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一个英雄主义的饿鬼②饥饿

© 老鬼／文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了。
　　真饿呀！同学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什么多喝水，什么少拉屎，什么用皮带勒紧腰，把胃给勒小，并交流着哪个饭馆的粥比较稠，哪个饭馆的面条给得多，哪个饭馆的烧饼个儿大……
　　尽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个北京市民都在挨饿。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如洗，往日无人问津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一年要按购货本定量供应，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盐、肥皂、芝麻酱、粉丝……也全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户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则根本见不着，全都被出口换了外汇。
　　晚上五六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的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上，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文体活动。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班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地回家。
　　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是八两半，平均每个月还不到一两，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当时，名义上北京市民一个月能供应二两肉，但根本买不着。常常几个月吃不上肉，肚子里没油水，人就吃得多，中学生一天一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上午上第四节课时，教室里就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氛，连有些女生都坐不住了，屁股扭来扭去的。老师非常理解，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一秒钟都不拖延。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箭一般冲向食堂，兴奋地喊：“吃饭喽，吃饭喽！”
　　班里有位伙食委员，一个月一次专门负责统计每人每天的伙食安排，然后报到食堂管理员那里。值日生打饭时按每班每顿饭的总量打。中午有人吃三两，有人吃四两。值日生将主食分到每人碗里，再把菜分到另外一个碗里。我一般都是早三两、午四两、晚三两。我每顿吃完饭后，都要将碗里的饭粒舔得干干净净，而且刷完碗后，还要把刷碗水喝进肚子，将残剩在碗里的菜汤、油星、肉眼看不见的细微饭粒全吃光。可每逢离开饭厅时，依旧有些失落，因为肚子里还很空，半饱都谈不上。看着别人还在吃着、咀嚼着，我就无比羡慕，刹那间觉得大饭厅是世界上最温暖可爱的场所。尽管里面总是弥漫着一股霉烂味儿，但这霉味儿代表着食物，异常地亲切诱人。
　　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几分钟就结束了。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吃得快才有充填感，胃突然盛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往里填更有吃了东西的感觉。所以，单位时间进食量多，对胃神经的刺激才大，因而吃得越快才越解饿、越有饱感。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才最不饿？这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经常切磋的问题。我试过早二两、午四两、晚四两；还试过早四两、午三两、晚三两和早三两、午三两、晚四两……甚至还试过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但这一斤粮食无论怎么吃也还是感觉饿。经过反复比较，我依然采用了大家普遍的吃法——三、四、三。为解决上第三节课就饿的问题，我还尝试过早饭只喝三碗粥（一两一碗），不吃干的。这样当时会觉得挺饱，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每个人都被饿得眼冒金星，粮票就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各省市通行的规矩，没粮票寸步难行。无论亲戚朋友之间多亲密，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吃多少给多少。哎呀，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比丢十块钱还可怕！真的，在大街上你若乞讨钱，还能要到两分五分的；你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因为，这等于是从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掏吃的啊！
　　记得听同学们说过：就有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的粮票而自杀。
　　领粮票时，人们得一斤一两地数，两两计较，比到银行取钱还在意，不敢马虎。当时豆芽、豆浆、豆腐、豆制品都极少见，即使有，也要粮票。
　　每星期六回家，保姆首先问我在家吃几顿饭？吃两顿饭给半斤粮票，吃三顿饭就给一斤粮票。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
　　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黄豆、肉等。父亲屋里有一个电炉子，每天早晨他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
　　凭良心说，我们家里吃得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的，总想多吃点儿。
　　父亲在饭桌上常常若有所思地说：“吃饭七成饱就行了，吃太饱活不长。”
　　但人挨饿时最渴望的是吃饭，根本无暇考虑寿命问题。只要能吃饱，活不长我也认了。
　　因为老挨打，我从小就非常害怕父亲，再饿也不敢向他要吃的。
　　每月学校退我六斤粮票，我要给家里四斤，剩下的两斤，我就上饭馆吃了。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儿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五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儿资产阶级腐化，董存瑞绝不可能老下饭馆。可我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
　　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
　　学校早早就放学，为的是减少能量消耗。我住校，孤零零地回到宿舍，距离晚饭时间还很长，什么也没心思干，就躺在床上熬钟点，脑子里总离不开与吃有关的念头。我常常幻想科学家有朝一日能发明一种营养药片就好了，吃了不饿，使人类彻底摆脱依赖粮食生存的现状。如果这个发明成功，将比火箭原子弹的发明还伟大、还千古不朽；大饥荒到来，工厂只要多生产一点儿这样的药片即可。
　　记得当时《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肉、人造蛋白，营养比真黄豆、真猪肉、真蛋白还高……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被宣传得沸沸扬扬的，那水沟里绿绿的、毛茸茸的、脏兮兮的污物顿时成了宝贝。我对小球藻也充满了希望，以为能很快结束这挨饿日子。可最后却不了了之——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小球藻的养殖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更没有普及到千家万户。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兔子（因兔子繁殖快，还只吃草）。据说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不少国家机关还组织人去内蒙古打黄羊，但黄羊数量有限，黄羊肉分到每人头上，只够吃一两顿。
　　我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把胃的体积勒小。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人一样，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时，再用水涮涮，将碗里剩的微量粥末溶解进凉水里，再全部喝掉，不让一点点碳水化合物流失。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走读同学比我还强些，回到家可以再蹭点吃的，能回旋缓解一下。我一天到晚只靠学校食堂那一斤粮食为生。早三、午四、晚三，多一口也没有。食堂铁面无情啊，馒头、米饭、窝头二两就是二两，只少不多。熬菜青汤淡水，根本别指望能吃到肉。所以我老是饥肠辘辘，被饿得晕头转向。
　　一有点粮票，我就上饭馆吃掉。学校附近的饭馆我全部吃遍了，知道了哪个饭馆二两火烧个儿大、哪个饭馆烩饼最值。同学间最经常的话题也是交流这方面的信息。据说琉璃厂西街的一家小饭馆肉末面特实惠，有菜有肉、有油星，三两好大一碗。我就专门去吃。即使已在学校食堂吃了饭还要吃，一定要一顿吃一斤多，把胃撑满了，有了饱感才行。
　　饿了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这样平时挨饿还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一到月底，本月粮票全都花光，就得熬到下月发粮票。中间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一碗萝卜汤喝，暖暖身体，让嘴巴能往肚子里咽下一点儿东西。望着周围人能津津有味地吃米饭、嚼花卷，我无比地垂涎和凄凉。瞎子渴望着恢复视力，囚犯渴望着出狱，而我这时候就渴望着能捡到一张五斤的粮票。
　　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世界团体冠军。庄则栋、丘钟慧分获男女子单打世界冠军。学校里流传着这个消息，洋溢着一片喜悦气氛。可是我激动之余，还是忘不了饿，空肚皮没法蒙，它吃不着东西就闹，让你心慌气短。为了一个同学借了我半斤粮票没还，我苦苦思索证据，研究着万一他不承认怎么办？认真考虑怎么抢他一个值钱东西作为逼他还我半斤粮票的办法。
　　如果这月有节假日，学校就能多退我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儿，留着自己上饭馆用。比如在家吃两天零一顿只交两斤粮票。但那保姆精得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一顿粮票，她会唠唠叨叨很长时间。每逢我跟保姆发生矛盾，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教育我要尊重劳动人民。
　　这保姆五十多岁，我们管她叫施阿姨，年轻时很漂亮，曾是一老地主的三姨太，爱抽烟，一身烟味，面色蜡黄。她嘴巴能说，特会当面奉承人。对着母亲赞叹：“杨同志心眼儿真好。”对着父亲夸奖：“马同志没一点大官儿架子。”……把父母拍得晕头转向，极宠信她，所以就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吵架。她刚来时，因我不爱说话，当面称赞我是“贵人不出语”，现在却为我少给了一点儿粮票，就指责我“自私自利，总剥削家里粮食”。
　　无论谁来了，要吃饭就得提前通知她，给她粮票，否则没你的饭吃。每顿饭，有几个人她就做几碗米饭，一碗也不会多。菜有时还能剩下一点儿，饭则永远别指望谁能剩一口。记得那时白杨的女儿常来我家（父母是她的监护人）。她若不给粮票，这保姆就真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碗柜等锁起来，像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垃圾箱里，我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饼干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为了保命，他们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十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她解释说：因为她和父亲定量很低，家里客人多，有的客人吃饭不交粮票，所以粮食老亏。
　　事实上，父母也确实吃不饱。多年后，我从母亲的日记中获悉，当时父亲被饿得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目眩，根本就写不了东西。因此他们指示施阿姨，孩子回家吃饭必须交粮票。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哪怕是亲儿亲女、亲兄亲妹也不给。
　　母亲有时候会指示施阿姨把家里的一些剩菜装到瓶子里，让我带到学校吃，粮食却从没给过我一两。
　　施阿姨仗着有后台，要起粮票来铁面无情，记不清为几两粮票跟小胖和我吵过多少次了。她身上有浓厚的烟味儿，嘴巴里有颗银牙，白发梳得溜光，脸色总那么蜡黄，她让我领教了缺少同情心、势利、冷酷的女人是一个什么样子。几年后她患肺癌病逝，我甚至暗暗叫好。
　　每逢月底粮票用光，饿得实在受不了时，我唯一能吃饱的地方就是姑姑家。
　　姑姑住在市府大楼附近（现在的长椿街南），离我们学校不远。父亲把她弄到北京后，只想让她当个替补保姆，没给她找工作。后来她自己在一家街道托儿所找了一个看小孩的差事。
　　姑姑把我从婴儿带到四岁，对我有一种亲生儿子般的感情。多年以后，她跟母亲关系恶化，我猜潜意识里也可能是因为母亲把我从她怀里抢走了的缘故。
　　姑姑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亲的终归是亲的”，她把血缘关系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为了孩子她可以献出自己的血和肉。三年困难时期，每当我饿得头昏眼花，到她那儿白蹭饭时，面黄肌瘦的姑姑也总是让我敞开肚皮吃，吃得饱饱的再走，却从来没有向我要过一两粮票！
　　姑姑没有高干购货本，也没有母亲那么多的稿费，买不起高价点心，她只有二十六斤定量，加上姑夫的三十斤也才五十六斤，却容忍我隔长不短地到她那儿尽情猛吃。我是一个十三四岁的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又老练双杠，肚皮极大，一顿能把他们全家三口的饭吃个精光。
　　姑姑家很穷，她第一个丈夫是个八路军军医，早已牺牲。后来的老伴在某机关看大门，工资也就是父亲工资的零头。姑姑自己也挣不了几个钱。姑姑家的家具简陋，使的碗是大众用的粗碗、筷子是大众的竹筷，厨房里也有一股馊菜味儿，远比不上父母家高级、干净、宽敞。但这昏暗的两间小屋，却比父母家对我更有吸引力。人饥饿时，最想要的是吃饱饭，而不是高雅的家具、雪白的瓷碗、精致的筷子。
　　我去姑姑家蹭饭吃成了惯例，一周起码一次，有时两三次。这渐渐引起了姑夫的不满。他本来人很老实，对姑姑言听计从，可时间长了，对我白吃饭、不交粮票的做法也无法忍受，就开始跟姑姑吵。姑姑自然总护着我，继续容忍我来白吃饭解饿。
　　最后，发生了两笼屉玉米面团子的事情之后，姑夫就和我彻底翻了脸。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天气很冷，我到食堂吃完三两晚饭后，觉得跟没吃一样，尽管自己的肚子已经被皮带勒成了马蜂腰。这胃里装了一碗粥、一个小馒头却连个底儿都没垫满，晚上怎么办呢？我于是又萌生了去姑姑家的念头，虽然前两天刚去了一次，可饥饿难耐，我已经饿得不要脸了，还是决定再去姑姑家吃饭去。到姑姑家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吃饱，二是可以不交粮票。
　　我步行了二十分钟来到姑姑的楼房院内，姑姑上班的托儿所就在院子的大门口。这时大约五点来钟，天已经黑了，姑姑还没下班。她回家把房子大门为我打开，让我先独自待会儿，就继续回托儿所看孩子去了。此时，姑夫及他们的孩子也都没回来。
　　我一进姑姑家，就本能地先到了厨房，一眼发现姑姑蒸了两笼屉玉米面团子（有菜馅的窝窝头），热乎乎的，散发出浓浓的菜香味儿。这肯定是姑姑一家人的晚饭。
　　那黑黄黑黄的菜窝头，令我馋涎欲滴。家里也没别人，我心想先吃一个压压饿吧，姑姑肯定不会说我的，她知道我在学校吃不饱。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拿起一个玉米面团子，狼吞虎咽地吃掉了。饥饿的人能吃上东西，那滋味真是幸福啊！可吃完一个玉米面团子后，我饿得更厉害了。肠胃饿久了就会麻木，但一吃东西，麻木感消失了，那饥饿感就越发强烈。我又吃了第二个，心中暗暗念叨：“姑姑啊，对不起了，我今天实在饿得不行啊！让我多吃几个吧。”
　　这两笼屉窝头团子是姑姑一家三口的晚饭，可我却顾不得想别的了，就好像快饿死的人见着了吃的，除了吃的本能，其他理性全部丧失。我本来就想吃几个，尽量给他们剩一点，可一吃起来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吃完一个还想再吃一个，嘴就不能停了——好不容易有个吃饱的机会，怎能轻易罢休？我很快就消灭了一笼屉窝头团子。
　　至今，那些窝头团子的样子我还依稀记得：黑褐色，槐树皮一样粗糙，外表虽难看，却煞是好吃。
　　吃完一笼屉窝头团子后，我警告自己，不能再吃了，要给姑姑他们留一点。我硬着头皮离开厨房，到姑姑卧室里打开收音机听广播。但我心神不定，根本听不进去广播，脑子里总还盘旋着厨房里那剩下的一笼屉窝头团子。实在是被饿怕了，我虽然已经干完了一笼屉团子，心里却还特想吃，身体也非常痛苦。吃了半截却不吃了，就好像小解，尿了一会儿还没尿完就硬给停住一样，生理上特别难受。那窝头团子的影子弄得我坐卧不安、神魂颠倒，哪里也没心思待，只想去厨房，去那弥漫着腐臭腌菜气味的地方。于是，我又回到厨房，站在炉灶旁，望着笼屉发愣，内心剧烈斗争——吃不吃呢？我已经多日没吃饱饭了，给饿成饿狼一样，为了一口吃的甚至不惜玩儿命。现在有机会吃饱了，就当一次坏蛋吧！姑姑啊，对不起了！我心一横，开始吃第二笼屉窝头团子。
　　我站在炉灶旁边，把窝头团子一个接一个地塞进嘴里，狼吞虎咽着。那强大的食欲如同冲垮了堤坝的洪水，凶猛异常，根本就无法控制，什么革命理想，什么道德情操，什么人格品格全被置之脑后，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吃啊！多吃一个就多有一份安全感，多吃一个就能多维持一段时间不饿。
　　结果不一会儿，第二笼屉团子也全都被我吃光了，足有两斤多东西下了肚。
　　我这才觉得自己很缺德，这是姑姑他们老两口和一个儿子的晚饭呀！
　　当姑姑下班，回到了家，我望着姑姑那消瘦的脸庞、蜡黄的皮肤，低声说：“姑姑啊……”欲言又止。
　　姑姑诧异道：“怎么了？”
　　我晃晃脑袋，实在不好意思说。
　　姑姑笑道：“笼屉里有窝头团子，你饿就吃呗。”
　　我鼓足勇气承认：“窝头团子我都给吃了。”
　　姑姑惊讶地睁大眼睛问：“两笼屉都给吃了？”
　　我点点头。
　　姑姑呆呆地望着我，一点儿也没责怪，眼神里涌出了怜悯，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吃就吃了吧，没关系。”又咧开嘴，干巴巴地笑了笑。
　　我就被饿成了这个样子，形同禽兽，真是悲愤交集，欲哭无泪。
　　姑姑嘱咐：“我的儿啊，可别撑坏了，少喝点儿水。听见没有，别撑着。”
　　我要有姑姑这样的母亲该多好哇！能让我彻底吃饱。我紧紧握着姑姑的手，感激地说：“姑姑，那我就走了，还得上晚自习。”
　　姑姑握着我的手，一步一步送我到门口。
　　我像犯罪了一样，吃饱了就赶紧开溜，生怕碰见了姑夫，很快就消失在寒冷的黑暗中。
　　几天后，我收到了姑夫的一封措辞激烈的警告信，以前他从没给我写过信。他的字歪歪扭扭、大小不一。听母亲讲姑夫的身世很苦，解放前是蹬三轮的，解放后才娶了姑姑这个寡妇，学会了写几个字。
　　他严厉指责我为了填饱自己肚子而不顾别人死活，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我的愤怒，内容大意是：马清波：你一人把我们全家的晚饭偷吃光，缺德到家，实在太不像话了！过去，地主、资本家心肠再黑，也没像你这么偷别人的饭吃！现在每人都有自己的定量，每人都不够吃，你这样总到姑姑家白吃，是用别人的血、别人的肉来喂养你自己，你不觉得可耻吗？你饿，为什么不告诉你父母，让你父母想办法？你饿，我们就不饿吗？你这是欺软怕硬、损人利己！今后你要是再这样偷抢我们的饭吃，我就报告给你父亲。你不要欺人太甚，不要太自私自利了！最后是姑父的署名：郝文华。
　　我看完信后勃然大怒，心想姑姑也没说我、谅解了我，你穷横什么？你一个看大门的有什么了不起？！
　　我苦苦琢磨怎么回复他，最后想出了一个狠毒法子：我把姑夫的这封信全给撕成指甲盖那么大的碎块，放在信封里又给他寄了回去，一个字也没写。有同学曾告诉我最狠的法子是把对方的来信当手纸给擦屁股了，再放到信封里给寄回去，但我觉得那样太损了，没干。
　　其实姑夫说得全对，我这样干确实是欺软怕硬。回到自己家，我绝不敢放纵肚皮吃全家的饭，我只是受不了他那么刻毒的口气。
　　这以后的一个时期，我就很少再去姑姑家吃饭了。只有实在饥饿难耐时才去，但也先要到托儿所找到姑姑，问清姑夫不在家时，才进她家蹭饭。
　　姑姑在患难时对我的帮助，我永远也忘不了。她那时刚刚四十来岁，头发已经全白了，瘦得像个骷髅，两只眼睛陷在两个深深的黑窟窿里，非常吓人。她干瘪的胸脯跟木板一样平，都没有我的胸脯鼓；脸上的皱纹，又密又粗；颧骨突起像两个瘤子——这么一个皮包骨头的姑姑却任凭我伏在她单薄的身体上吸她的血，补养自己。
　　在困难时期，因为有姑姑在，使我在饥肠辘辘的时候，还有一个光明温暖的去处。姑姑比母亲更像我的母亲。在最饥饿的时刻，她可以把自己嘴里的窝窝头吐出来让我吃。她家的饭菜虽然简陋、油水少，但能让我吃饱、吃撑，让我享受一会儿免受饥饿咬噬的快乐。
　　多年后，在我和父亲的矛盾中，姑姑虽然站在了父亲的一方，与我疏远。但她对我的养育之情，救命之恩，却终生难忘。患难识人心，姑姑的这两笼屉窝头团子比金子还金贵！
　　记得一九六〇年困难时期，我还干过一件缺德的事儿：
　　那时我和哥哥同住在南屋，哥哥差不多一个月才回家一次。当哥哥不在家时，我总爱偷偷翻他的抽屉，因为他有很多武术书，我很喜欢看。
　　这个周末，哥哥回家后又出去了。我闲得无聊，就撬开了他的抽屉，豁然发现里面居然有一包点心，一看就知道是用点心票买的。我的心激动得怦怦乱跳。吃不吃呢？我在内心剧烈地斗争着。吃？哥哥肯定知道是我吃的，屋里没别人；不吃？放着点心从自己眼皮下溜走，又觉得大逆不道，太亏。
　　我决定先吃一块。那是桃酥，不吃则已，一吃又食欲大发，把我肚子里的兽性全勾出来了。我又偷了第二块吃，心里想，这是最后一块了，吃完了这块决不再吃。一定得给哥哥留点儿，别像那两笼屉窝头团子，最后被姑夫臭骂了一顿。可吃完第二块我还是止不住，疯狂地想吃。暗忖：再吃一块吧！事不过三，吃了三块后再吃就是王八蛋，就是衣冠禽兽！于是又吃了一块。最后，我终于咬着牙把点心包好，关上抽屉，重新锁住。
　　可此刻我已心荡神移，干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剩下的点心就像那些窝头团子一样骚扰着自己的神经，诱惑着我。听说人在饥饿时，连亲儿子都会煮了吃，我偷几块哥哥的点心吃也就不算什么罪过了。为了能再次把抽屉撬开，我想方设法寻找理由：
　　“反正已经偷吃了一半，多吃一块也是偷吃，少吃一块也是偷吃，还不如都给吃了算了。”我已经被饿得见了吃的就走不动道儿了，而那几块桃酥，把我的邪恶全部引发出来，不消灭了它，我坐卧不安。
　　终于，我又重新撬开抽屉，开始了第二轮吃，哪怕当王八蛋、当衣冠禽兽也不在乎了。我过去从来不知道桃酥这么好吃，这回头一次觉得这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桃酥了！一转眼，剩下的点心就全部被我消灭光，连包点心的纸也舔了又舔，不让任何一粒点心渣儿流失。唉，我的胃里还是空空荡荡的，再来十块也放得下。
　　天天半饥半饱的状态使我遇见了吃的，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中间不能停。这就如同跟女人办事一样，一旦开始了就要干到底，完全丧失了自制力，根本停不下来。
　　晚上，哥哥回来，打开抽屉马上就发现那包点心不见了，狐疑地望着我，那目光中一点儿愤怒都没有，有的只是悲哀。我不好意思地向他承认：“哥，我实在太饿了，刚开始就想吃一块，但吃了一块后，管不住自己，就一块一块全给吃了。”
　　哥哥脸上涌出失望和沮丧，跟姑姑一样，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尽管脸色很难看。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家门，不知去哪儿了。他那无可奈何、暗淡无光的眼睛，让我很有点儿后悔。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已经被饿昏了两次，一次在教室，一次在家里。
　　猪群中最能抢食的猪，死亡的机会最少，人类可能也一样。
　　在家里都觉得饿，回学校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师大一附中地处和平门，在市中心，又是住校，根本没地方搞点儿野菜野果什么的吃。有一次，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快到大栅栏附近，看见一家食品店外聚着黑压压一队人。我也跑过去，根本不问卖什么就立即排上队。原来是卖柿子，每人限购五斤，且不要粮票。往年柿子在摊上堆着没人买，这一年却几乎看不见。人们疯了一样地从各处跑来，排着二三十米长的队伍。
　　我回到学校宿舍，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把五斤柿子全给吃光了。那年月，有了吃的，总要偷偷吃。当着不吃东西的人面吃，就要被嫉妒、馋涎、痛恨的目光所包围，很不自在。真棒！五斤柿子为我带来了一个舒服的晚上，让我安然入睡。
　　但是，街上卖不要本儿的柿子、水萝卜等食物的机会非常难得，我就碰上过这么一次。
　　粮票重要，钱也很重要，如果没钱，万一碰上了卖吃的也买不了。我每月伙食费不到八块钱，为使自己富裕一点儿，就骗母亲说是十四块。这样除了母亲给的两块钱零花外，我每月能多余六块钱，完全负担得了频频下饭馆的费用。
　　周末回家吃饭当然要比在学校里吃强多了，总能吃个七八成饱。由于平日在学校里挨饿，七八成饱根本压不住嗷嗷狂叫的食欲。母亲也明白我的情况，偶尔，她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把我叫到北屋，偷偷塞给我一个苹果或一块点心。我心里明白她是不愿意让别的孩子看见，以免发生矛盾。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慈祥、最可爱的母亲。因为这样的时候很少，给我的印象就特别地深，特别地令我感激。
　　所以，当要交下月伙食费时，若赶上母亲对我比较好的时候，我望着她慈爱的目光，不忍多骗她的钱，就说十二块；但若赶上母亲对我比较冷淡时，我就说十四块。这样一会儿十四、一会儿十二，就露了马脚，母亲开始起了怀疑，让父亲到师大附中找老师去问问，这才知道我每月都多管他们要了钱！
　　瞎话被戳穿后，父亲瞪着我，只说了一句：“你这么干不对！”母亲也没再多批评我。他们都知道我饿，有点粮票就到饭馆买了吃的，下饭馆自然费钱。以后父母给我的伙食费少了，但每月零花钱给我涨到了五块。
　　任老师知道我骗了父母的钱，却从来没有向我提及此事，也没告诉过任何别的人。她对我还跟过去一样好，一提到节约粮食，依旧会在全班面前表扬我。
　　记得，我还偷过同宿舍一个同学的吃的。那时，我放在褥子底下的几本新买的书，如《柯楚别依》《恰巴耶夫》《真正的人》等都不翼而飞，我气得要命。宿舍里就我和徐今强（当时的石油部长）的儿子两人住。我没任何根据就怀疑是他偷了我的书。他枕头旁常放着一堆鸭梨、苹果等水果。那时候刚刚发现大庆油田，石油系统很牛，有照顾。我既怀疑他拿了我的书，就心安理得地偷他的水果吃，以此报复。一次，我在他枕头旁发现一个婴儿脑袋那么大的梨，很邪乎，得有三斤多重，被我偷偷拿到一个偏僻角落，几口就给吞进了肚子里。
　　我是这么的矛盾，一方面热衷于看英雄的书，贪婪地读有关反修的文章，满脑袋革命，一方面又偷别人的水果吃。
　　因为饿，就偷吃姑姑的饭，偷吃同学的水果，偷吃哥哥的点心，骗家里的钱……有时我真想大哭一场。我要能在母亲肚子里该多好呀，永远不用发愁挨饿，更不用干这些鸡鸣狗盗的事了。
　　初一、初二年级，我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下度过的。吃是我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当然，我也关心着中苏关系，关心着反修大业，关心着革命和进步，但一天到晚最大的兴趣点还是琢磨吃。虽然，我正值青春发育期，对女生的兴趣日渐浓厚，相当关注，可是却被饥饿挫伤了势头，流氓心大减。吃饱饭比想女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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