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代名士林散之

林散之先生

本文作者：陆衡

    林散之，清光绪廿四年（1898）农历十月七日生于安徽和县乌江镇江家坂村。幼时患中耳炎，致左耳微聋，故日后常署名“散之左耳”。晚年失听，遂署名“林散耳”。

林散之 上寿

     先生八岁开始学艺，未有师承。十六岁时，从范培开学书，得安吴执笔悬腕之法，习唐碑。十七岁时，有诗集手稿《古棠三痴生拙稿》，“三痴生”为其自号，后张栗庵取“三痴”之谐音，为其改号“散之”。此时应聘在姐丈家教书，并从张栗庵学诗及古文辞，书学褚、米。聆张栗庵教导：“学者三十开外，诗文书艺，皆宜明其途径，若驰骛浮名，害人不浅，一再延稽，不可救药，口传手授，是在真师。吾友黄宾虹，海内知名，可师也。”遂于三十岁时负笈沪上，从黄宾虹学艺三年，得五笔七墨之秘。三十四岁时，担任“圩 董”，此后十数年义务主持圩事。遵黄宾虹嘱：“凡病好医，唯俗病难医。医治有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多，则积理富、气质换；游历广，则眼界明、胸襟扩，俗病或可去也。”于三十七岁时，只身远游，自河南入，登太室、少室，攀九鼎莲花之奇，转龙门，观伊阙，入潼关，登华山，攀苍龙岭而瞻太华三峰，复转终南而入武功，登太白最高峰，下华阳，转城固而至南郑，复经金牛道而入剑门，由嘉陵江而至成都，沿岷江而下，至嘉州寓于凌云山之大佛寺，转途峨眉县，六百里而登三峨，出三峡，下夔府，觇巫山十二峰，至宜昌，转武汉，趋南康，登匡庐，宿五老峰，转九华，寻黄山而归。历时近九个月，经苏、皖、豫、陕、川、湘、鄂、赣八省，行程一万六千余里，得画稿八百余幅、诗二百余首、游记若干篇。四十一岁时，家乡为日寇侵占，举家逃难数年，流浪中仍作诗书画不辍。

    1950年，五十三岁时，当选为江浦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次年当选为江浦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始成为公职人员。当时，江浦县划归安徽省，当选为安徽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江浦县农田水利委员会副主任。不久，江浦县重新划归江苏省。五十九岁时任江浦县副县长。后江浦县划属南京市，任政协南京市委常委。六十二岁时当选为政协江苏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六十五岁时当选为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次年，江苏省国画院聘为专职画师，专心艺事，一日千里。1966年，“文革”爆发。夫人病逝。先生六十九岁，双耳失听。从此孤身一人来往于南京、扬州、乌江三地儿女之间，“七年流浪”。七十三岁时，跌入浴池，严重烫伤，从此以三指执笔。

    1972年，七十五岁时，《人民中国》日文版拟出书法特辑，征集作品。其草书《毛泽东〈清平乐·会昌〉》受到郭沫若、赵朴初、启功等高度评价，由此享大名。八十一岁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八十三岁时，首次举办个人书画展。次年，首次出版《林散之书画集》。八十七岁时，日本青山杉雨来访，题“草圣遗法在此翁”。九十一岁时，在江浦县建成“林散之书画陈列馆”。

    1989年12月6日，因病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林散之  白沙岭记游

    林散之对自己的诗最为看重，投入的精力也最大，曾说：“我诗第一，画第二，书第三。”其诗，先从张栗庵学，宗盛唐，尤宗杜甫，为之弗辍；继宗中唐，勉学韩愈；而后浸寻宋诗，酷爱苏东坡、黄山谷，也深好王安石、陈师道，由唐入宋，开阔了路数和境界。宋以后大抵厚唐薄宋，流风于今犹存。林散之对此深有感慨，每每为宋诗鸣不平。他说，宋诗在唐诗基础上有发展，内容很丰富，比唐诗更有意思，更有思想；宋诗抒情叙事比唐诗更细腻；宋诗每以概念入诗，照样声动天地；学宋诗比学唐诗需要更艰深的功力。贬宋诗，其实是没有好好读宋诗。

    先生数十年之孜孜汲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罗子史，眼寓山川，所养既深，发于笔下，浩浩然，随意所之，元气浑成，合为一体，以求雅合于前修，寄绝响于空谷。比如他有一首《夜思》：

牛渚经年别，乌江此夜思。

山川留素约，松竹待归时。

鹤怯还巢冷，莺怜出谷迟。

一窗风缓缓，吹我鬓成丝。

像这样的诗，极有唐宋人神韵，在宋以后的诗集中还不多见。

    林散之所作古律不多，而出语奇健。如1977年所作《日本现代书法观感》，以古风记感，凡十七韵，熔屈骚与李白为一炉，实为奇诗。晚年，林散之之诗火候已到，一任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羚羊挂角，无迹可循。他说：“做诗和写字一样，功夫到了就可以放！”

淮南淮北雨丝丝，正是吴江水涨时。

欲请吴娘歌一曲，子兮子兮去何之？

                                 ——《扬州》

情调缱绻，意境美妙，而又不古不今，打破樊篱，最后一句连平仄都“放”了。

    林散之还有不少“打油诗”，《江上诗存》中很少收录，一般人不易读到。这类诗，看似随手拈来，实则很见功力，极其难写，比如他跌入浴池严重烫伤后作的一首《病归》:

劫后归来半身残，秋风黄叶共阑珊。

可怜王母多情甚，接入瑶池又送还。

    林散之的论书诗，更为世人所熟知。议论而富有诗意，深刻而不流于说教。如下面几首，都很精彩：

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到圆时觉更方。

此语我曾不自吝，搅翻池水便锺王。

能于同处不求同，唯不能同斯大雄。

七子山阴谁独秀，龙门跳出是真龙。

天际乌云忽助我，一团墨气眼前来。

得了天机入了手，纵横涂抹似婴孩。

林散之的诗，内容十分广泛，大到近一个世纪的国家大事，小到一草一木、一菜一饭，但无论大小，都有一个“真我”在，都有一片“真情”在。这是其诗的灵魂。他是真性情人，追求真、善、美，化而为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掏将肝肺入新诗。”

林散之 一九七八年自叙稿

    林散之的书法，其自序称：“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古稀之年，又一变矣。唯变者为形质，而不变者为真理。审事物，无不变者。变者生之机，不变者死之途。”

    我试将林散之的书法分为四个时期，即：得法期、蓄势期、勃发期、烂漫期。

    得法期：从幼年到20世纪30年代。他初时未得法，十六岁从范培开习楷书，始得包世臣悬腕执笔之法。但包氏并非正脉，林散之后来批评说：“包世臣的反扭手筋不行。”范培开也误入歧途，林散之后来也批评说：“学唐碑之后就攻草书。当时就有识者评他太狂，太怪了。一步之差，终身不返。”林散之于30年代初师从黄宾虹后，才全面得法，走上了康庄大道。

    蓄势期：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开始时，林散之的字从形和神都酷似黄宾虹。60年代入江苏省国画院后，林散之得以全身心地醉心艺事。他临摹了难以胜计的碑帖，尤以汉碑为最。我认为，即以隶书而言，当代几乎无人可与林散之比肩。其积也厚，其势也足矣。

    勃发期：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60年代末，林散之熔铸碑帖，特别得力于汉碑和《麓山寺碑》，以之入草，沉郁顿挫，开始突破黄宾虹书风的笼罩，呈现出自己的面目。70年代，他“搅翻池水”，矫健如瘦蛟斗水，翔如老鹤舞空，鳞羽参差，点画狼藉。旗帜鲜明，个性突出。

    烂漫期：20世纪80年代，即他的晚年。林散之晚年，身体大有衰退，有时写起字来不免有力不从心之感，稳定性差了，有时在同一幅作品中好坏的差距也很大。但林散之晚年的精品，境界极高。与70年代相比，由成熟回归天真，“得了天机入了手，纵横涂抹似婴孩”；由清劲潇洒而臻于浑穆敦厚；由有法到无法，无法而万法生；“到自然处便是法”。“六十岁前，我游骋于法度之中。六十岁后稍稍有数，就不拘于法”。人书俱老，天真烂漫，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林散之晚年甚至写出了不少“孩儿体”，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有时连字也是“不规范”的！

    林散之是中国书法传统的优秀继承者。对无论何种艺术，他都尊重传统。这是他的基本思想。不少人说林散之比较保守，最是皮相之论。如果认为创新就是无视传统，随心所欲，满纸纷披，张牙舞爪，那么，林散之是够不上这种“创 新”的标准。对于传统和创新，他是这样说的：“创造是自然规律，不是人为拼凑。”“美术、书法创新，这是不断的，哪一代没有创新？唐宋大家都是从古人学出来独开生面。创新早就有了，历代都是这样，凡成功的都是创新，不受古人的规矩。学问、功夫到了一定的程度自然会创新。艺术要有科学态度，不能像‘文化革命’乱闯。”

    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参’是吃桑叶，‘悟’是吐出好丝来。”

    林散之是极富创造精神的。他 说：“敢与古人、外国人比一比。比如写草书，敢同王觉斯、傅山比……没有这种气度怎么行？”当学生的功力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他总会说：“要胆大，放得开。”“学古是为了跳出古人，有自己面目，要写出性情来。”“学我者死，叛我者生。”“规行矩步是写不好字的。”“需要摆脱一切，单刀匹马，直冲直入，此真能成学书 者。”老人恰好生于“戊戌变法”那一年，所以他经常戏称：“我是革新派！”

林散之 姑苏拙政园诗

林散之 太湖西坞纪游诗

    林散之在笔法和墨法两个方面，对传统书法有重大突破，对书法发展有重大贡献。

    在笔法上，他大大丰富了草书的技法，拓展了草书的境界。他根砥中锋，而又无锋不用，如拳法，下盘功夫极好，而又把手、脚乃至身体各部的功夫挥洒得淋漓尽致。他出神入化地驾驭长锋羊毫，融入绘画的皴法，“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到圆时觉更方”，提顿转折，涩进疾阻，似欹反正，将倒复起，而当笔枯墨尽之时，则蹲锋重擦，或绞转、翻转，墨华隐现，一片化机。碑耶？帖耶？书耶？画耶？似有千种万种笔法，丰富极了。

    在墨法上，他打破了千百年来书法用浓墨的传统，成功地以水破墨，将绘画中的浓、淡、焦、枯、润、渴、宿诸墨法运用于书法创作中，加上长锋羊毫的运用，墨色更是千变万化。水墨交融，洇散渗化，有出人意表的情趣。中国人的用墨，至少不晚于商代；中国人早就认识到“墨为五色之主”。但在书法上，历来都是用浓墨的。“仲将之墨，一点如漆”，写字要“浆深色浓”，“须湛湛如小儿目精乃佳”，“古人作书，未有不用浓墨者”。就绘画墨法而言，“近时除黄宾虹得其奥窍外，寥若晨星”。林散之不仅在绘画上传其衣钵，而且自觉地用之于书法创作。他写字时，必将墨磨得起丝，然后以笔蘸清水破之。这是对笪重光“磨墨欲熟，清水破之则活”一语的正确理解。用墨难在用水。世间生物，有水则活，无水则死。

林散之 陈简斋清明诗

林散之 “书似灯如”对联

林散之 “叠石酒旗”对联

     形成风格，就是超越别人，这固然可贵。但大多数艺术家就此结壳、作茧自缚。因而更可贵的是形成风格以后，不断地超越自我。唯其如此，才能成大师。林老就是这样的大师。他是在七十六岁才成大名的。此后，他几乎年年有新意，在极高处再翻了几番! 林老的成功，源于他对艺术真谛的理解。他平生从不作奇谈怪论。真理是最简单、最朴素、最自然的，只是有层层魔障而已。

林散之 李白草书行歌手卷（局部）

    中国书法，在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仅产生了十多位一流大家，可见其难。而就中尤以草书为最难。草书集各体书之美，无论从技术性还是艺术性看，都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所以有“观书者必观其草，不工草书者不能称善书”的说法。书法艺术发展至唐代，真草隶篆，四体大备，点画波磔，八法济美。开元年间，张旭博采众长，创为大草，纵横挥斫，诡怪飞动，而又中规入矩。僧怀素师其法，并臻高妙。但古往今来，习草书而有大成者，寥若晨星。唐以后仅黄山谷、祝允明、董其昌、王觉斯数人，而觉斯以后，则后继乏人。林散之“大力煎熬八十年”，师古法，出新意，糅碑入帖，刚柔相济，笔势多变，随手生发，并以画法入书，水墨交融，洇散渗化，墨华隐现，一片化机，使书苑沉寂已久的草书艺术，再现辉煌。且明清诸家，多于长笺巨幅振笔疾书，痛快淋漓而乏蕴藉，而林散之既浸淫汉魏碑版及李北海楷书，以之入草，沉郁顿挫，变起伏于锋杪，寓衄挫于毫端，其精品不让前贤，或有过之。

    从更深的层次上说 ， 林散之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在当代的杰出代表之一。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谓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 人。这种特殊含义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专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还必须深切地关心国家、社 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心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林散之就是当代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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