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再度“登基”，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对于当时的中国东北人来说，之后存续10余年的伪满洲国与其说是傀儡政权，不如说是一个类似于纳粹德国在奥斯威辛、达豪等地建立的集中营。
3000多万同胞在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之下，沦为亡国奴。他们或流亡关内，或在日本人的残酷统治之下苟延残喘。坐落在长春的伪满皇宫、抚顺平顶山惨案与南芬万人坑、731部队的人体实验遗址等等，皆是罄竹难书、铁证如山的罪证。
1937年7月，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更多的中国人沦为交战区难民。但对于已经遭受5年时间残酷迫害的中国东北人来说，只是对“亡国奴”身份的“坐实”。东北军为蒋介石肢解，伪满洲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不过，在这种刻骨铭心的历史叙事中，有时会令我们忽略了另一些角度。“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与伪满洲国的建立，不只关乎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节点。伪满洲国的种种残酷现实，不能简单归咎为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的暴走和贪得无厌并一言以蔽之。
伪满洲国究竟是什么？伪满洲国对其自身而言又代表了什么？这个宛若亚洲的“新亚特兰蒂斯”（星野直树语）般耸立，然后又像海市蜃楼般消逝的“国家”，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是虚构、伪造的王道乐土？还是被唾弃、抛掷的伤心地？
基于位置现实主义视角，外交并不是一个政权内部社会经济问题的简单延续。伪满洲国以其“傀儡性”在回答上述疑问之余，更很好地印证这一观点。日本人对伪满洲国各族群毫无信义的卑鄙处置，使当初石原莞尔的设想全部落空，所谓的“日本帝国”亦就此倾覆。
伪满洲国的官僚体系和行政运作逻辑
溥仪现场五万名军队在渺无人烟、半哩宽的道路两旁面对面呈两列并排，在他面前的只有日本人和少数当地中国人，在凛冽的塞北风沙中，如同冻僵般沉默站立的身影。既没有人民的拍手，也没有欢呼声。
这样的情景，与强加附会的公开理由“而今人民讴歌王道，恭请执政顺天登极不止”形成鲜明对照，如实说明了伪满洲国的一切不过是个虚构的故事。但不会有人想到，这样一场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的闹剧，将决定日后近十几亿东亚人民的命运。
在伪满洲国的“独立建国宣言”中，中华民国的军阀混战乱局因同辛亥革命的相关性而被谴责。继而，伪满洲国宣布：“政治本于道，道本于天……则当惟礼教是崇，实行王道主义，使国内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持东亚永久之光荣，成为世界政治之模范。”
所谓“王道”，意味着高举君德的善政。从这个角度而言，伪满洲国的确实现了满清遗老和“保皇派”的狂想。这里的“保皇派”并不仅由前清八旗子弟构成，例如伪满洲国改元“康德”后第一任木偶总理郑孝胥就是一个出生于苏州的福州人。
从受教育背景来看，伪满洲国的高官中有留学日本经历者占32.3%，中国东北地区学校出身者占22.9%，非东北地区学校出身者占21.5%，其余则是臧式毅、于芷山、张景惠等割据一方的军阀和收编、招安来的土匪。
也就是说，1930年代初伪满洲国所吸引的，是全中国那些渴望复辟、回到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的反中华民国人士。这些人上台第一件事，便是全部废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科书，发布《令各学校课程中讲授四书孝经之件》，动作之快连日本人都始料未及。
值得注意的是，伪满洲国成立时和实行帝制变动时的国务院各部长官、大臣，并不全是一幅老态龙钟的样貌。恰恰相反，都是些正值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官僚。据1932年下半年统计，223名中国高官的平均年龄为46.4岁.
很显然72岁高龄的郑孝胥是个例外，张燕卿、冯涵清、丁鉴修、吕荣寰、阮振铎、李绍庚等30-45岁的技术型官僚才是伪满洲国高级公务员队伍的中坚力量。他们尽管大多系统性接受了近代化教育，但思想观念普遍保守，把九一八事变看作另一场改朝换代。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只是一个美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口号，相反，潜藏在普通人心底里因民国乱局、军阀混战而滋生的“反民主共和”情绪倒是暗流涌动。
这些官员的汉奸行为固然有投机成分，但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在早年社会化阶段，也就是他们在青春期（1900-1910年）所形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依旧是“忠君尊孔”、“允公允能”、“体国经野”那一套逻辑。
日本在1894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的胜利，使这些人的反动立场更加坚定。他们觉得认为决定“皇军”战斗力的，并非立宪政体或船坚炮利，而是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与当时日本军队的“道德纲领”产生共鸣。
有一些伪满洲国的中国官员们更是做着“春秋大梦”，以为自己还能够作为“从龙之臣”，效仿范文程、洪承畴旧事再一次“入关”。不过，关东军和满铁株式会社的“司马昭之心”很快堂而皇之地表露出来。
1935年，即实施帝制翌年，作为溥仪亲信、复辟派的郑孝胥“主动”辞去国务总理大臣职位，改由“没问题先生”张景惠继任。这一人事变动象征着“满洲国”的帝制绝不是大清王朝复活，并向所有的“满系”官员宣示日本人才是伪满洲国真正的主人。
尽管关东军高层尽全力将自己制造一手的侵略事件，美化为一场东北士绅推动的激进“地方自治”改革。伪满洲国也在名义上拥有自己的陆军、航空兵和防卫舰队，1933年前后更是高达13万之众。
尽管伪满洲国成立后，从新京到各地方政府机关中，凡科长以上各职务，皆设置了一定的日系与满系比例。其中财政部、实业部为5:5；司法部4:6；民政部、文教部、外交部为3:7；地方官厅、公署、税监局等为2:8。
但伪满洲国“中央行政机关”的真实运营状态，一如1932年《李顿调查报告书》中所指摘的，“关于政府及公共事务，即便各部局名义上的长官为居住满洲的中国人，但主要的政治及行政权力仍在日本官吏与顾问的掌控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日人”与“满人”的定位。日系毫无争议，是指日本人，在法律层面应该也包含朝鲜族。不过，纵观伪满洲国13年，实际上可以加入日系中的朝鲜族十分罕见。满系则是居住于伪满洲国的汉族、满族、蒙古族等，统括称之。
伪满洲国的“满人”和今天的“满族”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实际上，当时有良心的满族同胞多以“旗人”自居，而愿意夸耀自己“满人”身份则必定是汉奸。在日本人眼中，并不存在什么“满汉畛域”，都是“支那人”。
关东军和满铁株式会社长期以来对前清满族遗老遗少的经济支持和伪满洲国建立后的诸多优待政策，本质上是日本企图彻底吞并中国东北，落实“满蒙独立”阴谋而实施的“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
事实上，他们在学习、交往和日常活动同样被监控，任何“异常”都可能招致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熙洽这位第一个喜迎溥仪銮驾且在民国担任高官的满清宗室，与他的汉族同僚，如洮索张海鹏、东边道于芷山、哈尔滨张景惠等人一样，对日本人唯唯诺诺、马首是瞻。
溥仪起初曾试图对标、绑定日本天皇，寻求身为皇帝的权威，但还是在握有实权的关东军威胁与恐吓下妥协，甚至改换门庭，将天照大神当作国家与祖宗祭祀对象，最终招来全东北人民的耻笑、嘲骂。
当时一位法国作家以“Mannequin（法语中人体模型的意思）”和“Manchuria”的谐音，拟定了一个新词“Mannequiria”，意指伪满洲国的中国籍公职人员，自溥仪以下，皆是日本人的提线木偶。
为了能够有效促进、方便日本人进出伪满洲国，所谓“内面指导”显然是必要的。伪满洲国的“总务厅中心主义”绝对不只是过渡时期中便宜行事的方策。相反，伪满洲国各统治机构皆朝向强化日系官僚权力和地位的方向“改进”。
伪满洲国总务厅透过“企划-指导-经营”或“计划-统制-动员”等一连串关键手段支配整个中国东北的人、事、物。这种管理风格兼有美国泰勒主义理念和苏联计划经济特性，即使是纸上谈兵且完全与民意、风俗断开，但仍然极具“现代性”。
也正是在这种体制之下，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化进程很快进入状态。以“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北边振兴三年计划”、“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等三大国策为首，辅之以各种土地综合开发计划和农产品增产十年计划等措施遂得以执行。
当1937年石原莞尔再度踏上中国东北的土地时，伪满洲国“稳定且异常精巧”的管理系统远超过他的想象。伪满洲国早已被文职军人、技术型官僚和东印度公司式的企业经理接管，象征此体制的便是有着“二キ三スケ”之称的“满洲帮”。
而这样的官僚行政体系和公共事务运作潜规则，也注定了伪满洲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势必有着极其尖锐的矛盾。1935年9月，东条英机调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兼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和“关东州”警务部长后，伪满洲国的上层建筑皆畸变为庞大的法西斯镇压机构。
1931-1941年发生在伪满洲国的抵抗和暴行
对于1932-1944年的中国东北普通人而言，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奋起反抗，加入抗联，游击于白山黑水之间；二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忍气吞声，苟延残喘，任人欺凌与蹂躏；三是突破关东军与满铁株式会社的封锁和拦阻，或辗转苏联到关内流亡。
然而，每一项选择都是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当时国共两党在华南地区的缠斗进入白热化阶段，皆无暇顾及东北后方的抗日武装命运如何。东北抗联始终是在艰苦卓绝地孤军奋战，靠的几乎是每一个战士的自觉担当。
1932年，为了震慑东北义勇军，日本人制造平顶山惨案，以通匪的名义对中国平民百姓展开系统性屠杀，其中大部分是妇孺。之后还通告全伪满洲国的军警宪特，遇到平顶山孓遗就地扑杀，收留他们的人一样是“通匪”。
实事求是地说，这场大屠杀的确造成了义勇军内部人心浮动，很多战士为了避免他们的家人遭到类似的下场，在那个时候离开队伍。抗联活动一时间陷入低潮，愿意留下的皆是对日寇怀有深仇大恨，或共产主义信仰极为坚定的人士。
其后，数十万义勇军在日寇的追击下溃散，不断北退。1933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向苏联支付了420万美金，差不多是当时中国1/3的外汇储备，以换取莫斯科允许部分抗联战士及其家属进入苏联领土。但前方等待他们的，却是惨无人道的劳动营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在苏联的处境变得十分严峻，华侨时常被视为日本特务、间谍遭到关押、流放。肃反时期，尤其是1936-1938年，无故失踪、下落不明的华侨高达8000余人。即使是苏共党员，亦未能幸免。
1933年，伪满民政部公布《取缔外国人入境规则》，对原奉天、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展开全域静态管理。人口移入与流出皆被严格限制，伪满洲国的户籍制度实行“保甲连坐”等措施，“重点区域”的居民更是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
居住要有当局发给的居住证；外出要有伪警察机关签发的通行证，并不得携带粮食、食盐、衣物等；买东西要有购物证；夜晚不准点灯，更不许互相串门。禁止3人以上集聚议论，一起走路也不行。
上述殖民统治手段，其最终目的毋需多言，就是为了改变伪满洲国的人口结构。1930年，连同大连、旅顺等关东州在内，从宽估算留居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也不过才24万人。关东军耀武扬威背后，日本人却在绝对数量上屈居弱势。
从1936年4月到1939年3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并实施“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改变过去单纯偏重武力“讨伐”的原则，采取“治标”、“治本”和“思想教育”并行的三位一体方针。
所谓“治标”，就是疯狂的军事镇压；所谓“治本”，就是制造无人区，坚壁清野，切断抗日部队的物资供应；所谓“思想教育”，就是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强调“满洲特殊性”及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淡化中国人概念，隔绝内地与东北之间文化与血脉之间的联系。
有且不限于：正面利用民间文学、报纸、杂志、戏剧、音乐、电影等文化艺术手段，掩盖其侵略中国的行径，美化其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并充分管控新闻舆论、出版机构、广播内容。
反向宣传南京国民政府的腐朽、黑暗统治，以衬托出伪满洲国“优美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物质资源。并借此手段，高度称赞日本人的贡献及其“卓越”的建设事迹。从而潜移默化地麻痹、消解东北老百姓地反抗意识。
不过，伪满洲国的“建设”与充分“开发”，仅靠压抑中国人的抗争意识是远远不够的。欲进一步巩固伪满洲国的既成事实，还需要大量“自己人”参与其中才能完成。而“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口号，自然成为动员日本本土居民拓殖满洲的绝佳口号。
在右翼保守派知识分子笔下，伪满洲国是为了排除欧美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全球支配格局的一种乌托邦理想的具象化。如林房雄就曾指出，如果说“明治维新是亚洲首次成功抵抗西方侵略的作为”，那么“满洲国则是在此抵抗精神上的延续。”
一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暗示的，“建国”或“肇国”这类词汇的魅力，对于人类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日本民族主义者而言，伪满洲国或许能够给予他们某种程度的“安全感”，以抚慰芥川龙之介所留下的“茫然的不安”。
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在回忆录《未竟的梦》中直言不讳地说到：“我被满洲国吸引，绝对不是基于利益薰心，也不是为了功名利禄。纯粹是基于无形之中被赋予的使命感及其独特魅力。”
在具有政治象征意涵的首都新京，由于日本政府挹注了大量资金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因此长春拥有了全中国最早的给排水、地铁系统。相较于东京的2.8%，新京公园占有率达到了7.2%，新京拥有比东京更为舒适的都市生活空间。
在人称“北方珍珠”的大连，有一座规模东亚第一的满铁病院，市区街道中不但铺着柏油马路，同时还有水洗厕所与中央暖房等都市环境设备。鞍山钢铁公司的日籍职员住着风格别致的独栋别墅，电气化水平不输任何一个欧美富豪家庭。
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破灭的日本左翼人士和自由派而言，伪满洲国提供了一个“疑似流亡的空间”，容纳了许多与军部立场相异的群体，例如满映对日本共产党员大冢有章的接纳。
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在日本找不到教职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到伪满洲国的学校应聘。对他们来说，中国东北是一块“自由”的天地，让人可以逃离闭塞的日本，追求在日本本土所无法获得的新鲜事物。
总之，有人是因为颠沛流离，沦落到满洲这块土地，也有人是想逃脱束缚与旧习而来到这块土地，所以可以说满洲有两种大相迳庭的形象，一种是“像地狱的满洲”，一种是能够自由翱翔“像庇护空间的满洲”。
当时的日本总面积，包含台湾的3.6万平方公里与朝鲜的22万平方公里在内，也只有约6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伪满洲国的总面积大约是130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还比当时全“日本帝国”还要大两倍以上。
对于当时已经陷入疲乏状态的农村，连耕作土地都没有，甚至需要卖儿鬻女才能活下去的日本农民来说，满洲根本就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大地。“只要到满洲就能成为十町步的大地主”这样的宣传用语，加入开拓团，前往中国东北。
当然，开拓团的组织工作越高效，当地中国人的灾难越是深重。贱价购买熟地之上，造成的血案不绝于耳。他们仿效当初满清入侵中原时的跑马圈地政策，把一百多万亩属于中国东北农民的肥沃土地分配给日本贫民。
闯关东的几代中国人经历了艰难的生活历程，哪一家都是千辛万苦才活下来。第一代山东移民初来乍到，一辈子与荆棘、野兽奋战，把荒地变成农田；第二代还要辛苦上一辈子，往往到第三代才算是完善了水利灌溉系统，把荒野变成有丰产保证的上好农田。
被驱杀的东北农民仅在1933年就有十几万人之多，流离失所的农民只能逐渐向城镇集中。1937-1941年，即在“满洲开拓第一期五年计划”期间，伪满洲国的年均城市化增速竟高达5.37%，而这莫不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1935-1945年伪满洲国的经济发展与调控政策
伪满洲国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盘剥、压榨；二是大连、营口、安东、瑷珲和满洲里五处海关进出口额的抽成；三是臭名昭著的鸦片种植、加工和贸易所得。
1937年7月3日，伪满洲国政府公布《农事合作社纲要》。该文件命令伪满洲国境内凡县及县以下街村或屯镇，皆需要按时建立农业合作社组织。其业务涉及一切农副产品的检查、储藏、加工及销售；建设粮仓；接受储蓄及通融资金；设立农产品交易场等。
日本人将过去由县公署管理的农产品交易市场，移交给农事合作社管理，使其成为农产品交易的统制中心。到1939年，整个伪满洲国共建立县级农事合作社153个，下属交易场666处，办事处366个，县以下村街级兴农合作社7765个。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绥化北满农村合作社运动”。1937年1月，佐藤大四郎从满洲评论社退职，并于同年3月下旬起草了《绥化县农村协同组合方针大纲》。他主张把农事合作社的基层组织，从行政区划分离出来，以自然屯为基础。
农事合作社要在粮栈经营的交易所之外，开辟流通渠道，并积极为贫困雇农提供信贷资源，使其自力更生。1938年8月，《农事合作社报》月刊创刊，象征着佐藤大四郎的事业正式启航。
然而，佐藤等人在绥化所推行的农事合作社运动，很明显以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不久便被关东军否定，并视为一种共产主义危险。所谓“滨江路线”随即遭到镇压。1943年4月，佐藤因“宣传变革国体罪”被新京高等法院判处12年徒刑，同年5月死于奉天监狱中。
可见，日本人推行的农事合作社根本不是为了扶助农民，解决贫困问题，振兴乡村发展。兴农合作社到后期更是全部变为针对中国东北农业经济展开罪恶掠夺的统制机构，以至于广大农民广大农民称其为“坑农活抓社”。
在“集体出荷日”，伪满各大、小官吏以及督励班、协和会、兴农合作社等组织会一齐出动强制征购，下到各村、屯逐门逐户用武力催逼农民交粮。交不上的农民会被警察打板子、抽鞭子、跪砖头、灌凉水；或被逼上吊、跳井，卖儿鬻女，最终家破人亡。
而那些勉强交得起“出荷粮”的农民则要缴纳诸多额外的苛捐杂税，而且粮食还会压价。1942年11月至翌年3月，每出荷1吨粮，仅能配给到1轴棉纱、1条毛巾和袜子1双。到1944年，日伪统治当局肆意将摊派量增加到生产量的51.3%。
这意味着农民一年生产的粮食在缴纳地租后，其余的几乎都得“出荷”上交。一年的收成所剩无几，不能补偿生产费用，所余口粮也寥寥无几，这就是生活在伪满洲国治下，殖民地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农民如此，城市居民亦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伪满洲国政府根据重要程度，将所有消费商品分为甲类（如茶、白糖、罐头、衣料、胶鞋），乙类（如肥皂、罐头、丝绸、陶瓷制品），丙类（如杂货、酒类、点心、自行车）3种。
具体而言，像盐、面粉、火柴这类生活必需品，由伪满专卖局控制；像棉花、毛线、酱油这类可有可无的货物受各类商业协会节制；像海鲜、奶酪、自行车等“高档耐用品”则掌握在进口输入联盟手中。至于西药、汽车等，市面上压根看不到。
1941年7月，伪满洲国政府制定《价格临时措置法》，同年9月开始引进通过票证（购货本）。即由行政机关调查并决定各地区的必要配给量，对批发商零售商也进行严格的限制，消费者需要用票证才可以买到商品。
其结果是，消费者一般将公定价格称为官价，将黑市价格称为私价。由于太过离谱的公定价格（私价大体上相当于官价的20倍，有些商品甚至高达40倍），私价反而愈发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市场行情。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颓势渐露，伪满洲国政府配给的物资，无论就质量或数量而言，都日益下降。与此相比，黑市总是能够提供数量丰富、品种齐全的商品，而且在质量方面也远远优于配给的物资。
其时伪满洲国统制机关的配给物多半品质低劣，有时甚至连必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不全，而有时又会调运出一堆多余的、与生产无关的原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的负责人便经常在黑市上卖掉多余物资，调剂缺少的材料，借以维持生产。
1942年，在机械制造、修理及与纤维化学材料有关的行业，出现了大量逃避监视，专门以黑市为对象进行生产的特殊工厂。可以说，如果没有黑市的存在，伪满洲国的工业生产就几乎不能维持下去。
以沈阳为例，截至1944年11月，市内大小9处黑市均以半公开的形态存在。光顾这些黑市的消费者每天达3万人以上，中国市民生活必要物资的75%在黑市购买。就连在配给中享受优惠待遇的日本市民，其必要生活物资的三成也需要依靠黑市。
黑市横行和猖獗的地下交易意味着伪满洲国的宏观经济已然彻底崩溃，在金本位制之上发行的纸币此时已失去意义。从经济学角度视之，伪满洲国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即使是相当暴利的鸦片贸易和高达41%的进出口关税，也挽救不了伪满洲国的财政-信用危机。
从1932末到1944年初，伪满洲国的资金来源基本上是鸦片。日本在伪满洲国高调“断禁”，但暗地里却大肆从事走私、种植鸦片的勾当。整个贩毒过程，由日本大藏省直接派出的官僚亲自指挥、完成。
日本人在台湾的统治经验使他们完全不以种植、发卖鸦片为耻，反而视其为“德政”感到自豪，而伪满洲国在原则上采取了与台湾相仿的殖民措施。“‘支那人’沉溺于毒品当中，就是他们注定要成为我们的奴隶以及终将灭亡的原因。”
要知道，暗地里进行的鸦片买卖所得，由于其“黑金”性质，而不需要洗钱环节，便可以径直拿来用作“机密费”进行对外渗透、颠覆活动或对内镇压、奴役。以至于主管鸦片业务的甘粕正彦，有着“伪满洲国的地下皇帝”的称号。
电影《末代皇帝》中坂本龙一饰演的甘粕正彥
例如日本侵略者会给赫哲、鄂温克、达斡尔等原住民猎户发放吸烟证，诱使他们吸食“福寿膏”产生依赖性，从而丧失健康的体魄、劳动和生育能力。1943年，阿荣旗查巴奇鄂温克发生伤寒病，其中吸食鸦片的100多人几乎全部死去。
进入1945年，伪满洲国的宏观经济全靠“刺刀”来维持。“勤劳奉公队”的人数高达30万，日本人也开始“服徭役”。伪满洲国及其背后“主子”日本的军国主义道路，肉眼可见地到头了。
伪满洲国的外交政策和暴力组织
1933年2月，国际联盟以44票赞成、1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通过决议，肯定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唯一投反对票的日本随后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以示抗议。
1934年3月，德国记者恩斯特·柯德士来到中国东北采访的溥仪。这位第三次临朝称制的皇帝面对柯德士“您如何看待除了日本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满洲国”这个问题时，回答是“我们首先要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国家”，其心虚程度可见一斑。
1934年5月，伪满洲国在遥远的中美洲取得继日本之后第一位“邦交国”萨尔多瓦。当时萨尔多瓦总统马丁内斯实行独裁统治，属于名副其实的法西斯主义政权。与萨尔多瓦情况类似的，还有同为拉美国家的多米尼加。
1936年11月28日，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意大利与日本签署协定，宣布和伪满洲国缔结正式外交关系。当时中国东北收留了大量反共意识强烈的“白俄”难民和犹太人，在法西斯分子眼中，伪满洲国既能在远东牵制住苏联，又可以作为输出犹太人的目的地。
1937年12月第一次远东犹太人大会在哈尔滨举行，表示犹太人愿与日本和伪满洲国合作、“建立亚洲新秩序”的声明。1939年7月，日本犹太问题专家提出《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研究与分析报告》，“河豚计划”开始正式实施。
具体内容是在伪满洲国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居留地”，先安置3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不过，伪满洲国外交部因为顾忌纳粹德国政府清晰、明确的反犹态度，所以对收留犹太人始终站在消极的立场。
当然，河豚计划的破产根源更在于日本和犹太复国群体的意见与利益不一致。日本方面只是为了妆点伪满“王道乐土”的门面，而抛出橄榄枝，而不是真正想要犹太人在伪满建立一个“国中之国”。
相比于偏狭的马达加斯加，犹太人当然眼热于中国东北，但他们显然过高地估计自身的统战价值。当时苏联境内有200多万犹太人，绝大部分集聚在黑龙江对岸，只待边境开放。这显然是日本人所无法承受和消化的人口体量，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同样出于国家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纷争而承认伪满洲国的，还有1938年的波兰。自1919年复国以来，波兰人的外交战略一直是联英反苏、联法抗德。波兰人一方面试图利用日本制衡宿敌苏联，另一方面也希望日本能作为中间人调停德波冲突。
实际上，伪满洲国和苏联边境的各种摩擦事件也的确在逐步升温。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发出《满蒙国境纷争处理要纲》，规定“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方，国境线可由防卫司令官自主地认定”。
此举几乎在法理上，为中下层军官的“暴走”敞开了大门。同年5月4日，蒙古军第24国境警备队在哈拉哈河右岸巡逻、放牧时，与伪满兴安北省警备军骑7团3连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伪满军锡林陶勒盖哨所被袭击并占领。
当时伪满洲国的全部暴力机关分为警察队、巡防兵和国防军三部分，其中警察队属于各省；巡防兵归“中央”，以拥有两三个混成旅为限；巡防兵主要指伪满洲国军；国防军完全由日本宪兵和关东军充任，其经费由伪满政府通过捐款形式“报偿”。
有趣的是，外蒙古方面同样是如此军事结构。苏联在1930年代的“援蒙计划”，并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合作行为。其根本在于：苏联必须在远东建立强大且有效的民族安全体系。而在这一体系里，苏联和蒙古实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早在1936年3月，苏蒙双方代表便在乌兰巴托正式签署了《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互助议定书》。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的领土受到第三方攻击或威胁，另一方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给予各方面的援助，包括参战在内。
鉴于伪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糟糕透顶的战斗力，斯大林估计日本人甚至只需要一个摩步师便可以占领乌兰巴托。日苏双方遂决定不发动代理人战争，而是亲自下场在诺门罕一带拉开交战的序幕。
诺门坎战役虽然以关东军的落花流水收场，但在政治层面，日本人却收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国际社会皆看到了日苏两国的龃龉，1940年后承认伪满洲国合法性的国家，大多是极端敌视社会主义的德意日轴心国联盟成员。
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签订，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主权，而苏联承认伪满洲国。这促使因苏联土地、宗教政策或“大清洗”逃亡到此的中亚穆斯林、“托派”人士，更加确信自己是安全的，苏联和日本之间只是由“明争”转为“暗斗”罢了。
1942年，日本宪兵队加紧对苏情报、侦察活动，并编成专门的“野战宪兵队”研究和准备占领苏联远东地区的方略。与此同时，严密监视中国东北人民的思想动向，抓捕、杀害所谓的“有害分子”，并将捕获的抗日志士送往731细菌部队进行细菌实验或活体解剖。
1943年日本人展开“秘密防御战”，对苏间谍活动掀起新一轮高潮。夜幕下的哈尔滨上演一出又一出谍战大戏，中、美、苏、日各方地下势力纵横交错。更重要的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人不再固守孤立主义原则，开始积极向外介入、干涉欧亚大陆。
其实小罗斯福在第一个任期内，与胡佛一样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拒绝捍卫战后国际和平机制和干预德、意、日的扩张行动。他在1932年总统大选中，有意回避外交问题。为保护本国工业和刺激出口，当时白宫更是拒绝采取任何国际主义路线。
当1933年5月日本开始蚕食华北、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向美方提出请求美国调停中日冲突时，美国国务院提出这一角色应该由国联或英法而不是美国来扮演。即使是最同情中国远东司司长斯坦利·亨培克也觉得日本侵华实际上对美国经济利益的损害极小。
1937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新《中立法》，禁止美国人搭乘交战国船只旅行；交战国只能用现金购买非军用物资，且自己负责航运业务。南京大屠杀的惨剧曝光后，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压力，不是来自商界而是传教士个人及其和平组织。
实际上，直到1941年7月日本出兵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直接威胁到荷属东印度和英属新加坡后，小罗斯福政府才开始以全球的视野来看待远东地区的各种矛盾冲突，不再容忍日本明目张胆的扩张，发出对日石油禁运令。
日本高层对此难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打着保护美国公司的旗号，通过门罗主义干涉墨西哥、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内政，策动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却反对日本在亚洲大陆承担“领导责任”？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先通过一系列速胜，再依托中国东北作为后勤基地，以东南亚诸岛屿作为战略前哨，建立一个东北亚-西太平洋防御屏障，与美国打一场有限战争。
为此，日本曾设想过利用美国社会的反战舆论，联系反小罗斯福政府的个人和组织，包括工会组织、美国共产党、黑人民权领袖、美洲德意志第五纵队等等，促成太平洋战争在1942年底结束。
然而，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却预示着，这是一场长期比拼综合国力的全面战争。小罗斯福坚信，轴心国试图建立的世界秩序将消灭美国赖以维持的自由资本主义，要远比苏联的共产主义蓝图更加令人恐怖。
美国民众也在珍珠港事件后激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同仇敌忾地团结在小罗斯福周围。1920年以后，美国结束了自由移民状态，开始限制或者实行配额移民政策。到1940年，身处作战前线的美国“20后”，可以说是真正土生土长的第一代美国人。
他们的父祖辈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但孩提时代或青春期共同经历的大萧条形塑了他们的集体记忆。他们对“上帝保佑美国”的说法深信不疑，具有崇高、浓厚的奉献精神，也知道为何而战。
1944年折钵山上的星条旗照片在美国引发了新一轮爱国浪潮，美国人誓将太平洋战争进行到底。1945年日本人试图通过苏联斡旋达成停战协议的企图被快速驳回，“日本法西斯帝国必须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