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汉字书法的特殊性，文人的墨迹手札，往往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这是传统文人的基本素养，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所以，自古以来，文人的手稿墨迹、书信尺牍都是书法艺术传承的最佳载体，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以及苏东坡的《寒食帖》等自然毋庸多说，已成帖学中至高无上之传奇。而留存于世的古人书札，如“二王”的《快雪时晴帖》《平安帖》《中秋帖》，颜真卿的《湖州帖》等，即便只是短笺片语，素缣寸纸，也同样成为千秋传世的法书经典，为世所珍。
文人书法，性情至上。它可能并不在于点画上的锱铢必较，也不必在气势上的夺人眼目，文人笔墨最在乎的就是自然，在自然状态下的性情流露，不造作，不夸张，讲内涵，重神采，所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因此，“二王”一路的书法，就是帖学书法的始祖，也是文人书法的正脉。一千多年以来，多少书家得其传承，又有多少时代受其影响。虽然个人的审美会有所调整，时代的风尚也会不时转变，然而真正的艺术则不为时间所湮没，经典永远流传。
书法的审美也有时代的因素，毋论尚韵还是尚法，尊帖或是尊碑，多少都会受时风的影响。虽然说“用笔千古不易”，然“结字因时相传”，每一阶段的流行书风，都会留下深深的时代烙印。康有为尊碑，沈尹默擅帖，其实真正的高手并不会把两者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碑有粗犷宏肆，帖具飘逸萧散，而书法能宏肆而萧散，则更见神采。康、沈都是立于时代潮头的领军人物，于碑于帖，各具风采。问题是人们的审美，会因不同的时俗而转变。即使是一件堪称完美的审美对象，但由于审美出现了疲劳，也难免见异思迁。
沈尹默是海派书法的一面大旗，也是这百年来帖派书法的代表人物。他于“二王”法书、褚遂良以及苏、米诸帖，无论结构还是点画，均烂熟于心，临写起来是形神兼备，几乎难以挑剔。其功力之深厚、笔法之精到可谓无人可及。故谢稚柳曾评道：“秋明书法横绝一代……笔力遒劲，人书俱老。以论正书，盖数百年中未有出其右者！”抗战时沈尹默在重庆，闲暇时临帖无数，稍不满意就丢弃在字纸篓里。一次被于右任从废纸篓里检出一页沈临写的《兰亭序》，看了大为惊叹，视为神品，立即装裱成手卷而珍藏。类似的故事张充和也说过，那时她在沈先生的废纸篓里，同样也“抢救”出好几件佳作。
这就是书法审美中的“生与熟”的关系，沈尹默看于右任，或于右任看沈尹默，都会有不同样的感受。于右任的书法，虽取法于北碑，但他的诗稿手札，则是一手开张奇逸、自然率真的行草书，他是以写碑的笔法来写帖，笔画虽有古意但又不墨守古法，结体看似险绝，又巧妙舒展、欹正相倚。如果你把他作品中的单字取出来看，也许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然而作为完整的一件作品却是那样生动而富有节奏的美感。一首小诗，每列或四字三字，或一字二字，如信手撒珠，看似每列都不规整，但在他的笔下，则处理得相当妥帖与自然。
也许，就是审美疲劳的缘故，熟美一路看多了，就会有点麻木生厌。关于沈尹默书法也常有论者觉得他继承多于创造，风格上似有一味甜俗之嫌。持此论者必搬出当年陈独秀语“刺”沈尹默的故事，也就是陈独秀初次到沈的寓所拜访，一进门就大声说：“我叫陈独秀，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则其俗入骨……”刘三即江南文士刘季平，擅写汉隶书法，他是陈、沈共同的好友。那首被陈独秀称作很好的诗，就是沈尹默醉中即赋的《题季平黄叶楼》：“眼中黄落尽雕年，独上高楼海气寒。从古诗人爱秋色，斜阳鸦影一凭栏。”刘三读了非常赞赏，就请沈用宣纸书写后贴在壁上，于是就有了陈独秀看见后的快人快语。那一年，沈尹默才二十六岁。
这一则故事对沈尹默而言，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它最早的传播者就是沈老自己，这至少证明沈尹默对陈独秀的批评并没觉得是一件没面子的事，相反还心存感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沈老最早将这段轶事写进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沈老说，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他就发愤钻研书法了。可见在之前沈尹默于书法还未真正地发力，那么取得再大成就的书法家，都应有他的稚嫩期吧？沈尹默自然也不例外。此后，他首先取来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细加研读，苦苦探索用笔法则。并从《龙门二十品》入手，而后《爨宝子》《爨龙颜》《郑文公》等，无所不窥。他曾自述于北碑中，最喜《张猛龙碑》，又参入《华岳庙碑》，着意于横平竖直，每作一笔，辄屏气为之，如此十数年不辍，在北碑中浸润了相当一段时间后，自一九三〇年始，先生自觉腕下有力，乃重新再学行草书，临“二王”、智永诸人墨迹，同时遍临褚书。沈尹默学书立意高远，他独上高楼，博览群书，深厚的学养和诗人气质，使他的字中自然有一种飘逸清雅的书卷气。郭绍虞曾评论他的书法“妙在熟中见生，功夫得力于字外，纯从学问而来”，诚然，字外的功夫，实为他人最难超越之处。
沈尹默临《爨龙颜碑》
陈独秀对沈尹默早年书法的批评，是建立在他自己的书法审美和眼界高下的基础上，他认为通常以帖学为宗的书法，若无厚实的北碑为底，用笔单调柔弱，则容易滑向“媚俗”一路。这一观点也和清代末期由尊帖转而尊碑风尚是一致的。反观陈独秀自己的书法，则是碑帖结合，写得汪洋闳肆。陈氏翰墨中的书札诗稿，大多为率性而作的狂放大草书，铜琶铁板，大江东去。正如他那副著名的对联“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一样，录的是怀素《自叙》中的句子，写得颇也同样具有奔蛇走虺、雷闪电掣之势。陈独秀的个性强烈直率，旷达豪迈，即便他自己的手上未能达到，但只要他的眼睛能看到，他仍然要直言不讳。三十年后，沈尹默的书法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陈独秀在肯定的同时，依旧保留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他在一九四一年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
于右任和陈独秀都是主张碑帖交融的文人书家，他们有相近的书法审美观，但他们在赏析沈尹默书法上却各执一端，分别看到了沈书中不同的两面。
近年来，沈尹默的书札诗稿时见于拍场，也许看惯了沈老正规的对联条幅、横披匾额，再看看随意的尺牍手稿，则能感受到书家的另一番景象。古人云：“告不如简，简不如草。”应朝廷所书的诰令，书写时须极其庄重严谨，哪有朋友之间的书简随意？我曾细读了一页沈尹默致好友潘伯鹰的尺牍，那是记述了他们在重庆时的一段生活，信中无话不谈，颇有意趣。
沈尹默临米芾《元日帖》《吾友帖》
潘伯鹰是现代著名诗人、书法家，精于文史，对文学颇有造诣。早年曾创作小说《人海微澜》等，于报上连载时甚获嘉誉，引起大文豪鲁迅的关注。在书法上，沈尹默与潘伯鹰可谓互相引以为同调，他们均得力于“二王”、褚遂良一路。虽然沈尹默年长于潘二十余岁，但沈一直视潘为忘年之交，惺惺相惜，丝毫未有居高临下之意。而潘伯鹰在重庆任章士钊的秘书，从辈分上说应是沈、章之晚辈，故谊在师友之间。据说不管是学问或书法，能入潘伯鹰“法眼”的朋友还真不多，其有名士风范，才情超拔，目无余子，难怪陈巨来笔下的“十大狂人”，潘伯鹰当之无愧。
沈尹默致潘伯鹰的书信，从内容以及交往来看，应该是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抗战期间作为陪都的重庆，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集聚了大批的文化界名流。其时，由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江庸、潘伯鹰等人发起，还成立了一个饮河诗社，社友有陈寅恪、吴宓、马一浮、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高二适、谢稚柳等，阵容之豪华，名家之林立，一时无两。一九四三年春，饮河诗社社友在重庆红岩村举办了一次“雅集”，张宗祥、沈尹默、潘伯鹰、乔大壮、江庸、刘禺生、曾履川、吴稚鹤等人都参加了这次活动。据沈尹默此信中的内容，很有可能就写于这次活动之后。尤其是信中问候到的“履川、稚鹤”，都是参加了一九四三年春饮河诗社“雅集”的诗友。这两位是潘伯鹰的同窗好友，一为曾克耑（字履川），一为吴兆璜（稚鹤），皆属有学问的年轻人，也是书法家。沈尹默在信中说：“履川作字之遒肆，伯鹰之娟净，稚鹤之结实，皆我所不及。得此启示，受益良多。然却愿还以我之不足，略裁兄等之有余，此语想不讶也。至于船翁诗之华鍊，调甫句之新峻，亦为我所不能到，则却不敢恃己之短妄谈彼长耳。钝根人周旋于聪慧者之间，亦顿有聪慧气，自谓尚可教也。兄以为然否？三童子至可爱，小者尤逼人，的非凡材，他日若有成，必在我辈上。但今日当且以凡材育之。眼前多可畏之人，使人发愤忘忧，大有不知老之将至之概，实佳幸事。兄等来日方长，或不如我所感之迫切也。一笑。”
沈尹默致潘伯鹰信札
年长一辈的沈老很谦虚，历数了年轻人在书法上的胜己之处，以示年轻人的可畏，以及自己和年轻人的交往受益良多，并也感慨自己“老之将至”，这种迫切感是年轻人所不具有的。
好友之间的通札总归是轻松随意的，就如陈独秀的诗句所言：“书法由来见性真。”沈尹默的那页尺牍，就是他性情的自然流露，整篇气息流畅，一气呵成。这件作品可能还不算是沈氏尺牍中最为出色精彩的，但比起他过于正式的字幅书写，那一种轻松从容、飘逸多姿的状态，却是独胜一筹的。一九六二年，由上海市文化局等单位筹备，上海美术馆隆重举办过一次沈尹默书法展。那时恰逢周恩来总理因公来沪，于是在百忙中也拨冗前去参观。那次观展之后，总理也请沈尹默写幅字。沈尹默认真默写了一首毛主席《沁园春·雪》。可能是面对总理，那幅字写得反而太拘谨了，写完之后沈尹默不满意，于是又重写了一幅。写第二幅时，沈尹默终于放松了心情，一挥而就，反而神完气足。总理自然是大智慧者，他笑着说：“两幅都写得好，我全要了！”
即便是同一的书家同一样的功力，状态环境的不同，写出的效果也是不同的。写得松，是书法的一种境界。当然，前提必须是具有相当功力的书家而言。若是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写得再松，那也不可能有什么境界。
尽管潘伯鹰有“狂人”之称，不过他对沈尹默还是十分尊重的。除了沈尹默，还有章士钊、叶恭绰、谢无量等，都可称是潘伯鹰的前辈，潘氏以晚学之礼，与几位先生交游请益，自然是不无恭敬之态。前些时，沪上有潘伯鹰的旧藏上拍，书画、信札、诗笺等，大多有“伯鹰”之上款，皆为这一批与潘伯鹰笔墨酬唱的师友。这批书信，对于了解潘伯鹰的“朋友圈”，实在不啻为绝好的史料。譬如章士钊，潘伯鹰受其擢拔，交情甚笃。世人但知章士钊为学者报人或教育家，其实章先生的书法能行能楷，兼习汉隶，皆具有相当的实力。他的隶书取法汉碑，线条圆润，超逸多姿，受《曹全》《史晨》等碑影响最多。而其楷书与行草，则主要得力于“二王”以及褚遂良诸家，笔致清灵变化，墨韵饱满儒雅，有着非常浓郁的晋唐气息。他曾节临过一幅行书《米芾方圆庵记》，此为米芾行书中最接近王字风格的作品，章临写得腴润典雅，锋芒不显，清纯洒脱而又不失古意。
叶恭绰是诗词书画大家，多年前我曾有幸得藏了他的一件书札。那是一页叶恭绰致潘伯鹰的短札，寥寥才数十字，但从中也可一窥叶、潘两位非同一般的交情。一九三八年，潘伯鹰从湖南去了重庆，在中央银行担任行长秘书。而叶恭绰抗战初始正避居香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叶恭绰无法直飞重庆，只得于一九四二年十月逃回了上海。那一封信就是叶恭绰从上海寄往重庆给潘伯鹰的。信中所言一是介绍一位年轻人来拜谒潘先生，说是“祈赐教督”，实际意思即求日后能照应一二，这个心照不宣，彼此都懂的。二是叶拟托友人带两瓶鱼肝油精，请潘伯鹰届时转交好友、佛学家梅光羲。梅是叶恭绰早年的故交，其时在重庆境遇和身体俱不佳。那年代鱼肝油精一定是稀罕的营养神品，叶恭绰身处乱世，还不忘远方困难中的好友，诚难能可贵也。
诗词书画之外，叶恭绰又是收藏大家，还精鉴赏、擅文章。据说民国成立，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那篇就职宣言，即出自叶恭绰之手。如此高的才艺学养，自然得于家庭的熏陶与培养。叶恭绰出身书香世家，祖父叶衍兰（南雪）乃词学大家，以金石书画名世，叶恭绰自小就喜爱书画诗词，五岁始诵四书五经。他少年时的成长，还得益于祖父之交游，当时的前辈名流张冶秋、汪兆镛、梁鼎芬、陈散原等，皆是祖父好友，以垂髫之龄的叶恭绰，均能晤谒交往，这实在是非常幸运而难得的。
叶恭绰收藏宏富，眼界之高，罕有其匹。不说宋元佳椠或其余文玩，光是法书名帖，其藏品之珍也是闻名中外的，时人称其所藏“不亚于昔之项子京、今之庞莱臣”。张大千祖传的《曹娥碑》被商人几经转卖，后落于叶恭绰之手，而当叶获知大千境遇后，竟无偿奉还的故事，已成艺界美谈，此举也令大千一生难忘。还有，如今为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的王献之《鸭头丸帖》，也是叶恭绰的旧藏。此帖有宋高宗宣和绍兴元天历内府收藏印记，并有宋高宗题赞，后流出宫外，历经数朝，代有题跋，辗转至叶恭绰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叶恭绰有偿让与上海博物馆，然此物价值连城，实在难以定价。后想到古人曾有“一字千金”之说，《鸭头丸帖》共两行十五个字，于是便象征性地以一万五千金姑为代价，此亦书坛一则佳话也。
由于所见不凡，加之早年的临池功夫，叶恭绰书法已有自我面目，总体说来其书早年从颜真卿入手，后主要取法赵孟𫖯《胆巴碑》，汰去了赵字的姿媚甜熟，并参以李北海《麓山寺碑》的灵动结体、褚遂良《大字阴符经》的宽博结构，因此他的书法虽擅长于楷或行，然而能于方正谨严中求变化，笔力雄浑苍劲，线条柔韧挺拔，结体略方而扁，但欹正相谐，以形成自己跌宕多姿、百态纷呈之风。叶恭绰曾藏有赵氏之《胆巴碑》，经其反复研究比对，得出赵字主要得自李北海，他说世人多以松雪书法学右军飘逸甜熟之风，其实不然，只有细细看过他的碑版帖本，始知是全用李北海笔法也。故题诗句道：“不见鸥波碑版字，那知北海有传人。”
据说叶恭绰用笔有一奇招，就是将毛笔不论大小，一买来就先剪去笔尖。他说毛笔留尖写出字来，表现不出腕力。这种修剪笔头的做法（或以火烧锋，使笔锋较短等）为元代以来篆书家常用之法，而叶恭绰以剪锋书写，尤其是大字，似更具苍莽浑穆之致。难怪说他的字“天骨开张，有寻丈之势”，但若以尺牍体的小楷而论，秃笔则毫无优势可言了。所以，就尺牍书风的雅逸灵秀来说，叶恭绰比起潘伯鹰、白蕉一路的帖派书家，自然就略逊一筹了。
不过，作为题外还得补说一句，叶恭绰毕竟资历和学问俱在，且年长潘伯鹰一辈，所以深得潘之敬重。我发现叶恭绰给潘伯鹰的信，大多都称“伯鹰”或“伯鹰弟”。通常如没有明确的师生关系，这样称法在民国很少见，或可说他们的关系确非一般，几乎等同于师生。叶恭绰早在十多年前，就以《敦煌隋人写经卷》赠予潘伯鹰，潘后来还将自己的斋号命为“隋经室”，并请唐醉石刻了朱文印以纪其事。说来不知真假，据传有“狂人”之称的潘伯鹰，曾在上海的“隋经室”门口，贴过一张纸条“不读五千卷书者，不得入此室”，以避无谓之闲杂人来饶舌费时。此举若真，果然狂士无疑矣。
说起近百年来的海派帖学名家，白蕉肯定是无法绕过的一位人物。自古云间多名士，自“云间陆士龙”以来，但凡能以“云间”自号或名世的，多为性情洒脱、品格高洁之士，而且最好还是怀才不遇的失意人，或是拒不出仕的隐者，如西晋的“云间二陆”，明末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三子”，还有“云间野鹤”陈眉公等。尽管此处的“云间”只是地名，但它的字里行间却透出一份超尘绝俗的况味，总让人联想起“云中白鹤”的清高与孤傲，“闲云野鹤”的悠然和风雅。若是寻常的庸夫俗子，怎能配得上“云间”之号呢？所以，以一手“二王”书法名闻天下的“云间白蕉”，无论是从他“名士”的风度还是“隐士”的态度来看，都是当之无愧的。
白蕉本姓何，生于金山张堰镇的一个中医世家，父亲悬壶济世，于当地一带小有声名。多年前，笔者为了写一篇涉及南社的小文章，曾专程去了张堰镇，寻访了高天梅、高吹万以及姚石子的故居。根据友人的引领，我也找到了同为新南社成员白蕉的当年住所：新尚路十六弄二号，然房屋陈旧，杂草断垣，与镇上修葺一新的姚光故居也就是如今的“南社纪念馆”形成巨大的反差。何况这十六弄内盘曲狭小，且多为外人混杂蜗居，使人很难想象这里以前会有一位尽得“江左风流”的大书家。
由于金山旧属华亭松江府，而松江古称云间，故白蕉常以云间居士、云间下士或云间白蕉自称。而其原名何治法，则无人知晓矣。白蕉有一方自刻印章“有何不可”，巧妙地透露了他的“何姓”，一语双关。至于他为什么废姓而不用，径称白蕉，坊间似有多种版本，但若以白蕉夫人金学仪的晚年追忆，说白蕉十六岁到上海求学时遇上了一位同乡女孩，一见倾心，坠入情网，但因门第不合而遭到双方父母的极力反对。后在一次痛苦分别时，女孩送了白蕉一枝白色的美人蕉花朵，从此，白蕉遂废姓而以“白蕉”为名了。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那时的白蕉正热衷于写新诗，为了纪念自己的青春和爱情，他创作了一首新诗《白蕉》，并将自己的新诗作品结集，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由上海励群书店出版，诗集的名字也叫《白蕉》。
白蕉《论兰图》
作为“诗书画印”的全才，白蕉的天分无疑是超群的，格调也不俗。而且他学书并无明确的师承，十六岁考入上海英语专修学校时，幸识了徐悲鸿并受了一些影响和指点，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苦练和领悟。据其自述的学书经历是：“初学王羲之书，久久徘徊于门外。后得《丧乱》《二谢》等摹本照片习之，稍得其意。又选《阁帖》上王字放大至盈尺，朝夕观摹，遂能得其神趣。”将帖本逐字放大，探求线条轨迹，揣摩笔法使转，这里所谓的“得其神趣”，其实不是靠单纯的临习，更多的是一种“悟”。据说白蕉常常将自己写好的字挂在墙上，近看三日，远观三天，稍有不满则撕去重来，往往十纸撕其九，又弃其一。就是这种近乎苛刻的不断自我否定，造就他不同寻常的手眼。因此，抗战时白蕉与邓散木合办了“杯水书画展”，才三十出头的他，锋芒初露便惊艳沪渎，后他又在上海首次举办了个人书法展，一时佳评四起，王蘧常写“三十书名动海陬，钟王各欲擅千秋”的诗句，也基本确立了他作为书坛帖学继承者的中坚地位。
白蕉曾自称是“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他未将印章列入，我猜他可能并不看重自己的印章，不过是偶尔为之罢了。如列入，尽管其印也有佳作，但与书画相比，只能屈居其末了。如此，恰是“诗书画印”的传统排列次序。我一直认为，白蕉其实以书法成就最高，画次之。他的画虽题材有限，独擅兰草竹石，然逸笔草草，风标独立，也极具文人画之神韵。曾与高野侯、申石伽并称，得“白蕉兰、石伽竹、野侯梅”之美誉。画家好友唐云有诗赞之：“万派归宗漾酒瓢，许谁共论醉良宵。凭他笔挟东风转，惊倒扬州郑板桥。”
想来也颇有趣，既然画兰“惊倒板桥”，写字直抵“钟王”，难道作诗能追“李杜”乎？尽管尚未有人如此评说，但为何自以为“写诗”要超过“书画”？这使我想起了齐白石，虽然大家都认为他的书画篆刻成就明显要高出他的诗，但齐白石自己的排列顺序却是“诗一，书二，画三，印四”。在此，白石和白蕉，其实皆异口同声地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更看重书家的学问，他们不希望是一个只会画画写字的艺术家。
说到写诗，白蕉倒是与一位前辈乡贤非常交好，时常过从请益，诗稿往还。这位忘年交即南社著名诗人姚鹓雏。姚鹓雏是松江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事著名文学家林琴南，能小说，善诗词，精书法，民国时曾任江苏省省长陈陶遗秘书，还于东南大学、南京美专等多所学校教授国文，一九四九年之后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并任过松江县副县长之职。白蕉与姚鹓雏有过一段频繁的通信交往，时间约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前后。这段时期白蕉与鹓雏的书札往还，多是以诗奉教、郢正之类，还有白蕉数次托鹓雏代请“右公”或“髯翁”书法以及白、姚之间书扇合作事宜。这“右公”或“髯翁”，即为于右任。鹓雏年长于白蕉十五岁，就当时来看，其文坛资历和诗文成就等都较高，故白蕉书札皆以晚辈礼待之，极其恭敬。
欣赏白蕉的书札墨迹，可见其风采流丽、挥洒自如的状态，从这些书信中我们可感到其字风格俊逸、笔法精熟，已到了自由王国之境，尽管不是书法创作的展示，而是朋友间的函札，但展现给人们的却是至高的书艺享受，流畅中不失韵致，刚健中不乏婀娜，风流萧散，意趣高远。应该说白蕉书法，将“二王”的手札融会贯通，不仅是《丧乱》《二谢》，其他如《奉橘》《何如》《孔侍》《得示》《鹅群》等等，他可以说是尽得神髓，难怪沙孟海评之为“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也。
传说中白蕉为人清高孤傲，不从流俗。一九四九年之后，柳亚子为他写信推荐给华东军管会主管文物处的徐森玉，让他自己携信去谈，但白蕉却从未将柳亚子的信示人。他自恃才高，评包世臣、康有为的书法，极尽挖苦毒评之辞，说：“包慎伯草书用笔，一路翻滚，大是卖膏药好汉表演花拳绣腿模样。康长素本是狂士，好作大言欺俗，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足见其心高气傲，大有睥睨左右之态。故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中将白蕉也列为“十大狂人”之一，然而却并未写出什么具体的“狂傲”故事，只是含糊地说他可能“对沈尹默云云，似太对沈老过分一些，使沈老大大不怿”。
白蕉《兰题杂存》（局部）
白蕉对沈尹默的态度究竟如何，众说纷纭无可定说。但在白蕉致姚鹓雏的书信中，有一封标注为“二月十八日”之信，曾问及沈尹默，并希望获得承教，恳鹓公为之介绍。可见白蕉还是颇尊重沈尹默这位帖学前辈的。至于后来他们同在一个画院，是否有其他误会，因无具体事例，只能暂且存疑。如今，随着白蕉书法的逐渐被重视，白蕉的书学地位也渐被重视，作为当代的帖学代表人物，常常会有人将白蕉与沈尹默相提并论，或尊白抑沈，或尊沈抑白，真是“梅雪争春未肯降”矣。不过就我个人以为，白蕉的尺牍体书法自然可称“天下第一”，要胜沈一筹，然而白蕉的大字书法，则常常有力不从心之弱。沈尹老之书，不仅是“二王”行草，其精妙绝伦的晋唐楷书以及魏碑、隶书以及自我的风格塑造，却是白蕉所不及。所以，沈、白之比，亦似梅雪之争，虽各擅胜场，然也颇费评章，此也可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