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合 蔡蕾：新中国75年国有企业财务转型及其思考

企业财务的发展有两种重要的推动力量，即制度变革和技术革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制度背景和技术背景。从对财务发展的影响看，最重要的制度变革是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技术进步是信息技术革命。新中国成立75年，制度变革和技术革命两种推动力量的显著变化及所推动的国有企业财务理论的历史性突破和财务实践的革命性进步，需要我们作系统的总结和认真的思考。历时75年的变革与发展，中国的企业类型已经多元化，但是能够贯通全程、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扮演主导地位、且财务理论具有鲜明特色和自主性的只有国有企业，这就是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国有企业财务的主要原因。

一、理论转型与国有企业财务理论的历史性突破

回望75年中国国有企业财务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期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较为急剧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之中，受此影响，适用于中国国有企业的财务学理论和方法体系也曾经历过重大转型。从研究和教学的立场、范式和内容看，我们所经历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财务学理论重大转型有两次：一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市场化改革，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苏式财务学向西方财务学的重大转型；二是受目前发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热潮的影响，中国会计学会牵头有组织地开展的与学者们自发进行的中国自主会计（含财务）知识体系的研究，正在推动中国国企财务学理论从西方财务学向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财务理论体系转型。

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体制及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财务学体系都是借鉴前苏联的，本文称之为苏式财务学。苏式财务学体系的特征是清晰和显著的：（1）以计划经济体系为背景，存在物资商品的市场交易，但是不存在资本市场，更没有以资本市场为对象的金融化的财务理论体系。（2）把企业财务作为国家财政体系的基础环节，既关注企业财务的价值创造（做蛋糕）功能，又关注价值分配（分蛋糕），力求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有机统一。（3）把财务的本质定义为“货币收支活动”（郭复初，1997）。（4）财务学实际上被视为管理学范畴，且财务管理的重心是资产和成本管理。所以资产和成本为重点，概因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运营的影响和要求，统收统支、统负盈亏的体制使得企业在筹资、投资、定价、分配等方面没有自主权，企业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主要在于资产的安全完整和成本费用的控制。（5）立足管理学，聚焦于财务收支的计划、控制和监督等基本职能（所以企业财务构成国家财政体系的基础性环节，也是国家计划管理体系的基础性环节）。（6）企业财务管理必须服务于国家计划管理的需要，量化的核心指标是产值，产值最大化是国企设定的最主要的目标。（7）计划经济时代，每家企业都是纯粹的“社会人”，引入西方财务学并成为财务学界的主流观点以后，单一的“社会人”假设向单一的“经济人”假设转型。我们的观点是，无论是单一的“社会人”假设还是单一的“经济人”假设，都是对人性的过于极端化的认知，都不是现实世界里的人性状态。现实世界里的人性不是单一化而是多样化的，就像管理学的人性假设至少有“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等。

苏式财务管理模式和苏式财务学理论体系的主导地位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期间虽有一些中国学者从中国企业实际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声音，比如把财务的本质和对象定义为“资金运动”等，但没有撼动苏式财务学的主流和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国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推动企业财务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发生重大转型，这些重大事件至少包括：1990年、1991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和运营；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和围绕起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的多边谈判，经济学界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以加快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融入以主流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二阶段”的标志；1992年财政部发布“两则两制”，这是财务与会计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改革，标志着企业财务和会计开启国际化的重大变革与转型；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界的大门敞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和西方财务学被引入中国，并迅速成为“主流”。

西方财务学的范式结构和特征不同于苏式财务学：（1）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为整体背景，以资本市场为学科背景，且假定市场是完美的和有效的。（2）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把以“经济人”为核心概念的新古典分析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模型和主流研究范式。（3）以目标函数为起点，坚守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奉行“资本至上”的理念，把目标函数设定为股东财富最大化。（4）以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现金流动为对象，聚焦于“三类决策”（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股利决策）的经济性分析。（5）以“经济人”、有效市场等一系列基础性假设为逻辑前提。

西方财务学的引入使公司财务回归理论的语境。这次转型使财务理论研究更能匹配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进步。但这次转型是跟从性的，学界很少关注到西方财务学理论的逻辑缺陷与现实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至少有三种表现：

一是逻辑缺陷。表现在很多方面。在西方财务学理论体系中，“经济人”是一个核心概念，而正是这个核心概念把现实世界里多样化的人性过度简约成单一化的自私、利己、懒惰、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只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人性偏“恶”的人，结果必然导致西方财务学理论严重偏离现实世界；西方财务学理论偏爱资本市场，追求金融化的投融资活动创造财富，结果必然诱导资本出现“避实向虚”式流动，从而导致资本配置失衡并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美国制造业的严重衰落就是例证；西方财务学理论的核心功能是投融资决策，理论分析的逻辑是“无节制的最大化的财富创造需求——无限制、无融资约束的硬资本（或财务资本）投资扩张——服从投资需求、债务优先式融资”，这其中所暗含的粗放投资和对债务优先融资的过度推崇极容易导致高负债经营和债务危机风险，遵循西方财务理论逻辑确定发展战略和开展投融资活动、纷纷发生严重债务危机的一些中国龙头性民营企业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此等等，说明西方财务学理论仍存在“科学性”问题。

二是对中国的不适应性。即使西方财务学理论不存在“科学性”问题，也存在“适用性”的问题。中西虽同属市场经济国家，但制度背景迥然不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制度相结合，从而形成多种类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美英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模式和瑞典的福利市场经济模式。即使同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产生于美英国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背景的所谓西方财务学理论，实际上也很难说就能适用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更不用说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一个根本性的差别是：西方财务学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坚持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坚决反对公有制、反对社会主义。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种形态，美国是典型的金融资本主义，受美元霸权和军事霸权的影响，美国走上了重金融化、去工业化的道路，与此经济结构相匹配的财务理论也是金融导向的，这对于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很难完全适用。

三是对中国国企财务实践缺乏解释力和指导力。中国企业有多种类型，居主导地位的、财务行为最具特色的是国有企业。中国的国企并不都是营利性组织，为数众多的地方性国企呈现非纯粹营利性和纯粹公益性特征，且不管是地方国企还是中央企业，都同时具有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国企特殊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国企投资决策的标准不是单一的价值标准，而是权衡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三种价值之后的综合价值标准。国企的这些特征，都是仅用西方财务学理论无从解释的。

既然西方财务学理论存在逻辑缺陷和现实困境，我们就有理由扬弃西方财务学理论，探索中国自主财务理论体系。实际上，就在苏式财务学和西方财务学主导时期，探索中国企业自主财务理论体系的征程就已开启，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50年代葛家澍等国内专家学者开创性地提出“资金运动论”，这一理论赋予了财务本质和对象以新的定义和内涵，并作为中国财务理论的主流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财务学的引入。这之后，西方财务学理论对中国财务研究和教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国内学者提出的创新性的财务理论也越来越多，仅以中国制度背景的财务问题为例，就有郭复初教授的国家财务论（1986）、干胜道教授的所有者财务论（1996）、谢志华教授的出资者财务论（1997）、汤谷良教授的财务分层论（1997）、伍中信教授的产权财务论（1998）以及李心合教授的利益相关者财务论（1999）和制度财务论（2006）等。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等制度因素为背景的财务理论研究还有很多，其成果之多很值得中国的财务史学去认真总结（李心合，2018）。

制度视角的财务研究是对单一价值主线的西方财务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因而可以算是中国自主财务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但因缺乏系统性而不算是理论体系。自主的理论体系不仅应具有自主性，还应有系统性。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探索，已有许多具有自主性的理论出现，但构建中国自主财务理论体系仍是一项全新的、挑战性最大、任务最艰巨的工作。探索中国自主财务理论体系，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项课题研究而不是理论体系框架结构进行顶层设计，至关重要的是研究范式的选择与设计，至少有四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实践主义还是文献主义。自主财务理论体现在国企自主的财务实践之中，研究人员必须深入实际，全面深刻地了解国企财务实践的特殊性，从实践出发构建自主理论体系，这不是埋头看文献就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应鼓励研究人员走出校门、走向实践，提升学者面向自主实践的研究能力。二是沿用还是扬弃西方的新古典分析范式。以“经济人”假说为核心概念的新古典分析模型不适用于具有多种属性的中国国有企业，研究国企财务问题必须超越新古典，如何超越需要深入思考和把握。三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自主理论是一个规范性命题而不是实证性命题，开展自主理论体系研究必须提升研究人员的规范研究能力。四是经济学范式还是管理学范式。经济学与管理学代表两种类型的研究范式。以人性假设为例，支撑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是单一化的“经济人”假设，而管理学接受的则是多样化的人性概念，至少有“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概念。财务学按照经济学范式构造，其核心功能聚焦于决策的经济性分析，而按管理学构造，重心通常落脚在管理的职能、机制、流程和方法，中国自主财务理论体系按管理学范式构造是最符合自主性的财务实践且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选择。

二、市场化改革与国有企业财务实践的革命性进步

回顾新中国成立75年的发展史，国有企业财务实践呈现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如今的公司财务实践不说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比，就是与改革伊始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国企财务实践的革命性巨变，最主要的是得益于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的经济模式的重大转型。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初始，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借鉴当时的苏联经验，经济上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选择具有必然性，且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其弊端也日益显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的观点；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改为“决定性”是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推动国企财务管理发生革命性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一）社会金融体系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型

迄今为止，尽管业界对财务的认知不尽相同，但在财务与“钱”的关系上，国内外的理解近乎一致。普遍的看法是，财务是关于“钱”（货币或现金）的学问，与以“钱”为业务的“金融”关系甚密（郭复初，1997）。以西方财务学为例，整个体系就是以完美金融市场为背景、以公司与金融市场间的现金流动为对象、以公司金融性投融资决策的经济性分析为主要内容设计的，以致于在英语世界里，财务与金融被划上了等号、赋予了同名——Finance。中西学科划分传统有别，金融的意义不同，但是没有人会怀疑财务与金融的紧密关系。从一般意义上看，财务是以金融体系为背景的，而金融体系是一个经济体中资金流动的基本框架。金融体系是由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工具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等金融要素组成。新中国成立75年以来，在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一个市场化、多元化、规模化、国际化、多层次、富有竞争力和自生能力的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并逐步健全、完善起来，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革命性进步奠定了宽厚、坚实的金融基础。

1.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金融机构单一，1948年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职能于一身。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独揽中国金融业的格局被打破，1979～1984年间四大专业银行成立，金融业多元化和超银行化的大幕拉开，如今已经形成银行金融和非银行金融两大体系。其中，银行体系有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等；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资产管理公司、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两个金融体系中，银行体系位居主导地位，是因为我国的融资体系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

2.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金融市场处于缺位状态，金融市场建设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市场如今已形成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等在内的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资本市场中的证券市场对公司财务的影响最大，虽是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起步，但发展迅猛。资本市场是多类型和多层次展开的，就证券市场而言，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并举，沪深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和北交所四大板块并进，截至2023年年底全市场上市公司达5 346家，境内股份总市值87.7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达69.63%。

进入新千年以来，信贷市场的衍生二级市场出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就曾通过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施银行不良贷款的政策性剥离和债转股工作，2016年出于降低企业杠杆率的考量再次推出银行债转股政策。与20世纪90年代政策性债转股完全不同，新一轮银行债转股完全市场化模式，转股对象企业市场化选择，转股资产市场化定价，资金市场化筹集，股权市场化管理和退出，并要依法依规规范有序开展，由此产生了国家级银行债转股资产交易平台和银行债转股转股资产交易市场。资本市场体系中的二级市场彻底解决了企业经营稳定性与股东资本流动性之间的矛盾，对于公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公司财务开拓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从经济学意义还是从管理学意义看，公司对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活动都是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二级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是公司保持有活力的投融资活动的重要保证。

3.多元化的金融工具体系。金融工具的开发与应用也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前金融工具是单一化、传统性的存贷款为主，市场化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多元化和多层次化，金融市场交易工具自然也呈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如今已经形成直接金融工具与间接金融工具、原生性金融工具与衍生性金融工具种类齐全、体系完整、应用广泛的金融工具体系。

（二）公司财务体系由简单化向复杂化转型

改革开放前，企业财务体系极其简单：一是融资方式单一，企业资金来源渠道是单一化的财政预算拨款。二是投资方式单一，主要是企业内部生产性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三是利润分配方式单一，企业利润全额上缴、统收统支。四是财务管理方式单一，企业财务纳入国家财政体系、作为国家财务体系的基础性环节，实行统一的计划和预算管理。伴随经济体制市场化和金融体系多样化转型，企业财务体系日趋复杂化，原因主要有六点：

1.财务活动内容多样化。企业财务的核心问题是投融资决策问题。以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企业的投融资渠道和方式呈现多样化发展的新格局。以融资为例，企业融资有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大类。1985年“拨改贷”政策推动企业融资由财政主导向银行主导转型，间接融资体系得以确立，并伴随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崛起，间接融资进入多样化状态。1987年国务院发布《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1990年、1991年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设立，又开拓了以债券和股票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市场，企业融资呈现多样化发展的新态势。值得关注的至少有两点：一是实践中企业融资多样化的程度远远超出财务教科书介绍的程度（财务教科书通常介绍发行股票、债券、银行贷款、商业信用和融资租赁等五种融资方式），李心合（2020）曾把企业实际采用的融资方式大致归纳了十四类，包括上市融资、发行债券融资、股票质押融资、融资融券、资产证券化融资、私募融资、融资租赁、配资融资、项目融资、互联网融资、商业信用融资、金融贷款融资、信托融资、内部融资等，其中每一类下又有多种具体方式。二是融资方式的发展呈现不均衡态势，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融资仍以银行贷款为主、且直接融资占比呈现不升反降的新态势，但总体看融资方式多样化的格局不会改变，现代产业或经济体系的发展更需要以股权融资为主要形式的战略资本、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融资方式多样化及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的趋势不会改变。

2.财务活动空间全球化。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投资增长速度之快，令国人为之骄傲，也令全球为之羡慕。2002年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仅为27亿美元，2021年增长至1 788亿美元。截至2022年年末，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75万亿美元，连续六年排名全球前三，4.7万家境外中资企业遍及全球8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快速增长的对外投资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也为企业财务体系增加一个难度很大的跨国投资和跨国子公司财务管理板块。

3.财务活动主体集团化。考虑资源整合、规模效应、多元化发展等多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规模化的企业纷纷进行集团化改革。但是，与单体企业相比，集团化企业内部经营和财务管理要复杂得多，难度最大的是集团总部与分子公司关系界定，或者是集团总部如何管理分子公司问题。计划经济时期，总厂对分厂的管理高度集中统一，但财会工作的组织是分散的。改革初期，主要推行承包制和租赁制，使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现代企业制度重在通过“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来规范和强化公司治理和管理，财务决策与治理机制更加科学合理。进入21世纪以来，集团企业的财务管理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快速走上集中管理的轨道。一方面，集团内部财会工作组织方式逐步趋向集中，即从早期的内部核算中心到多种形式的会计委派制度，再到全口径集中的财务共享中心。现在最热门的是财务共享，根据笔者做管理咨询所掌握的情况看，财务共享在增进信息质量、提升会计核算效率、降低财会人工成本等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不绝对，后文中将详细展开分析。另一方面，企业集团内部资金逐步趋向集中化管理。财务与资金密不可分，资金管理是财务管理的重心。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财务学界和企业界就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中心，财务管理以资金管理为中心，资金管理以现金管理为中心。另有一种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很流行的说法是把资金比作人体上的“血液”。“中心论”和“血液论”足以可以看出资金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意义。出于资源整合、成本降低、风险防控和效益提升等方面的考量，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企业集团纷纷将内部资金管理模式从分散转向集中，并先后产生了部门化、公司化和财团化三种资金集中管理模式。最早并且至今仍被多数企业集团采用的资金集中方式是依托集团财务部门，设立非法人性质的部门化的资金集中管理机构（如内部银行或资金管理中心等），对集团内部成员单位可以集中的资金实行集中管理。1987年，国内第一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东风汽车工业财务公司成立，标志着资金集中管理的第二种形态诞生。其实财务公司的功能有限，其主业被限定在集团内部融通资金，除非规模超大且资金密集的企业集团，一般的企业集团内部可集中融通的资金规模有限。财务公司实际的资金集中度也不甚理想。《中国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行业发展报告（2023）》显示，截至2022年年末，财务公司行业资金集中度为50.26%，也就是说，财务公司归集了企业集团一半的资金。作用有限必然会影响发展速度，2022年年底我国财务公司合计资产规模（8.89万亿元）只及浦发银行的资产规模（8.71万亿元）。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财务公司数量不升反降，从2019年的258家降至2023年年底的241家，处于持续缓慢减少的状态。进入21世纪后，资金集中管理又产生第三种形态——财团化。2014年由腾讯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成立，标志着国内首家企业集团民营银行正式落地诞生，也推进集团财务体制向银企一体化发展。目前国内民营银行19家，这些民营银行与所在集团融合成长，成为所在集团的金融中心，集中管理集团的资金，并能向社会进行资金融通。

4.财务运作机制制衡化。从制衡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75年来，国企财务运作机制的重大转变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企业经营方式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前的“工厂制”还是20世纪80 年代推行的以高度放权、控制权转移为特征的承包制或租赁制，领导体制无论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还是党委监督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财务运作机制设计都缺乏对有效制衡的考量，决策层与执行层的高度重合以及监督体系的不健全导致企业内部领导层制衡体系事实上处于缺位状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企改革转向以产权改革为主导的线路上。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5年国务院在全国工业企业中选择了100户工业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各省市政府选择了2 500户进行类似试点。国企内部制衡机制的建设正是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开始。伴随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受到各界重视，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被定位是“决策机构”。董事会对于制衡机制的构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能够有效分离企业的决策层与执行层，形成决策、执行与监督三权既边界清晰的分离又流程关联的协同运作机制，对之前企业决策层和执行层高度重合的状况形成重大改变。

现代企业制度从高层的公司治理层面构造了一种权能分离式的制衡体系，而将分离式制衡延伸到公司各组织层面和各业务领域，建构以不相容职务分离为核心内容的全覆盖式的内部制衡机制体系，则是始于进入20世纪以来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2008年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0年财政部等五部委又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2014年银监会修订发布《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等，以及地方国资委针对地方国企制定的内部控制规范，以上所有这些针对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制度规范都强调企业按照制衡性原则要求，对不相容职务进行分离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强调企业在建构内控体系时，应当在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业务流程等方面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同时要求企业全面系统地分析、梳理业务流程中所涉及的不相容职务，实施相应的分离措施，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分离式制衡只是制衡机制体系的一种，且分离式制衡的内涵并不限于不相容职务分离，不相容职务分离强调的是“分责”（或职责分工），而分离式制衡更为重要的是“分权”，习惯上的表述是“三分”，即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企业内部的制衡机制除了分离式制衡外，还有合作制衡，集体决策、共同行动等都是合作制衡的具体方式。

合作制衡在国有企业备受重视，尤其是“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被广泛应用于国企之后。“三重一大”指的是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运作。“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集体”指的是企业党委（党组）和董事会或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最早是由1996年第十四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会公报中提出，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国有企业系统正式确立起“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如今，央企与地方国企普遍采用了这项决策制度。

5.财务决策流程复杂化。无论是改革前国企内部党委领导并主导决策，还是改革后采用高度放权的承包制或租赁制的国企厂长（或经理）主导决策，国企内部的决策流程都很简单：一是决策主体单一，二是决策的前置程序和后置程序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公司法的制定、公司治理结构的构造、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以及“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实施等，在建立企业内部制衡机制和增进制衡强度的同时，也使企业内部的决策与管理流程变得更加复杂。其在财务领域的主要表现是：

（1）决策主体多元化。国企内部财务决策主体真正多元化起始于1993年的公司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公司法，其所搭建的以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分离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有效地解决了之前存在的企业治理层面决策与执行重合、监督缺位的问题，进而塑造了董事会主导决策、监事会和总经理（或总经理班子）协同制衡的决策体系。后来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又把党委纳入财务决策体系。实践中，总经理办公会亦分享部分财务与业务的决策权，职代会作为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凡涉及职工权益的重要事项也必须提交职代会审议通过，通过的事项还必须经过党委或董事会最终决定，职代会虽不属于决策机构，但是作为协同决策机构必然被嵌入在决策流程之中。主导决策与协同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使决策机制和流程复杂化。

（2）决策事项多样化。在公司制的现代企业里，重大或重要财务事项的主导决策主体是、而且也应该是董事会。说“是”，体现为财务主导型的董事会职权结构。1993年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会十项职权中，有八项是财务事项或涉及财务的事项，涉及经营的事项除“年度经营计划”由董事会决定外，其他经营事项均被授权给以总经理为首的经理班子。说“应该是”，是考虑党政分工和内部制衡。严格地说，财务与经营（业务）属于不相容的范畴，主导经营的总经理不宜同时主导财务。董事会主导的财务事项并不限于纳入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会职权范围的事项，实践中被纳入公司董事会决策范围的财务事项有“法定事项”和“自定事项”两类。其中，“法定事项”是指被公司法列入董事会决策范围的财务事项，以及未被公司法列入董事会决策范围但属于“三重一大”范围的重要财务事项，如中长期金融机构贷款等融资、大额度资金使用、大额度资产处置和资产损失核销等事项；“自定事项”是既未被公司法列入董事会决策范围也未被列入“三重一大”范围的财务事项，如银行授信、流动资金贷款等。此类事项一般根据企业自身实际情况自行规定。法定事项在企业之间差别不大，差别大的是自定事项。董事会决策的财务事项越多，财务决策流程越复杂。

究竟哪些财务事项应提交董事会决策仍是值得研究的话题。依据2023年发布的新公司法及2010年发布的《意见》所界定的“三重一大”事项范围，结合从我们实际参加多家国企董事会和主持多家国企内控咨询项目所了解的情况，提出《国有企业董事会决策的通用财务事项清单》（见表1）供参考。

（3）董事会成员来源多元化。董事会结构越多元，财务决策流程也越复杂。在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董事会结构多样化的程度最高，集中了国资代表（外派董事）、股东代表、经理层代表（总经理等）、党代表（专职副书记）、职工代表（职工董事）等多方利益代表，董事会成员来源越多元，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就越大。

（4）董事会决策的前置和后置程序增多。以重大投资决策为例，前置性的程序至少有可行性研究、总经理班子讨论决定、董事会下设涉及投资事项的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法律顾问的法律鉴证、党委的前置研究讨论等。

6.财务活动结果风险化。市场与风险密切关联，公司财务主要依托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相对于其他市场来说风险更大。国内外资本市场运行的现实状况是，资本市场比商品市场竞争更激烈，价格变动更无常，波动性更大，“投机性”更强，风险更突出。

三、信息技术革命与国有企业财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从技术的角度看，对国企财务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近年来发生的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具有较强的数字性、网络性和智能性，对企业运营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较大挑战，并使财务数字化、财务共享化和业财融合化成为国有企业财务领域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和概念。

（一）财务数字化

信息技术推动的财务转型在概念上有不同的表达，比如电算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等。通过梳理，我们发现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顺序为：电算化——信息化——数字化。从全球范围看，基于信息技术的企业转型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提出，电算化概念则更加悠久，诞生于20世纪中期计算机技术在会计领域的应用中。

新中国成立75年，前30年会计与财务领域都是手工操作，1979年中国一汽试点会计电算化被视为中国会计电算化的开端，并在会计主管机关的推动下，迅速且广泛地应用于大中企业的会计领域。随着电子计算机在会计工作中的应用和发展，1993年修订的会计法将会计电算化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有力保障了实行会计电算化的单位会计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ERP（企业资源计划）技术在各个行业中被广泛应用，推动了会计电算化向会计信息化转型与提升，并使信息技术的应用突破了会计的范围，通过会计信息系统与业务的有机融合和资源共享、互联互通，推动信息化从会计领域向财务管理领域延伸，开启了会计与财务的体系整合（大财务）及财务信息化、局部业财一体化的新阶段。近年来，伴随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迅速崛起和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包括财务在内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呼声高涨、行动迅速。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2022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主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充分发挥财务作为天然数据中心的优势，推动财务管理从信息化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努力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先行者、引领者、推动者。人工智能在财务领域的研究日益火热，应用日益广泛。电算化、信息化和数字化三个发展阶段的差别如表2所示。

（二）财务共享化

财务的数字化转型需要财务共享服务来支撑。对一家企业集团来说，财务工作的组织形式有分散的、集中的，有嵌入式的、分离式的。嵌入式就是分散的，集团内部每个企业都设有财务部门。分离式就是集中的，集团内部设立共享中心，成员企业不再设置财务机构，甚至不配备财务人员，财务业务归集到共享中心集中处理，以达到规模效应，降低运作成本。两种模式中，学界和实务界的选择普遍倾向于分离式，财务共享中心因此而成为近20年财会领域的热门话题，备受业界关注和重视。2005年以来，国内众多企业集团纷纷建立自己的财务共享体系，2023年《财富》500强的公司目前均已引入、建立共享服务运作模式。

然而，财务共享的很多设计效果在实践中还很难达成：一是信息质量。财务共享并不必然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业务端初始信息录入人员对会计知识缺乏及录入信息的可控性、共享中心稽核人员和核算人员与业务脱节的处境，难免会影响信息质量，甚至不排斥舞弊。二是工作效率。从经验看，财务共享带来的资源整合效应和业务聚集效应，增加了业务发生密集度和财务人员工作饱和度。三是运营成本。财务共享和资源整合对财会人员需求量的大幅缩减和效率显著提高，有利于降低财务领域的人工成本和财务运作成本。根据埃森哲公司（Accenture）在欧洲的调查，30多家在欧洲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跨国公司平均降低了30%的财务运作成本。但是，财务共享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成本，包括信息系统开发与运维成本、共享中心运行成本、共享中心服务费等；有些成本会因为财务共享而增加，包括差旅费、税务成本等。四是人才培养。财务共享把财务人员从企业分离出来集中到共享中心远离业务，专注财会领域的具体事务，财务人员的知识扩展与能力提升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三）业财协同化

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推动财务变革与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和表现，是极大地改变了企业内部财务与业务的关系，并极大地提升了财务在公司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这就是被业界关注的热点——“业财融合”，也是本文建议更名的“业财协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实践中业财协同机制已有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并且学界也有很多研究，但是针对业财协同的很多基本问题仍然模糊不清。

首先是概念的适用性。是“业财融合”合适还是“业财协同”更好。企业内部“业”与“财”能否“融合”，取决于人们对“业”“财”和“融合”等概念的理解。检索相关文献不难发现，“业”与“财”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从信息或数据角度，把“业”定义为业务信息系统、或业务成因信息或业务数据系统，把“财”解释为包括会计在内的“大财务”，内容包括信息、资本及其管理控制的过程，并认为业财融合主要体现在组织战略、经营计划、业务运营等核心领域（王斌，2018）。

我们的观点是，“业”的原本意义应该是企业的业务运营。可以从多个视角认识：从业务性质说有研发、采购、制造、销售、工程、合同等，从业务流程看有战略、决策、计划、控制、报告等，从存在形态看有物流或事项活动流。“财”指的是包括会计在内的“大财务”。原本财务与会计已经分离，两个概念处于平行地位，但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推动下，二者重新走到一起，以“大财务”的身份出现在企业运营体系中。“大财务”内含会计和财务，其中会计的基本职能是“算账”，即使是管理会计，其核心职能也是算业务账，以支撑和服务业务。问题是，“业”与“财”能融合吗？汉语词典对“融合”一词的解释很明确，指的是“融为一体”或“合成一体”。融合概念适用于信息或数据，运用ERP技术就可以打通业务与财务（会计）数据，整合各业务和财务信息系统模块，实行一体化运作，解决信息孤岛问题。但是以资金为对象的财务，用“融合”就未必合适。从资金角度考察财务，其与业务的关系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异但关联，既不相容又相容。即便业务与财务紧密关联，互相结合，但两者业不能“合成一体”，因为财务与业务属于“不相容”，业务体现“事权”，财务体现“财权”，财权与事权、物流与资金流属于“不相容职务”，原则上应当采用机构分设的方式实现“分权制衡”。财务与业务的关系决定了企业应当建立“统与分”相结合的内部运作机制，而不是极端化的强调“合成一体”。出于分工和制衡的考虑，“业”与“财”的关系应当是相互配合、协助、协作和渗透的关系。

其次是概念的内涵。很多文献强调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紧密协作与深度融合，或业务和财务间的深度整合和协同工作，这种理解很不到位，因为这两类部门的紧密协作或合作是企业内部职能分工的必然结果，与信息技术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信息技术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业财协同”（或业财融合），与传统意义上的部门协作存在重大差别（见表3）。

理解管理视角的业财协同，至少还有五点值得关注：一是业财协同应该是双向互动联系。尽管业财融合最初是从财务视角提出，并作为新信息技术背景下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作为财务部门的一项新职能融入财务体系，但发展至今，我们应当跳出财务的局限，从“业务——财务”两个视角，把业财融合或业财协同定义为业务与财务之间的双向联系，即业务事项需要财务协同，而财务事项（如编制预算等）也需要业务协同。既然是双向互动联系，那就必然存在谁是主角、谁主导的问题。二是总体看，业财协同需要财务主动，需要财务引领，需要财务在业务活动的重要节点上了解、参与和服务业务。之所以需要财务引领，是因为财务与业务有着共同的关切——业务增长、风险防控、价值创造和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些共同的关切，财务有着得天独厚的关系、资源和信息优势——财务类似中枢神经与各种业务活动多环节乃至全流程直接关联（关系优势）、财务主导的资金类比人体血液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发展（资源优势）、财务作为天然的战略和目标导向的数据中心能够全面衡量和分析判断业务乃至整个企业的增长、风险、价值和质量等（信息优势）。凭借这些功能优势，财务能够参与业务、引领业财融合或业财协同。但是引领和参与不等于主导，业财融合或业财协同中谁是主导，要看协同事项的职能归属。总的观点是，在企业内部的部门职能分工体系中，协同事项归属哪个部门直线职能范围，该事项的业财协同就由哪个部门主导。三是何谓部门的直线职能？在管理学上，部门职能通常分为直线职能与参谋职能两类。直线职能是部门承担、主管主办的基本职能，参谋职能是其他部门履职过程中需要本部门参与的环节或事项。笔者认为，业财协同并不是财务人员必须精通业务、业务人员也必须精通财务。即使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应用的企业，正常的部门职责分工也是客观存在的，业财协同并不要求淡化、损害、取消分工，更不需要财务人员或业务人员都成为既精通财务又精通业务的万能人，业财协同都必须是在部门职责分工基础上的协作或合作。四是业财协同有多种方式。可以线上也可以线下，可以有固定协同机构也可以是临时性组织，可以组织常规性例会也可以召开临时性会议，等等。五是现代业财协同以数据共享为基础，数据共享依赖系统整合与一体化运作。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把业财协同与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新质生产力等在逻辑上联系到一起。

四、国有企业财务转型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立足中国国情，关注国有企业财务的特殊性

中国的财务学研究应当立足中国、服务中国。中国企业财务理论研究应多关注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国有的特殊性有多种表现（李心合，2021）：一是特殊的性质。国有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且还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组织，是具有多重属性和目标函数的“企业”。二是特殊的功能。国有企业不只是微观经济组织，而是兼具微观和宏观的双重性质和功能，既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又作为宏观经济的调节者，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三是特殊的地位。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者。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性、全局性的重大变化，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主导地位显著提升。四是特殊的目标。国有企业被划分为三大类，即市场化的商业一类、半市场化的商业二类和非市场化的公益类，后两类的国企并非以利润或价值为目标，且所有国企都必须关注非经济的政治和社会利益。五是特殊的运营机制。国企治理强调党组织嵌入的多主体协同治理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决策遵从“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激励强调有限定的经济激励与多样化的非经济利益的结合使用，监督强调党政结合、多种监督机制有效结合。六是特殊的管理体制。党管企业、国资监管、政府干预，三管齐下。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国有企业分为央企和地方国企，经过40多年国企改革，现存的地方国企（特别是地市级和县区级国企）多数都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这是特殊中的特殊：一是特殊的功能作用，地方融资平台的主要功能是城市建设。二是特殊的政企关系，地方政府对于所辖融资平台保持强干预。 

国有企业是与一般商事企业存在巨大差异的特殊企业，决定了国有企业财务体系的特殊性。国企的财务目标定位、基础性假设设定、财务运作机制、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监管体系等都区别于一般商事企业财务体系，进一步分析国企财务体系存在的重大差别是建构中国自主财务知识体系的坚实基础与核心内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和艰巨任务，国有企业无疑要充当先锋队和主力军，相应地，中国财务学理论研究也必须把重心定位在国有企业财务，必须服务国有企业财务的改革和发展，而不仅仅是上市公司。

（二）从实践出发，关注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的逻辑一致性

理论研究原本的意义应该是“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但是观察国内财务理论研究却有些“文献主义”和“数据崇拜”倾向。我们无意否定文献的研究意义。事实上，很多经典的、前沿的、创新的研究文献常常起到启迪灵魂、启发思维、拓展视野、催生观点的作用，但若沿着“文献主义”的路径发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这可以从公司财务学研究领域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中得到证实。

财务学界的“两张皮”现象有多种表现。就本文重点关注的国有企业财务问题，研究范式上，国有企业不是纯粹经济组织，但以纯粹“经济人”概念为核心的新古典分析模型在国内涉及国企财务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应用较多；研究方法上，国企财务体系的理论研究应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规范性命题，而学界流行的研究方法是数学建模式的实证分析；研究选题上，一些有意义、亟待解决的国企现实财务问题因脱离实践无从感知或无法实证而被忽视，如国企财务支持网络、国企财务审批权限、国企财务决策流程等无法回避的财务问题，至今仍未进入财务研究人员的视野；研究基础上，国企财务问题研究需要深入国企、了解国企，不能仅靠阅读（特别是美西方）文献和从商业化的数据库下载相关数据，并将“文献”简单化地理解成“文章”，轻视借助学术著作甚至教科书对相关学科或理论的系统化把握；研究结论上，诸如国企治理等问题的实证研究结论偏离现实世界，模型设计、变量选择和分析结论无法正确表达公司内部决策主体多元、党政双向交叉、流程互联互通、外部三管齐下等特殊的国企治理现实状况。

理论与实际、研究与实践“两张皮”现象的形成，原因复杂。现实情况是，如果学术评价还是“论文导向”，研究人员还是“文献主义”，那么，“两张皮”的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高质量的中国自主财务学理论研究就得不到实现。财务研究实现理论与实践在逻辑上保持一致性，需要相关方认真检讨、反省和矫正，需要“回归本源”。

（三）顺应市场化改革要求，关注财务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性

新中国成立75年，经济领域的最大转型和变化，是把在中国大地上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成功转化成为高水平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国有企业财务研究必须顺应经济形态转型的要求，重构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相适应和逻辑一贯的国有企业财务理论体系。以财务研究对象为例，美西方财务学一贯依托和聚焦“公司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现金流动”，其结果很可能会导致财务学理论“避实就虚”和过度金融化，从而损害实体经济发展。中国老一辈的财务学家们提出的“资金运动论”，覆盖各种类型的企业，具有普遍适用性，更有利于发展实体经济，也更符合中国国情。“资金运动论”产生在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时代与市场经济时代，资金运动的意义是有差别的（见表4）。计划经济时代，没有金融市场，对“资金运动论”的解释主要针对工业企业，且最常见的解释是工业企业资金运动的“五环节论”，即资金筹集、资金使用、资金耗费、资金收回和资金分配，财务管理的内容就是围绕五环节展开设计的。市场经济推动资金运动的主体多元化，按组织形态分有单体公司还有企业集团，按产权性质分有国有企业还有民营企业，按经营类型分有金融企业还有非金融企业，按行业分布分有制造企业还有形态多样的非制造企业，不同企业类型的资金运动形态和过程也有不同。市场经济对资金运动的内容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资金运动过程多样化，包括但不限于“五环节”。二是运动形态特别是资产形态多元化，有实物资产、金融资产、无形资产、生态资产和数字资产等多种形态，实体企业与虚拟企业的资金运动形态也有重大差别。三是运动结果通过财务报表要素化或模块化，包括资产、权益、收益和现金流量四大模块，对应的财务管理的基本内容也包括资产管理、权益管理、收益管理和现金流管理。经济转型使资金运动主体和内容都呈现多样化的新格局，对资金运动理论的解释无论是主体还是内容，都不能再固守单一视角，应当多视角理解资金运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