，王三川被聘为单位破产管理人留守人员，当时他是留守人员中最年长的老同志，直到这项工作顺利结束。
王三川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哪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好，正如人们常说的，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
2001 年，王三川从县木材公司退休，在霞光养老度假村享受天伦之乐。
王三川想起当年老父亲王云青从商丘带家人逃荒来到谭桥落户。王云青 35 岁时娶了 17 岁的田朱氏为妻，他们共育有两子四女：王云青的大儿子王生，妻子是徐桂，生有一女三男；二儿子王三川，妻子陶玉英，也生有一女三男；王云青的大女儿王文芳，女婿是刘志，务农；次女王文秀，女婿是王化文，是教师；三女王文珍，女婿是刘廷之，刘廷之原是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其子刘斌是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小儿子刘洪斌是三级警长；据粗略统计，王云青的子女及儿孙们当中，有 4 人入伍；10 人是人民教师；5 名医生，大专 2 人，本科 13 人，博士 2 人，共产党员 7 名，前后六代，家族共有 80 多人，各自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每当年节，老王家可谓济济一堂，其乐融融！
遗憾的是为这个家庭操劳付出一生的陶玉英，于 2023 年去世，享年 83 岁。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年 86 岁的王三川老人感慨万千：首先要感谢共产党，感谢党的教育。从小就要听党的话，一定要遵纪守法，老实做人，言传身教，是孩子们的楷模；其次，感谢父亲，是良好的基因传统。聪明有种，富代有根。父亲那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性格，永远激励着世世代代努力；再次，要感谢妻子陶玉英，结婚后，她要脚踏实地地面对生活，为人处世都遇到新的挑战，但她为人忠厚，少言寡语，低调做人，默默地承受着生活所给予的一切！
王三川感言：一个人一生不一定要风风光光，但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人不一定能尽善尽美，但一定要问心无愧；看淡得失，踏实做人，平淡的日子平淡地过，才是真实的人生！
在纵横百年的动荡的时局里，从王云青到王三川，他们一家人不屈从命运的安排，从未放弃，通过不懈的努力，用顽强与坚韧，铸就了属于自己的苦乐年华，也为家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4.5.26 于霞光度假村
作者简介：韩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美协会员，临泉县作协名誉主席，曾出版诗歌散文小说传记文学《吕霞光传》、小小说《艺术家》、纪实文学《魏野畴的故事》、《铁骨丹心张兰芝》、《地下交通员》、《最美乡村教师任影》等十余部。其中散文集《野艾蒿》获首届安徽散文奖一等奖；《姜子牙的故事》获第三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入围奖；多篇作品曾获国家、省级一等奖、入编中学8年级语文教辅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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