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想问问你，我结婚这个行为算不算背叛革命？”我的初中后座说。
我们正挤在一个似乎价格不菲的饭店，两人霸占一张十人圆桌。因为他在一个令祖国深感自豪的宇宙科技大厂上班。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问工资是一种礼貌行为，不问才是不礼貌。
“革命？哪个革命？”我说。
过去几年令革命于我，变成一个必须严格限定意义的概念，而非修辞手法。我对此甚至丧失了幽默感。
这顿饭开局，这位同学掏出一个芯片状物体，郑重如赵辛楣向方鸿渐出示未婚妻照片。我们有三年还是四年没见，这段时间内，分别解锁了一些人生剧本，虽然不说，各自偷偷膨胀上了天。在汇报演出时优先选择智力成果，这是一个好的开场。我侧耳倾听这一成果的意义，肃然起敬，郑重接受了四分之一指甲大的一片浓缩的智力。
据说本来包括他在内的好几个人早就想联袂找我，最终没有。因为“见到某某，我的良心就会拷问自己，我有没有好好进化？有没有不断完善自己？”他们拒绝遭受这样的精神酷刑。
我为此感到高兴，并指出：构成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一个哲学基础——由Pierre Leroux提出——就是相信人拥有自我完善性。换句话说，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跟你们这么怕见我，那人类将拥有一个共产主义的明天。好为人师真是人类天性。
“我老婆有一天问我，现在的生活和领证前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呢？没有。然后她问，那为什么要领这个证呢？”
“你要知道，婚姻制度是父权制的陷阱，是为了社会稳定和生产人口的利维坦计划。”饭店杯盏嘈杂，我大声朝他耳朵说，说得那么大声，喉咙都痛了。
我告诉他我的最新发现：我们高中同学热火朝天讨论坐月子和去妊娠纹的架势，和十几年前高考完疯狂校对答案别无二致，神情类似。“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得出结论，按照社会时钟进入成年生活，就是一种不断校对答案的行为？”他问。
把我拉黑的之前领导，以前经常给我挖坑。比如突然要考考我对这个那个看法，然后不管怎样，结论都是我对世界只有一种猎奇的肤浅态度。最后用一种我至今无法参透的语气说，我倒要看你逃避到什么时候。鉴于我们的社交结果，这大概是对我的奚落。
在更小的时候，我照单全收，并反思自己，生活在堕落的恐惧中。
决定读博那天，我狂喜伤感五五分地想，从此以后，我就是耶稣会士了。我会变成美术馆里中世纪区镶金荷叶边的穿黑袍的意大利人，两颊凹陷，全无笑意。用苦修交换不朽。
不朽，恰好是父权制需要开枝散叶的目的。我得知他几个月后即将成为父亲。我用美国九十年代轻喜剧的方式表达了祝贺之情。“你即将成为一个父亲了！”父亲这个词前所未有地书面语，像谈论一个远方的紧急事件，亚马逊丛林里的部落正在厮杀。
我们那时正往宇宙大厂走，他要去领夜间福利。我要进他办公室参观，结果在门口就因保密原因被阻拦在外。我极为震惊且遗憾：“那你孩子以后没法去你办公室玩了！”他掏出工卡，给我看照片，是他博士毕业我出国那年拍的。他指出，你看，那时候我还有头发。我担心地说，这样不会人脸识别失败吗？
我很快不担心他的头发了，因为他谈起最近刚买的房子。我问了一下房价，听完我就忘记了，这是一种礼貌仪式，就像问优等生成绩。我说，你假装置身事外，但你是一个完全意义社会时钟上的人，你就是peer pressure的peer。
为什么我总被当作一个反人类幸福的冷血的混蛋，事实上，我总为具体的人类幸福感到高兴，我甚至可以为政治救援、骗取福利等原因结婚。我站在冷风里，看着每一个领完夜宵出来的人，心满意足地想，这里每个人都比我会赚钱，得多。
我的同学领着资本主义福利出来了，我检视了他的成果。我说，你这单位简直是一个资本主义集体化，就像两个头的狗，畸形但有效地缝合在一起，焊接点是人性。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主义只能停在乌托邦，因为它反人性，反对一切欲望、一切自我中心的苟且，并幻想崇高，幻想博爱，幻想拥有一切又分享一切。
书面经验到此为止，三十岁的我们没有现成的成人经验可以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