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桂10刑终117号刑事裁定书
2.案由：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
【基本案情】
2019年4月，李某、李某1商量合伙开设卖淫场所。因资金困难，李某1介绍李某2入伙（李某2系李某1的胞姐）。三人在某镇26号合伙开设“休闲会所”。合伙协议约定：李某、李某2各出资5万元，盈余按照李某55%、李某2 45%比例分配。实际李某1与李某2共同出资，并参与李某2所占比例的分红。该会所表面上是提供保健按摩服务，实际上则是组织女子从事卖淫活动。会所内提供“快餐”“半套”“全套”“包夜”四项性服务，嫖资按四成比例抽成牟利。李某负责会所日常管理、保证场所安全，李某1协助管理，介绍谭某、莫某1到会所卖淫。李某2、甘某（李某的前妻）负责管理嫖资、发放利润分成，黄某受聘到会所参与接待嫖娼人员、登记卖淫女上钟的时间、项目等工作，按月领取固定工资。
经营过程中，为逃避侦查，李某等人建立“小学同学群”微信群，要求店内卖淫女加入微信群，事先约定微信表情作为卖淫暗语。例如，有公安机关检查发1个“炸弹”，快餐服务发1个“微笑”，半套服务发2个“微笑”，全套服务发3个“微笑”，项目结束了发“凋谢的玫瑰”。该会所为卖淫女进行编号，提供食宿。
2020年11月16日2时许，公安机关在会所内抓获李某和正在进行卖淫活动的卖淫人员谭某，分别于2020年11月28日、2020年12月11日抓获李某1、李某2。经公安机关通知，甘某、黄某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2019年4月至案发，李某等组织谭某、梁某、黄某1、韦某、莫某、莫某1等在“某会所”内卖淫。经统计，李某2自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11月16日收到卖淫女微信转账160084元；甘某自2019年6月24日至2020年11月16日收到卖淫女微信转账共计349277元。
【案件焦点】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的界限。
【法院裁判要旨】
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李某2、李某1、甘某以经营按摩场所作为掩护，为牟取非法利益，共同组织多名妇女卖淫，其行为均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李某、李某2、李某1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甘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被告人黄某明知他人从事组织卖淫活动，而予以协助他人组织卖淫，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之规定，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综合五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认罪态度，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某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二、被告人李某2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三、被告人李某1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
四、被告人甘某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五、被告人黄某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李某、李某2、李某1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具有与以往组织卖淫罪案件不同的管理控制模式，卖淫人员来去自由，与组织者之间没有明显的人身管理关系。本案关键在于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精准把握组织卖淫罪中的“组织”要件，作出罪刑相当的判决。
一、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组织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组织卖淫行为以列举的方式表述为：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卖淫”。结合刑法理论和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关于组织卖淫的组织性，可以从行为表现和行为效果综合判定。
第一，从行为表现上看，组织手段具有复合性。组织行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包括卖淫组织的建立、对卖淫者进行管理、组织、安排卖淫活动等，具有全局性、规划性、稳定性，涉及卖淫活动各个环节，很难依靠单一的手段完成。《解释》列举了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但未具体予以释明。除上述三种外，常见组织手段还有引诱、强迫、容留、介绍等，行为人的手段无论如何复杂和隐蔽，其认定的标准在于行为人是否通过对卖淫人员或卖淫活动安排，使得分散的卖淫人员、分散的卖淫活动具有协调性及组织性。
第二，从行为效果上看，组织者实现了对卖淫人员和卖淫活动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在松散型管理的卖淫组织罪中，认定存在管理或者控制行为有三点：一是组织者是否存在安排和调度。简单地以制定上下班考勤制度、奖惩机制等作为人身管理、控制标准，确实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审查重点是组织者对卖淫人员在何处、何时、向谁卖淫具有把控、决定权。二是卖淫人员是否依附组织者。主要表现在客源主要依赖组织者提供，卖淫人员与嫖客是否达成卖淫协议不取决于卖淫人员，卖淫自主权受限。三是卖淫人员是否具有嫖资的控制权。如果组织者统一定价，收取嫖资后再按照固定比例给卖淫人员提成的，一般可以认定是控制行为。反之，如果卖淫人员自行与嫖客商定价格，收取嫖资后再与组织者分成的，一般不认为是控制。
通过以上对组织性的分析，可以看出，组织手段的复杂程度、差异情况，可以对组织卖淫与容留卖淫、协助卖淫作出初步判断，而准确定罪量刑，还需判断行为是否能够实现对卖淫活动的管理或者控制的效果。
二、本案五名被告人的行为认定
1.李某、李某2、李某1纠集、容留多名卖淫人员从事卖淫活动的同时，事先安排应付检查暗号，安排接待、望风、财务、后勤等不同卖淫环节的分工，通过统一定价、嫖资分配比例、人员编号等管理、控制手段，使原本分散无序的卖淫活动有序化，符合组织卖淫罪的外在表现和本质特征，依法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罪。虽然组织者对卖淫活动外的行为不直接管理，看似松散，来去自由，但不影响对其组织性的认定。
2.甘某对策划、管理、控制起次要作用，在案有充分证据证实，甘某在会所工作时间，系其与李某婚姻存续期间。作为该店的“老板娘”，并非单纯履行管账职权，而是一定程度上代替李某行使管理行为，只是与李某等人相比明显处于从属地位，应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
3.黄某不涉及管理、控制等行为，其受雇参与组织卖淫活动，从事接待顾客、记录卖淫项目收入、放风、传递暗号等，与组织卖淫手段有明显差异，实施的显然是“客服”角色的协助行为，应当按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
编写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人民法院 韦益万
（鹿回头雕塑全景，图片来源：《中国国家人文地理：三亚》；图片与内容无关）
原文载《中国法院2024年度案例：刑事案例一（犯罪、刑罚的具体运用、刑事证据、程序）》，国家法官学院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5月第一版。
整理：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直属分局）“不念，不往”“诗心竹梦”。免责声明：本号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及个人阅读书籍摘录，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转载请注明文章及公众号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