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泾邑风物志”发布后，地方史志爱好者张志勇先生阅读后，提了不少意见，并推荐在泾河文化研究平台发布，特向张先生致谢，并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天命君

2024年6月18日。

一 百谷于氏世系略

二 百谷于氏

泾阳县王桥镇于氏是清代中晚期的大商族，从道光至民国百年期间，活跃于本地水利、商业诸行，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对于氏落籍百谷的年代，墓志无载。有人说其族从明到清，世代经商，直到清末民初才发展成为本地的商业巨族，该说法目前并没有实证性文献，其家族史料因建国后历次运动的冲击，现已荡然无存。仅从目前《于君华亭生圹》和《惺园公于氏墓志铭》两方碑志而言，大约可推至清代乾隆时期。

1.百谷于氏的溯源

1.1从于惺园的生活年代推算

于惺园的墓志铭是一个残碑（碑文附后），很幸运的是其生卒年文字尚在，其文曰：“公生于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子时，卒于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卯时”。由此其生年为1818年，卒年为1873年，其寿55岁整，民间则称56岁。据族谱研究者推算，每一代平均为25—30年，如果依30年为一代，推至其曾祖“于之后”生年为1728年，为雍正六年。    

1.2从于荣祖墓志看

《于君华亭生圹》，曾有语“世为泾阳王桥镇人”，据此可知应该还要早一些，毕竟其曾祖到于荣祖最多一百多年间，生圹中于荣祖对其族源应该有所耳闻，能讲“世为王桥镇人”，其言应该不差。据此也许可推至清初，甚或明代呢，虽然目前没有碑志出土，但可能性极大。

从上面两则材料来看，于氏居住王桥镇确切年代为清雍正时期，坊间传言所谓自明代就是王桥镇商业巨族，实为民间传言，可信度并不高。

2.于氏家族兴盛的年代

2.1“王桥头一撮毛”

清末泾阳西部有歌谣，“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及王桥头一撮毛。”东刘即桥底川流村刘氏，西孟则为北赵村孟氏，社树姚则为社树村姚氏，三族为清末影响力极大的商贾，基本在川蜀一带具有重要地位。川流村刘氏确证史料不多，民初调查《西康纪要》有语“陕西商人刘义兴在雅安开设茶庄，利润不少于16万两”，经查并未找到出处。关于“义兴茶号”西康纪要记载如下：  

店董 苗幼功；籍别，陕西泾阳；引额，11600张；销路，南北均销，亦可入藏；每平包口，六包半十一包二十一包二十四包不等。备考：康名“根古”，营业已近百年，信用极好，为边茶第一。    

由引文可知，泾阳籍商人的“义兴茶庄”营业已近百年，由此可推知义兴茶庄进入西康经营茶业当在道光年间，据“纪要”作者自序，调查始于民国十九年，成书于二十四年，上溯百年约在1835年为道光十五年。由此，陕商网文“刘义兴于1504年等创立义兴茶庄”等语显系臆测，至于义兴茶庄利润不少于16万两，不知其数据出于何处？  

“西孟”即为现桥底北赵村的孟姓大族，因其商号名称，店董等信息皆无，本县旧志记载“孟”姓人物很多，自明至清皆有，进士举人一大批，议叙入官者亦不少，均未见其墓志等实物，调查也无任何信息，不能断定其乡里所属。仅知在《姚文卿回忆录》中，有该支姚姓曾在北赵村孟家做小伙计一说，民间传言曾有孟姓为泾西著姓一说。

“社树姚”即为王桥镇社树村姚姓大族，落籍泾阳约在元代末期。现有史料在明代就较为兴盛，其族由吏入官者一名，武举两名。进入清代，由其族中大量捐赈及议叙入官年代来判断，全盛时期不会超过乾隆时期，最大可能在乾嘉之交。

从以上三家兴盛时间，结合乡间歌谣判断，于家发迹不会早于清乾隆时期。

2.2乾元堡的石碑

距离于氏族地一二里路有乾元堡，该堡建立时间不迟于明代，其堡有乾隆二十六年庙碑，纪念该堡重修关帝庙，碑阴记载了大量捐资姓名，粗略计算近二百人。除过数十名因破坏有名无姓外，确认于姓仅有一人为“于子福”，和大量捐款极少者混于一起，从碑志记载看，其捐资应该不超过“一钱”。

之所以作此判断，原因有二：其一，此“于子福”是否百谷于氏，无法判断，不能排除外地客商；其二，假如“于子福”属于该家族，未免太少，依乡间习惯如此盛事，本村及周边邻村皆有贺，而于氏仅一人，有悖常理；其三，捐资款项很少，如其为大族，有名望之士绅，不会限于一钱以内。    

由此可知，于氏在乾隆二十六年前后尚未发迹，与乡间普通农民并无二致。                                         

3.于氏兴盛迹象

3.1于氏金声公

于金声是前文于惺园的父亲，于惺园出生于1818年，假设其三十得子，金声公可能出生于1788年，约为清乾隆末期（五十三年）。于氏现存两方碑志有以下文字，值得研究者参考：

“金声公善病，晚年艰于步履，每出入公必谨扶持，日侍左右。金声公止之曰：僮仆多矣，何必尔……比随惺园公读书数载，经塾师口讲指画，其文诗皆有法度可观，惜未卒其业……惺园公隐于酒，实悲其兄克庵早逝，每有感伤，必资杯中物。公伺其微醉，辄以他端易之……尝谓公曰：吾乡风俗奢靡，吉凶礼文踵事增华，实为有识者所鄙。吾他日百年后，汝辈毋蹈此陋习。如谓薄于其亲，曷移之以待贫者？”（《于君华亭生圹铭》）

上述引文为该碑描述于金声的文字，所透露的信息：

（1）于家在金声公时期，雇用了不少仆人，照顾其家人日常生活。

（2）教育于惺园时，有专门家庭教师，进行一对一辅导。

（3）于惺园在其兄克庵去世后，有“隐于酒”的委婉说法，实际上就是终日酗酒，表现对兄长不幸早逝的怀念。

（4）金声公教育于荣祖时，有“吾百年后”等语，希望不要铺张浪费，把钱财都用丧事上。说明于家此时家境较以前发生较大变化，有了浪费和铺张的资本，虽然墓志用以表现金声公热衷于赈济资助乡人的美德，却从侧面说明其家赀较为雄厚。    

3.2李家堡的石碑

2021年，渠南李家堡子村发现一庙碑，上有于金声带领本村民众修筑庙宇事迹，该碑树立时间为嘉庆年间（详细情形待查，因碑被锁于该村庙中，具体文字已忘）

3.3王桥中学内的石碑

普能（1998年）验收以前，王桥中学内曾有旧碑四方，后来因校建将碑完全填埋，现已无法确定其内容。约略记得临近南果园左侧石碑有“西藏宣抚”等字样，碑上刻有花翎、玉瓶等物，初步推测可能与于氏家族相关，初步筛查清末于氏重要人物于荣祖与子天赐，议叙授官未与西藏有所牵扯，是否于惺园、于克庵两人，尚不能肯定。

碑刻年代现无记忆，惟待有朝一日学校重修（建），或能出土。

4.清末于氏助赈记录

4.1县志与碑志记载

于荣祖，王桥镇人，光禄寺署正，居近白渠，谙于水利，值修淤必资助，为乡里倡。光绪三年，赈银六千八百余两，议叙朝议大夫。子天赐能承其业。（《宣统重修泾阳县志·卷十四 列传》

“又岁值大祲，远近闻之者争先恐后扶老携幼而至，百谷一镇为哗然。公虑其众而滋事也，望见饿者急稽首至地，于是众始帖服，计散给三日乃止。公之善承亲训为何如耶？……他若周困乏，设粥厂，睦乡里，重士族，种种义举，与惺园公无少异。”

乙卯（咸丰，1855年）秋，前任邑侯黄公兴水利，知公勇于为义，请监修斯渠。公以身任其事，其时回气甫定，民气未复，计亩摊钱，徒滋扰害，遂议合邑富绅捐修。公因曰：吾既建是议而不首先倡率，如众论何？遂出多金，而吾邑之捐者日集。（《于君华亭生圹铭》）    

“然每遇岁侵暨国家有大征徭，慷慨乐输不下十余次，县尊故以公为识大体云，至其周困乏，恤贫寒，睦里䣊（党），重士族，完逋赋，无不倾囊。而意念抑然无少德色，并不令家人知，意不似区区阿堵令受者有愧色也。及接人遇臧获，疾遽不形他可知矣。”（选自《惺园公于氏墓志铭》，该碑笔者自命名）

于荣祖 字华亭，邑西王桥镇人。祖士荣，有隐德。父振，字金声，赋性孝友，母死，事继母如生母，而又急人之急，戚族里党咸赖之，以输军饷诰授奉政大夫。荣祖生有豪气，不拘小节，兵燹后白渠淤塞，知县黄传绅思议浚修，而苦于费用浩繁，召荣祖商之，荣祖独任其事，毫无难色。传绅即以渠事委之，果克期告竣。传绅欲摊捐民间以偿，荣祖不许，遂给谕奖之。岁饥并捐粟赈济，前后不下数千金，并于西北乡一带设立义塾，以教贫民子弟之无力读书者。（《泾阳乡土志》光绪残卷）

由上述引文来看，于氏家族最初做善事当在咸丰乙卯年，即1855年。事件起因是于荣祖助修筑龙洞渠，于荣祖出资数量无载，旧志仅“值修淤必资助”，说明远非一两次出资公益。

最大的一次赈济当在“光绪三年”，即1877年陕西大灾，史载这场旱灾长达三年，陕西人口损失将近三分之一，于氏家族此次灾荒捐赈六千八百两。县志及两方碑志均提到了于氏捐助，县志记载过于简略，于荣祖生圹铭记载侧重于本人，于惺园则较为详细，其语有“慷慨乐输不下十余次”，由此多次获得“县尊”的赏识。

于氏完成华丽转身则在同治年间，《泾阳乡土志》（残卷）载其父于金声（振）有语“以输军饷诰授奉政大夫”，其父于金声可能在咸同年间为戡乱助饷，被授散官奉政大夫，官居正五品。《惺园于公墓志铭》载：“至咸丰九年，奉命捐京饷，始授今职。”“今职”是何职？因为未发现志盖，又为残碑，所以是否与其生父于金声有关，不好妄下结论。不过，原来以农商为业的于氏家族，自此成为具有半官方身份的一方士绅，完成了其家族的巨大转变。    

此后于荣祖继其父、嗣父（嗣父于惺园）后，又有十多次捐资社会公益事业的举动，其中最大的一次在光绪初年，捐资金额多达六千八百两白银，种种迹象表明至少在道光、咸丰时期已跨入巨贾行列。

4.2民国与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

《西康纪要》（右图）民国版218页表格，记载于氏在西康营茶基本情况：姑录如下：“店铺名称 恒泰；店董，苏含芬；籍别，陕西泾阳；引额，8000张；销路，南北均销，亦可入藏；每平包口，二一包半，无退。”该纪要未载于恒泰的品牌与商标，其中8000引茶在西康省规模，《寻找西康》的描述入藏茶叶共计11万引，于氏所占份额为7.27%；《西康纪要》所载各茶店茶引之合为94140引，于氏所占比例为8.49%。西康省茶引每引配茶5包，每包为旧制16至20斤不等，故可推知其营茶规模为旧制64万—80万斤。当时一年可获利润多少，因无文献可证无法说明，只能说是一笔巨款，而这也只是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至于清代晚期情况，可能还要更厉害，据“纪要”清末政府也整顿茶叶市场，一度斥巨资办公司意图独享茶利，排斥众多外埠茶商，对诸茶商造成一定冲击，以上数据为冲击之后的于氏营茶规模。

4.3建国后调查    

20世纪六七十年，回族学者马长寿调查回民起义，曾在泾阳进行了调查，后来进行出版，其书《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中多处涉及于氏，现摘录如下：

而最富的于家，专营茶、药材，商号多在四川一带，最有名是恒泰盛字号，堂名务本堂，康定的恒泰盛就是他们的生意。（257页）

每年办引8000张，利润100万两，刘、姚、孟三家的财富加在一起不如他家的一撮毛。（188页）

王桥于家起家很早，县志上有于天赐及其祖父的历史，于家是县里第一大富豪。（257页）

 秦帮在清代专门经营典当业，汉中最大的典当业首推毛家（应为泾阳王桥于家——引者注）他家有七大商号：世发隆、裕丰永、裕丰德、大有德、公生明、隆盛和、其店主为泾阳桥头一撮毛家。（418页，以上引文《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

除了马长寿的调查，另有《汉中文史资料选辑》11期188页也有于氏在当地营商的记载：

泾阳王桥于家在汉中、四川设典的当铺叫恒泰盛，堂名务本堂，在汉中就有他们设的当铺七大号。汉中工商联——《汉中解放前的工商业》

学者马长寿的调查，其场景据该书是征召不少泾阳文史工作者，他们齐聚一堂畅所欲言，并未依据文献史料，故而其数据有些可信，有些不可信，毕竟都是建国之后的民间传闻，并无确切依据，如八千茶引利润100万两，实在令人无法想象。“汉中文史资料”虽然迟于马长寿调查，其多为定性化的描述，当时于家收养后人尚健在，估计较为准确。马文的“恒泰盛”，可能是建国后众人回忆有误，《西康纪要》（上图）明确为“恒泰”，特此说明。从以上引文我们可以推知以下信息：    

（1）于氏家族最主要的营商地域当在汉中、川西及西康一带。

（2）其家族主要以药材、茶业、典当业为主。

（3）至少在民国时期，于家拥有大量财富，虽不敢号称泾阳县第一，但其实力不可小觑。

（4）于氏家族最盛时期应在于金声、于荣祖父子时期，即清道光与光绪时期。

5.采访于家小伙计

5.1伙计赵铭伍

居住成都的退休干部赵铭伍，曾是于家在四川字号的小伙计，2018年10月，年逾八旬的老人回陕省亲。笔者采访时，尚能回忆解放前昔下川学习经商的过程，当时其祖父为培养其能力，没有把他放在自家店面，反而送到了于家商号，开始在成都，后来被“发配”到雅安，最后则放在了最艰苦的甘孜。后来解放，一直在甘孜工会上班，直到退休常驻于成都市。

5.2赵铭伍下川

东街赵铭伍的祖父赵燕翼，在“聚诚”字号（见前表）做经理，也是一位较为成功的商人。赵铭伍出生于1933年，小学毕业已十五六岁，被家人送到四川当伙计。他回忆当年由王桥出发，乘牛车至咸阳，坐马车去宝鸡，行贿乘汽车到成都，后来联系同乡于家掌柜，将他从成都“发配”到了雅安，让他在“恒泰”茶号当小学徒。

5.3赵铭伍眼中于家的生意    

“于家东家每年在固定时期到铺子收取利润，其他时间则很少到铺子关心经营活动，这种情形自然就导致了投资人既未能将客户资源掌握在手中，也没将货源把持在手中。于氏定居泾阳，其商业网点遍布西安、咸阳、汉中、成都、雅安、康定、甘孜、玉树，年富力强时可以有效控制各字号，年老时逐渐失去对于商业帝国的控制。”

“有时连他们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到底有多少商业网点，自家的根底都不清楚。同时动荡时局使得于氏商业迅速地垮塌，可见衰落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了。”

“处于清末民初的乱世，经理忠诚度基本决定着一个商业帝国的成败，于氏后来衰落了，原因是于氏户族人丁短缺，于天赐年老无子（有一女），后来在本地抱养一子，但难以承继祖业。”

“于家恒泰字号的茶叶就是金字招牌，多年建立的商业信誉，是其他地域的商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能取代的。尤其是年龄偏大的藏族同胞，对于家茶叶的品牌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凡是看到印有恒泰字号的茶砖，多是丝毫不迟疑，生活消费基本就是他了。”

6.百谷于氏的名声

民谣“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如王桥头一撮毛”，这个民谣源起何时不好说，据推测应该不会要早于清光绪年多个版本的说法，民谣初看是在与另外三个财东比财富，实质却不是。据当地村民回忆，“王桥头于家”出名在于义举。

关中气候每至夏收，天气多雨，且多为霖雨或暴雨（又称白雨）。本地劳力紧张往往需要借助外地劳力。于是就有许多甘宁一带的农民每到收获，便会到关中各县“赶场”，习惯称为麦客。他们习惯风餐露宿，不带有财物，依靠短工收入度日，依习惯“东家”搭镰时也不会亏待他们。麦客们白天干活，晚宿屋檐之下，一般情况下夏收天气炎热，倒也能将就。麦客最不怕吃苦，最怕遇到雨天，雨天没活干，没有活干也就没有饭吃，也没有了收入，且雨天也没有地方可以待，他们本来就是一帮穷汉，身上仅有一点钱可舍不得住店。    

于家习惯雨天舍饭，当时周围的麦客都受到了恩惠，虽非大鱼大肉，馍馍热汤也能暖人心肠。至天气放晴，麦收完成最早的就是王桥镇诸村，因为这里麦客数量最多。也正是于家多年的义举，让于家有了不同他家富户的好名声，他家富则富矣，与麦客何干？而于家则是在困难之际帮了这些穷人的大忙的，也由于麦客多来自外地，有很大的流动性，所以好的名声也就传播开来。据说就在改革开放时期，还有甘宁麦客频频光顾于氏财东家门，就为了祖辈放不下的嘱托。

民谣虽非正史，但能反映于氏家族百年以来的义举，这就是所谓的“口碑”吧。

三 于氏与龙洞渠管理

1.参与管理龙洞渠

泾阳水利开始于公元前237年，自秦就有悠久的水利灌溉历史，清以前渠道多由政府直接管理。自清中前期以来，灌溉效益从一百万余亩跌到不足十余万亩。其后限于种种原因，乾隆初年改引泾为引用张家山泉，导致水量大减，从此从一个广受瞩目的国家水利工程演成了一个地方性工程，原名“白渠”的引泾工程，则因引用龙洞泉水源改称“龙洞渠”，逐渐拉开了龙洞渠民间管理的历史。从清咸丰时起到民国初年，王桥镇于氏父子一直参与着渠道的管理，长达七十余年。

《于君华亭生圹铭》则记载了这段历史：乙卯秋，前任邑侯黄公兴水利，知公勇于为义，请监修斯渠。公以身任其事，其时回气甫定，民气未复，计亩摊钱，徒滋扰害，遂议合邑富绅捐修。公因曰：吾既建是议而不首先倡率，如众论何？遂出多金，而吾邑之捐者日集。时余亦董斯役，与公日访泉脉，因势利导，守前人法，不敢稍事更张。而来源因得不废，至今灌溉之利，众犹赖之。    

于荣祖去世之后，其子于天赐接任其事，继续管理着龙洞渠。光绪二十四年（1898）陕西巡抚魏光焘再次修浚龙洞渠，大约从1898年开始，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该工程。水利关乎国民生计，魏光焘极重视，于是在渠树碑《凿龙洞渠记》：“是役，始戊戌，竣于己亥春暮，共用国帑四千九百九十余两……始终襄事者则于绅天赐”，于天赐基本全程参与了渠道工程。事毕，魏光焘还设立章程如下：乃就地□筹经费，以资岁修。设各县渠总，以专责成。设公所于社树海角寺，以便会议酌之，□程以垂久远。每年夏秋由泾阳水利、各县丞会率泾阳渠总，就近督同额设水夫，按月三旬勤刈渠中水草，九月之望，各渠总会集公所勘验渠道及各渡水石桥、截水土渠，遇有施公，随时修理，只许动用息银；工程较大，则先行核实估计，禀候批准，酌提存□，工竣造报。

于天赐就是魏光焘选定的龙洞渠总，每年固定时间由受水各县县丞领导，于天赐则依照章程督同水夫，修浚龙洞渠。大清灭亡之后，于天赐的管理身份一直没有变化，陕西省建设厅长郭希仁（1917年11月27日）委王桥镇富绅于天赐、姚秉圭（介方）为正副渠总，统管全渠灌区渠事，直到1922年初病故为止。下面就记载了于天赐对龙洞的管理，1917年9月12日，龙洞渠绅于天赐等向陕西省水利分局禀：

“据水夫张世才报称 九月四、五日大雨倾盆，泾水泛溢，冲去龙洞渠、倒流泉石堤，水磨桥北石栏杆， 琼珠洞石堤，打鼓洞石堤，野狐哨等五处及石土各渠亦被石砂淤泥壅塞内等情， 禀请勘验„。”

2.渠道修缮资金管理    

于家是陕西著名的当商，龙洞渠募集到的修缮资金，也由于天赐进行直接管理，一些小型岁修工程则用其息完成。旧志水利卷载：

“筹抽皮坊在渠洗皮一张纳银三厘，每年约得银四百余两，委监渠于绅天赐经理生息为岁修费。”

“然筹集殊不易，光绪二十六年，知县舒绍祥禀提差徭余存银一千两，嗣又

奉升方伯允捐发银二千两，先后交管渠于绅天赐发商营运。光绪二十八年，知县

舒绍祥以沿渠皮作房，需水洗皮，禀请按货价每百两抽银三钱，试办三年，共抽

得银一千二百两，交商生息，所获息银均作为岁修经费。”（以上 《宣统重修泾阳县志·卷四 水利》）

四 王桥镇于氏的衰落

从清到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由于历史原因社会也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对于商业而言十分不利，王桥镇于氏也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之中走向了衰落。中肯地说，于氏衰落与社会动荡有关，也有其本身的原因。

5.1后继无人

王桥镇于氏从清代中期走到民国时期，已近二百余年。从民国初年就呈现出了衰落景象，其最直接原因就是后继无人，当地人讲于天赐育有一女，却无男性子嗣。

于天赐老年之后，才收养有一子，其子所受教育有限，难以支撑庞大的于氏商业活动，更谈不上与龙洞渠继续产生联系。前面本村伙计赵铭伍就讲过，摊子铺得太大，字号很多，于家掌柜年事高了之后，又缺少继承人，对自家字号慢慢无力掌控，最后导致不少合作者离开，从而使得商业走向衰落。

5.2社会动荡    

以前曾收集过一段网文，不能肯定事实，仅列以说明社会动荡对商业户族的打击：团长惠显峰因收债，而纳王桥镇于家女子为妾，仗威权套骗了于家在泾阳城内‘川心点’的街房二百余间，据为己有，于家子弟失了主权。惠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常对人说：“川心店整个院落是于家嫁女时的”，于家在泾阳县城等处确有大量房产，东街村民某曾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于家还从县政府领取房租，随着社会变迁于氏逐渐失去了以前房产，沦为一般村民。

5.3于家大院

于氏发迹于王桥，其祖宅建设得富丽堂皇，有网文说于氏祖宅建于清朝初年，还说中途因土匪毁坏过一次，现代建筑是他们重建的。然而根据我们对于氏家族兴起的分析，基本可以判断于氏在乾隆前期尚未发家，故可判断其祖宅最早不会超过清乾隆时期。当然也有可能中间毁坏过，但此次毁坏时间应该在清同治元年前后，据载清同治元年泾阳县回民叛乱，杀光了泾阳县城居民，各乡村镇尽在其铁蹄之下，极有可能在此次事变中，于氏祖宅被部分毁掉。同治后，他们可能进行了重建。

建国之后，农民运动于氏祖宅被没收，“原建筑规模较大，坐北面南，主体建筑由门楼及前后相连的三进院落组成，此外还有账房、马房、花园等附属建筑。其中第三进院落是建筑工艺最考究的绣楼，供小姐们居住，可惜，这个院落及花园等附属建筑均在解放后损毁或被作为“破四旧”的对象拆除。仅存的门楼及两进院落土改后曾先后作过村公所、镇卫生院。”

新世纪之后，随着社会变革，王桥镇卫生院迁出，该祖宅被卖于私人，之后由于缺乏保护，一所极尽豪奢的清代古代建筑群，墙倒屋塌成为残垣断壁。再后来成为村民宅基地建成普通民宅，于氏最后一点痕迹也湮于历史尘烟之中。    

附：惺园公于氏墓志铭

此昔侍克庵公疾药，亲理无间，昕夕边（实物已不知，故未校）。病笃有告以良医，虽百里必亲延之。其殁也，悲兄慰父，曲尽其道。当弥留之际，公以贻命请克庵公，公曰：“有弟如此，复何言。”葬之日，尽慎尽礼，观者罔不为之感泣。克庵公辞世三十余年矣，公事孀嫂与事兄无少异，迄今完节，旌表获邀，恤典乡里，荣之非公友爱不至此，公性令人俭约，不事奢靡，然每遇岁侵暨国家有大征徭，慷慨乐输不下十余次，县尊故以公为识大体云，至其周困乏、恤贫寒、睦里党、重士族、完逋赋，无不倾囊。而意念抑然无少德色，并不令家人知，意不似区区阿堵，令受者有愧色也。及接人遇臧获疾，遽不形他可知矣。自侍养金声公数十年，无事一语忤亲旨。金声公恒以公不卒儒业为憾，爱敬笃挚欢洽庭闱，亲之所憾，公之所乐也，呜呼！孝矣！

视弟公华亭，情敦手足，生前跬步弗忍离，殁后每遇祭祀，弟必垂涕而奠，则公之友爱可知，公胞叔涟漪公无子，奉金声公命以公为之后，常以不获侍养，抱痛终生，其笃于至性又如此，公家累助饷，议叙辄辞不受，谓此时尽己职，安可藉此以博荣名。至咸丰九年，奉命捐京饷，始授今职。余综公之生平，而质言之于乎可以风己。

公元配邢宜人无出，继配刘宜人。女一适邑廪生山西修补经历张元懋。继配秦宜人无出，以弟荣祖子天赐兼祧焉。公生于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子时，卒于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卯时。葬公南郊祖茔之侧，邢宜人、刘宜人附焉。

铭曰：峨山巍巍兮，公之德峻极而难量。泾水汤汤兮，公之命源远而弥长。门内克敦其孝友兮，融融一堂。阿堵物鄙夷不屑兮，胸襟之光。视敌忾以同仇兮，不惜倾囊。身虽郁而不伸兮，子孙其昌。我今铭公之墓兮，千载流芳。    

诰授朝议大夫直隶候补知府戊午科举人徐叶佩顿首拜撰

例授文林郎候选知县癸酉科选拔费灼顿首拜书

诰授奉政大夫江苏候补同知怡立方拜篆

男天赐泣血纳石

频阳刘好仁刻

启     示

    希望各位地方文化爱好者，能提供散落于各村的碑石、建筑等信息，也可提供图片或碑石文字信息，凡有重大帮助者，笔者有致谢书籍一本。让我们携其手来，共同发掘泾水流域丰富的历史乡土文化遗产，先谢谢诸位了。笔者微信：wangqiaozhongxue，邮箱：619820513@qq.com。

代收人：蒺藜

2024年4月28日

作者：天命君 地方文化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