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4年10月红军各部队陆续踏上长征路，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相继会师，红军历时两年多，纵横14个省，渡过100多条江河，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20余座，走出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茫茫草地，最终抵达了中国革命的落脚点——陕北。长征途中，红军历经大小战斗600余次，尤其是抢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这四大渡河战役，不但彰显出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用兵韬略，而且展现出红军将士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信仰，以及为人民解放事业不惧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渡乌江，勇在一个“抢”
1934年12月末，中央红军突破敌人3道封锁线，抵达乌江南岸。乌江是长江上游的最大支流，水深浪急，两岸多是悬崖绝壁，险势天成。当时，在红军背后，国民党将领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各率4个师的追兵从三面逼近，而乌江北岸，贵州军阀王家烈率3个旅封锁江面，阻击红军，国民党企图凭借天险、重兵，把红军消灭在乌江南岸。
在决定前途命运的严峻局势之下，红军只有在强敌追来之前突破天险、抢渡乌江，才能迎来生机。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制订出红1、红3、红5军团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口抢渡乌江的作战计划，朱德总司令电示红军各部：“抢渡乌江的部队不应小于一个团。”
红1军团得到命令后，即派1师1团团长杨得志带领全团率先抢渡。1月2日早晨，1团急行军抵达回龙场渡口，只见江水咆哮、震耳欲聋，两岸崖壁陡峭、形如刀削，刚到江边，就被北岸的黔军发现，密集的枪弹雨点般袭来，杨得志立即命令用迫击炮还击，暂时压住了敌人的火力。
红军到附近村庄找船，发现敌人已将船全部劫往江北，连一支桨、一块板都没有留下，而此时有情报传来，追兵距此已不足百里，如今夜不能渡过乌江，红军的命运不堪设想。
红1团经紧急商议，决定立即绑扎竹筏渡江。傍晚，红1团的战士们用草绳、竹皮和绑腿带扎起了一条丈余宽、两丈多长的竹筏，杨得志在队伍中又选出8名熟悉水性的勇士，由连长毛振发率领，驾竹筏抢渡。
当时，夜黑如墨，风雨交加，黔军想不到红军竟敢驾竹筏渡江，所以都躲进工事避风躲雨了。竹筏冲入水急浪高的江面，如一片苇叶在激流中飘摇，突然一个大浪打来，竹筏撞上礁石倾翻，勇士们全部落水。初起，能隐约见到几个人头在浪涛中时隐时现，不一会儿，就全被卷入了漩涡……
见8位勇士抢渡失败，杨得志又选出18位战士，由营长孙继先率领，在天色微明时刻再次登筏抢渡。竹筏到了江心，北岸的敌军阵地突然响起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原来，毛振发等人落水后，都凭借高超的水性游到了北岸，后因夜色漆黑，又不熟悉地形，就隐蔽在石崖下。凌晨，他们见战友们又驾竹筏抢渡，就向敌人发起攻击。
孙继先趁机率众登上北岸，冲入敌阵。南岸的杨得志见抢渡成功，立即命令所有的迫击炮轰击敌人的火力点，敌军顿时乱作一团，四处逃窜。红军勇士们奋力拼杀，夺取了山顶阵地，占领了回龙场渡口，工兵营迅速架起浮桥，红1、红9军团由此过江。
同时，红3、红5军团也在茶山关、江界河渡口抢渡成功，全线突破乌江天险，向遵义及老君关前进，蒋介石企图将红军聚歼于乌江北岸的企图彻底失败。
1月15日，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以“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为题，对抢渡乌江作了精彩的描述。开国少将肖锋在参加抢渡乌江战斗后，挥笔赋诗道：“乌江长来乌江弯，十里堤岸十八滩。绳子藤条绑带爬，何惧山高何惧难。紧握战争主动权，红军机智胜过天。”以此赞扬红军在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渡江战斗中，展现出的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顽强精神。
渡赤水，重在一个“奇”
红军渡过乌江后，各部队向遵义地区推进，1935年1月7日攻占遵义城，15日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但此时的局势依然十分险恶：蒋介石调集川、滇、黔等各省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共40余万人，企图将红军围在长江南岸“合剿而聚歼之”。
为摆脱敌人“合围”，遵义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北渡长江，在黔西南或西北开创红色根据地”。
为打通北渡长江的道路，1935年1月19日，中革军委决定在遵义西部的土城青杠坡发起“土城战役”，歼灭敌军郭勋祺部的4个团。红3、红5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发起攻击，敌军凭借武器精良、人多势众拼命顽抗，双方反复攻守、冲杀，战斗异常激烈……红军交手后发现，敌人不但比预料中的多，且有增援部队。原来，红军战前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实为6个团，还有战斗力很强的后续部队。在万分危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阻击敌人，主力部队撤出战斗，避开敌人锋芒，西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转移。
红军工兵营在赤水河搭起简易浮桥，部队过河速度却极为缓慢。原来，受李德、博古错误军事指挥，红军长征出发时，携带了大量的器具、装备，给部队行动造成了极大负担。毛泽东当即下令：除了粮食、武器弹药等必需品，其他的东西全部扔掉。部队甩掉了背驮肩扛的重载，浩浩荡荡地渡过了赤水河，进入川南后又迅速西进，向扎西地区集结，摆脱了敌人的重围。
此时，蒋介石已掌握红军“北渡长江”的意图，派重兵扼守长江沿岸，并重新组织40多万军队从3个方向进军扎西地区，又命薛岳率4个师从红军背后追来。
面对新的困境，1935年2月9日，中革军委在扎西举行会议，决定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大规模的游击战调动、拖垮、消灭敌人。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新奇的谋略：回师黔北、重返贵州、二渡赤水，向川、滇、黔边境地区发展。
1935年2月13日，国民党军各部相继在扎西镇会合，却不见了红军踪影，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此刻的红军主力已挥师黔北，打垮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守军，在2月18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甩掉了敌军的“合围”。
红军二渡赤水后，在毛泽东巧妙的指挥下屡出奇兵，红1军团仅用两小时就攻占了黔北重镇桐梓，切断了敌军的南北联系。红3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勇夺天险娄山关，打开了进军遵义的通道，并取得歼灭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的战绩。
蒋介石得知红军“二渡赤水”的消息后大发雷霆，称之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又亲自制订“南守北攻”“碉堡推进”的战略计划，命令郭勋祺率川军4个师向遵义攻击前进，王家烈率黔军从后面追击，吴奇伟率湘军扼守湘江沿岸，阻挡红2、红6军团会合，周浑元率领中央军6个纵队对红军实施“合围”，妄图将红军驱赶到长江以南的狭小区域内“集中剿灭”。
面对敌兵压境、重重危机，毛泽东镇定自若，胸有奇谋。他命令必须破译敌军的每一封电报，及时掌握敌人动向。与此同时，他要求各部队利用崇山峻岭迂回穿插、巧妙周旋，采取不要让敌人追上、也不让其打到的战术，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敌人，最终冲出重围。
1935年3月10日，中革军委在苟坝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攻打通往赤水河渡口要道的鲁班场，三渡赤水，冲出重围。会上，有人提出异议，认为鲁班场山势险峻、地形复杂，不仅有周浑元部3个师布防，还有王家烈、吴奇伟在两翼重兵驻守，红军一旦失利，会损失重大。
毛泽东解析道，周浑元部自恃天险重兵，必然放松警惕，红军精兵奇袭，定能取胜。另外，周浑元与王家烈、吴奇伟素来不和，鲁班场受到攻击，王、吴为保存实力，不会贸然救援，我们只要打得周浑元的部队不敢出来，即可渡过赤水。
战局果不出毛泽东所料，3月16日，鲁班场战斗打响，周浑元的部队毫无防备，狼狈地败出前沿阵地，而两翼的王、吴都按兵不动，于是红军主力顺利地三渡赤水。
之后，毛泽东命令刚刚三渡赤水的1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行进，而真正的主力则隐蔽在大山丛林中伺机行动。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已进入古蔺，意在北渡长江，就急忙调集军队火速向川南集结，并疯狂叫嚣：“剿匪成功在此一举！”然而，毛泽东又出人意料地杀了一个“回马枪”，掉头东进，第四次渡过赤水，趁贵州兵力空虚之际，挥师黔南，直逼贵阳。
渡金沙江，贵在一个“巧”
红军虽然取得“四渡赤水”的胜利，但并没有彻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面临的境况依然十分危急。中革军委经研究，决定渡过金沙江，初步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建立起黔西南红色根据地的战略计划。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最湍急的一段河流，地势十分险要，两岸都有川、滇、黔军和国民党中央军重兵驻守，想要顺利渡江万分困难。但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周密谋划，巧施妙计，巧渡金沙江。
巧计“调虎离山”：红军四渡赤水后，红1军团直逼贵阳，并喊出“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等口号。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顿时慌了手脚，此时他已将重兵都派往乌江、赤水一线“围剿”红军，自己身边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而红军已打到距贵阳城20多公里的飞机场。于是，他急令离贵阳最近的滇军军阀龙云火速“救驾”。龙云得令马上派总参谋长孙渡率3个旅向贵阳开进，而红军真正的意图就是调出滇军主力，削弱金沙江南岸的防守力量，为渡江创造有利条件。
巧取3座县城：要顺利渡过金沙江，须先占领禄劝、武定、会泽3座县城，以保红军两翼和后方安全。中革军委把攻城任务交给了红1军团。红4团政委杨成武了解到，这几个县城没有国民党部队驻守，于是决定利用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装和武器，化装成“中央军”巧取县城。果然，当一支军装笔挺、钢盔光闪、挎着捷克枪的国民党部队到达城下时，守城的民团连忙恭恭敬敬地出城迎接……就这样，红军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3城，为渡江扫清了障碍。
巧得军事地图：中央红军在对曲靖实施包围时，截获一辆滇军给国民党薛岳部队送给养的汽车，车上满载粮食、食盐、火腿及药品等物资，更巧的是车上有10张印制精美的云南军用地图。原来，薛岳的部队向滇军求助军用地图，龙云派汽车去送，没想到被红军截获。毛泽东看到地图后诙谐地说：“当年孔明入川有‘张松献图’，今天红军入滇有‘龙云献图’。”
巧雇船工舵手：夺取渡口是渡江的先决条件，各路红军与敌人竞相抢占金沙江各渡口。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陈云率干部团急行军100多公里，率先占领皎平渡口，找到两条沉到江底的小船。经过抢修后，率先头部队乘小船渡江，占领了对岸的中武山渡口，缴获了4条大船。
皎平渡口河段水深流急，无法搭建浮桥，当地的船工、舵手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都关门闭户，不敢帮忙摆渡。于是，红军便进村寨、走农家，宣传党的政策、红军的主张，给百姓送去粮食、衣物，为患病的老人、孩子诊疗，这让船工、舵手们十分感动，纷纷走出家门撑篙掌舵，一船接一船地摆渡红军过江。他们不顾疲劳，打破了“金沙自古不夜渡”的传统，人歇船不歇、昼夜不停地为红军摆渡。与此同时，红1、红3、红5军团也相继占领洪门、鲁车等渡口，3万多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甩开了敌人的重兵围堵。
渡大渡河，胜在一个“强”
红军渡过金沙江，在会理城郊进行了短暂休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渡过大渡河，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还决定组成由刘伯承任司令员的渡河先遣队，做全军的开路先锋。
大渡河古称“沫水”，河宽300多米，水深10余米，河底乱石重叠、暗礁林立。红军抵达河岸时值5月，正是涨水季节，急流汹涌、漩涡迭起，十分险恶。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3万多太平军抵达“沫水”紫打地（今安顺场），因河水暴涨，渡河失败，被清兵围攻，全军覆没。
此时，蒋介石已掌握红军的渡河意图，命中央军、川军、滇军等从多路围堵，意图发起所谓的“大渡河会战”，叫嚣要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为让敌人摸不清红军的真正意图和渡河地点，中革军委派左权率红1军团2师5团佯攻富林、雅安，摆出进军成都的架势，还在富林镇动员了2000多名民工修筑工事，并进行划船、登陆训练，大张旗鼓地宣扬将要在此渡河。
富林镇对岸的守敌惶惶不可终日，一封封急电向蒋介石报告，要求速派援兵。蒋介石慌忙调动人马向富林集结，放松了对安顺场、泸定桥等渡河节点的防守。
5月25日，在敌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红军1团1营2连连长熊尚林率17名勇士，分坐两条小船在安顺场发起突袭，强渡大渡河成功。5月30日，红军长征途中出版的《红星报》，用整版篇幅报道当时的壮烈场景：
大渡河水深流急比金沙更厉害，对岸又有敌人一个营以上兵力扼守。二连十七个同志争先恐后地自动报名过河，在模范的营长、连长及支书领导之下，坚决首先强渡。他们一致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敌人火力猛烈，不顾水急的危险，至高地表现了他们阶级战士可敬可爱的铁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他们很沉着地逐着雪花一般的险恶狂涛，在敌人不断射击之下，强渡过河，刚上岸就是一个冲锋。我们这十七个英雄，把敌人一个营完全打坍，占领了重要阵地，取得了此次强渡第一步的伟大胜利。
红军虽然强渡成功，但仅靠几条小木船、竹筏，不可能短时间将数万红军全部渡河。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于5月26日中午赶到安顺场，仔细了解情况后，果断命令红4团团长杨成武，率部迅速夺取240多里外的泸定桥。此时，敌军得知安顺场失守，预料到红军要夺取泸定桥，也急调兵力前往，谁先一步到，谁就能夺得先机。红4团向泸定桥急行军时，敌军增援的两个旅也在向泸定桥急进，敌我部队几乎是在隔河赛跑。漆黑的雨夜，对岸的敌人突然点燃火把。杨成武灵机一动，命令红军也点起火把，并不停地向对岸晃动，让敌人误以为是他们的友军。午夜时分，对岸敌人宿营休息。但红4团依然不怕疲劳，继续前行，终于赶在敌人前面抵达泸定桥。但到了桥头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桥身竟是13根空荡荡的悬空铁索，桥下激流呼啸，漩涡迭起。对岸有川军刘文辉部的一个营兵力扼守。
面对强敌险境，红军将士毫不畏惧，由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22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红军“神炮手”赵章成凭借过硬的本领，打出的迫击炮弹发发命中敌堡，压制住了敌人火力。勇士们乘机爬上铁索向桥对面强攻，他们前进一步，跟进的战士就铺一块桥板，到桥中间时，敌人在桥头放火阻挡夺桥。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火，廖大珠高喊“同志们，莫怕火，冲过去打垮敌人，冲啊”，率先冲入烈焰。勇士们紧随其后，挥起刀枪杀向敌阵。红军视死如归的劲头吓得守敌连连退却，勇士们乘机铺通桥板，大部队迅速过桥攻占了桥头阵地。
红军主力陆续从泸定桥渡河，摆脱了地域险境和敌兵“堵截”，向川西地区进发，彻底挫败了蒋介石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