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军校众多，为什么黄埔军校能脱颖而出？

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 ，兵锋直指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这三大军阀。到8月底，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直取吴佩孚手下的重镇武汉，吴军把守粤汉铁路上的要隘汀泗桥，企图凭险固守；吴佩孚亲临督战，下令“退却者杀无赦！”在正面猛攻屡次不克的情况下，张发奎亲督三十五团，和叶挺独立团迂回到吴军侧后，突然杀出，一举夺取了汀泗桥。吴军退守贺胜桥，叶挺独立团再次凭借宁死不退的血性冲破层层防线，取得贺胜桥大捷，为彻底歼灭吴佩孚在湖北的势力铺平了道路。这支以黄埔学员为骨干的劲旅，高唱革命歌曲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战，用血肉之躯铸就了北伐战争的关键胜利，也让这所创办仅两年多的年轻军校，以“能打硬仗、敢赴国难”之名响彻全国，成为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独特存在。

那么，黄埔军校作为后起之秀，是如何从民国众多军校中脱颖而出，拥有这么大能量的？

100多年前的中国，正处于四分五裂的黑暗时期，军阀混战，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山河破碎的危局催生出“强军救国”的热潮，创办军校成为一种潮流。当时，北方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洋军阀多出于此；西南有云南陆军讲武堂，蔡锷、朱德、叶剑英皆出自此处，同样是人才辈出；东北讲武堂则背靠奉系军阀，坐拥先进武器装备，学员多为东北军精英，在关外自成一派。除了这些著名的大军校，各地的小军校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广州一地，就有湘军讲武堂、滇军干部大学、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建国粤军讲武堂、建国桂军军官学校等，它们或依附军阀势力，或侧重技术教学，各有侧重却始终难以突破“派系林立、宗旨模糊”的桎梏。

四等护国奖章。来源/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

1924年6月16日，广州黄埔长洲岛出现了一所新军校。它没有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那样的悠久底蕴，创办时甚至要借祠堂当教室、用木桩练刺杀，首期学员连像样的军装都凑不齐。但就是这所“先天不足”的军校，在短短三年间走出了林彪、徐向前等开国元帅，培养了杜聿明、胡宗南等国民党军将领，不但在北伐战争中打败了众多知名老牌军校出身的军阀，还在抗日战争中书写了无数忠魂传奇。

此前，为救亡图存，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但屡屡碰壁而无法贯彻实行。孙中山认识到：

“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

孙中山。来源/孙中山纪念馆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孙中山以苏俄为榜样，创办军校，建立一支由国民党统率与指挥的革命军队。1922年9月，孙中山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并同时加速了联俄、联共的步伐。黄埔军校的筹建，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923年8月，孙中山授意蒋介石约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筹组包括国共两党共4人的“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出访苏俄，就黄埔军校的诸多具体问题进行沟通与协商。此后，在国共两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的筹备、选址、招生等一系列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1924年5月5日，新生开学，近500名新生入校接受学前编队与整训；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隆重的成立仪式。这样，有“东方红军”之称的黄埔军校正式在“军事要塞”黄埔长洲诞生了。

在黄埔创校建军的过程中，苏联给予了大量援助。苏方派出鲍罗廷和加伦等组成的驻广州顾问团，其中37人在1925年底以前任过军校的教官及各类顾问职务；提供了约200万卢布的资金，用于军校的校舍建设、武器采购及日常运营，给黄埔军校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苏联的援助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在制度层面上，黄埔军校效仿苏联红军，实行党代表制度，即以党治军，军队的一切命令都要经党代表签署后才能生效。而在教学中，则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正如孙中山所说：

“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孙中山除要求广大师生在教学与训练中牢记并贯彻爱国救亡的办校宗旨，还告诫并勉励大家要养成与践行爱百姓、不怕死、不要钱、精诚团结、严守纪律等革命精神。为此，他在开学时为军校题书“亲爱精诚”四字作为校训。学校正门上贴的一副醒目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为“革命者来”，成为全校师生的格言与座右铭。

这种“主义建校”的宗旨，正是黄埔军校与其他军校相比的优越之处。

为加强思想教育，黄埔军校还专门设立了由周恩来、熊雄等人先后主持的政治部，通过以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课及其相关活动，促使师生了解中国的现状、革命的目的和自己应负的使命，做一个新式的革命军人。

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来源/周恩来纪念网

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创办之初，中国共产党调配了大批的优秀共产党员主持政治教育工作，并参加军事工作，同时动员进步青年前去报考。毛泽东当时任职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就主持了黄埔军校在北方地区的招考工作。

黄埔军校是中国革命军将校的摇篮，黄埔学生在军校学习期间，不仅接受了现代军事教育，更深深受到民族主义的熏陶。对比其他军校，如开创了近代中国系统军事教育的先河保定军校强调“不问政治”“服从命令”，学员服务于各军阀。黄埔学生经过主义的熏陶，接受了系统的民族主义教育，与效忠于军阀的军队完全不同，强调“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精神。黄埔军校也因此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了大批的军政干部，其中很多人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携手奋战，也造就了黄埔军校的赫赫威名。

据统计，黄埔军校及其分校在1924-1927年间，共招收了6期学员，合计约1.2万人。前5期学员为国共两党合作培养，共有毕业生约7400人。这些毕业生既能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又会指挥军事战斗，日后均成为构建国共两党军队的骨干力量。国民党方面，截至1946年，黄埔军校前6期师生出身的高级将领至少有271人，包括特级上将1人，一级上将5人，二级上将5人，上将7人（内有3人为追认），中将加上将衔2人，中将180人（内有10人为追认），少将71人（内有6人为追认）。

黄埔军校毕业证书。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官网

黄埔军校对于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尤为重大。黄埔军校借鉴苏联的办学经验，允许马列主义的书籍出现在课堂上。这样，共产党员就可以以个人合法身份在校宣传自己的主张，有助于扩大自身队伍。在周恩来担任掌管全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中共党员几乎囊括了国民革命军的所有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这对中共后来贯彻执行的党代表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仅黄埔一期的650多名学生中，就有13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而黄埔前6期师生里的党员总数约有几百到上千人。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实行军衔制，黄埔师生中获授元帅者有5人：林彪、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获授大将者3人：罗瑞卿、许光达、陈赓；另有获授上将者8人：张宗逊、周士第、杨至成、宋时轮、陈伯钧、陈奇涵、郭天民、陈明仁；获授中将者9人：阎揆要、谭希林、王诤、倪志亮、郭化若、常乾坤、唐天际、彭明治、曾泽生；获授少将者8人：方之中、袁也烈、洪水、周文在、李逸民、曹广化、廖运周、张开荆。此外，还有10多名黄埔军校出身的原解放军高级将领，如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长周恩来、四野兼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四野兼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袁仲贤、热河省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两广纵队政委雷经天等人，因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转往中央机关和各省市政府从事党政领导工作，而未被授予相应的军衔。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前6期师生是解放军重要领导人的主要来源之一。

影视作品中黄埔军校画面。来源/电视剧《光荣与梦想》

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策划了广州“清党”行动，不久后废除了黄埔军校内的党代表制度。当年12月广州起义后，黄埔军校的校务陷于停顿。1930年9月7日，蒋介石电令“埔校着即停办”。10月14日，广州黄埔的原校址停办。

黄埔军校自成立之日起，就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奋斗目标，形成了以民族精神与革命精神为认同标准的黄埔价值观。在这种价值理念的引领下，黄埔师生们从北伐战争开始，先后打倒各路军阀，又抗击日寇的侵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4年10月，黄埔军校成立不久，英国买办代表陈伯廉对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实施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极为不满，命令支持他的商团军发动叛乱，黄埔军校师生挺身而出，在粤军、湘军等协助下很快平定叛乱，首扬黄埔军威。

此后，1925年2月，盘踞东江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先后两次出兵征讨，周恩来也参与其中。黄埔军校学生军人人奋战，“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不少学生英勇牺牲，终于打垮陈炯明军。5月下旬，滇军将领杨希闵、桂军将领刘震寰亦发动叛乱，黄埔军校学生军在广州市民的协助下一举粉碎叛军的骚乱，清除了广州革命政府周边的威胁。

北伐战争期间，黄埔军校学生军仍一如既往，甘当主力和先锋。国民革命军参战的8个军中，共产党员几乎领导了各军的政治工作，而国民党员则较多担任各军的军事骨干，军政合力，共赴北伐大业。例如叶挺的第四军独立团与该军主力——张发奎的第12师和陈铭枢之第10师并肩战斗，战必胜，攻必克，为该军赢得了“铁军”称号。整个北伐期间，黄埔军校前后共有3000名左右学生军英勇牺牲，为北伐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进而开创了中国革命武力反帝反封建的新局面。

黄埔师生军事生涯最辉煌的时期当属抗战，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他们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一同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正面战场上，黄埔军校师生出身的国军将领以数百计，其中担任过总司令、兵团司令官以上的就有90余人。他们在长城、忻口、淞沪、徐州、武汉、长沙、桂南及征缅等各大战役中，不断抗击日军的侵犯，重创、消灭了大批日军主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据《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统计，全书收入的84名国军将领中，有28人出身于军校前六期师生，占殉国将领的三分之一。

而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担任正军级以上职务的黄埔师生也超过了40人，如林彪、陈毅、叶剑英、左权等。他们率领广大指战员活跃在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敌后，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其中，左权是黄埔军校一期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牺牲于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年仅37岁，成为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将领。由此可见，黄埔将士以视死如归的军人魂魄参与民族抗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来源/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官网

黄埔军校的许多师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黄埔军校所培育的革命军“带来了国民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空前规模的广泛传播”，它所铸就的“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贯穿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如今，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仍是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