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陈仁梓
2024.11.10
作为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王河曾见证了一段长长的历史。抗战时期,日机炮轰德化,他险些丧命;解放战争时期,他又目睹国民党 96 军进入德化骚扰百姓的恶行;后来,他又经历了亩产万斤的“大跃进”运动…… 而那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令他永生难忘。
1966年 7月,王河曾被分配到勃利马场当六队的指导员。该队位置特别偏,房子是工人临时搭建的土坯房,茅草铺成屋顶,补个草帘当成门;大冬天的,炕席也没有,小孩子只能光着屁股在炕上待着;农工几乎都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青年,没有什么技术。说是指导员,但他必须和农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上任时,正赶上秋收时节,就和农工们一起割谷子、收豆子。到地里一看,田垄长得看不到边,齐刷刷的一片都是接下来要干的农活。他并不熟谙农活,几天下来,腰也酸来背也疼,手心还磨出了血泡。尽管如此,他依然咬着牙坚持下来了。最难受的还是去割马草,马草长在荒坡的草甸上,蚊子成群,每次去割的时候,他总要戴着厚厚的、露出两只眼睛的头罩,即便这样,还是饱尝蚊虫叮咬之苦,又闷又痒,难受极了。
1968年秋,他又被下放到香兰农场。刚开始,他和三个同事在西山放羊,每人放 300多只羊。牧羊的难易全靠老天说了算:要是碰上风和日丽,那还好一点;要是碰到大风大雪,羊群总是顺着风跑,怎么赶也赶不回来。
稻垛还冻在地里的三九寒天,他被安排到畜牧队里跟马车、运稻禾。成列的马车队凌晨三点就要往地里赶,到了地里,他要用叉子把稻捆挑给马车老板装车。稻捆冻在垛上,一叉就散,再加上他人矮力单,所以每次都汗流浃背,上衣更是脱得只剩下背心;为了整列车队一起行动,他要在短时间内装满一车,还需花大力气用角锥让大绳绞紧稻禾。这可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一旦失手,头就会被角锥和绳索反打昏死。捆绑工作完成,他就穿起大皮衣到车上坐好,可是贴身背心早已经结冰,这样很容易感冒发烧。但是造反派态度异常恶劣,就算发烧了,他也不敢请假。有一次,他发烧到 40℃,被迫咬着牙坚持下来。
再后来,他又到香兰的水田队里,踏着冰碴儿打田埂、整地、插秧等,一直干到夏天。尽管深陷水深火热之中,但王河曾的责任心不改。1970年 3月,他们一家到巴彦县为民公社落户。有一次,牛拉播种机时,发起了牛脾气,拉着机器狂跑。牛这样拉着跑,机器坏了可是一大损失!于是,他奋不顾身地拉着牛绳阻止。可是,这牛脾气实在可怕,他被甩得东一脚西一步,跟出了几里路才阻止住了。
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难,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有其作用和价值。这十年的苦难,倒也练就了王河曾吃苦耐劳、初心不改的秉性。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王先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走好了这漫长的十年“长征路”,增加了他生命的厚度。
这十年的苦难,终是练就了王河曾先生这块“好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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