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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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红楼梦》里袭人最后的活着，作为其个人因果的反映，甚至穿凿为曹公对人物的偏爱。
是否准确呢（曹公没法爬起来说出他的本意）？答案见仁见智。这里暂且抛开袭人，说说文学作品里的生死问题。
关于生死，就现实而言，无论是生下来、活下去的不得已，抑或是向死而生的悲壮，还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苟且，但凡能活着，大概没几个人愿意去死。但作为文学作品，生死常被作者或读者寄寓某种特殊人文意涵，因而变得不寻常起来。这就值得一说。
既然谈的是文学里的生死，就要关注文学本身的思维和逻辑。文学作品里的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作者自然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然而也不尽然。当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在一定情境中饱满起来，有血有肉有灵魂，作者笔下的人物就有了他自在的逻辑。这时，人物的生死，不全由作者的好恶决定，人物的行为，不全由作者的思想控制。无论钟爱抑或反感，当死则死，当活则活。这一点上，伟大的作者既不满足自己，也不逢迎读者。
所以，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大都不会出现大团圆的结局，不会好人得了好报，恶人得以惩处。不是作者心灵不够美，是他必须遵从艺术本身的逻辑，文学作为艺术，是高于生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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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著作，并没有陷入因果报应的窠臼，创造一个人们喜闻乐见的结局，而是以悲剧的愁云惨雾延展出一个宏阔而悠远、永不会有结局的结局，给我们震撼与思考。
关于生死，就是这种思考之一。
对有的人而言，在最恰当的时候以最恰当的方式死去，恰是最好的收场或报偿，而苟活于世恰是最残酷的惩罚。
黛玉和晴雯等的死去，便是最好的结局。在大厦将倾、人各西东之际，避免陷入更大的不堪，这也许是偏爱，但更符合彼时的逻辑。晴雯和黛玉的死，看似都因偶然，实际却是漫长发酵而成的必然，具体事件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晴雯和黛玉无意挑战什么或抗争什么，但她们本身的性情与行为已然在客观上与一套礼教为敌。
而彼时的礼教，即法律。
宝钗活了下来，并守着活寡。当然，我们绝不能把宝钗的守活寡当作作者予其惩处。虽事实上，宝钗的活着是比死亡更绝望的悲剧——有时，死亡是从人间到天堂，而活着是从人间到炼狱。
从这个意义来说，相对黛玉，宝钗才是更大的不幸者。黛玉是求仁得仁，而宝钗是根本无所求，却要承担一个原本就不想要的结局。这样，悲剧就不单成为悲剧（真正的悲剧不是因为打破了美好的东西让人泪雨滂沱，而是打破了又不得不面对一副不可收拾的残局），且有上升到宗教和哲学的意味。
死者已矣，而生者要继续负重前行。
雨果《悲惨世界》里的雅维尔，以对自身所在体系的一根筋式的坚定，选择了与“恶人”冉阿让进行一场波澜壮阔的追逐游戏。最终却因被冉阿让这个“恶人”救赎，无法面对精神世界的坍塌而决然跳海。很多人把这视为报应，其实还是狭隘。当一个人在自己的体系里浸淫太久而丧失判断力，而最终的真相在某一刻唤醒他本能的良知时，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如幻影，在眼前交替，曾经的信仰正在坍塌，而新的秩序又无法建立，犹如陷入命运的无间道。真实与虚假明明灭灭，执迷与惶惑影影绰绰，仿佛哪个都是唾手可得，又都遥不可及，抓不住的是如梦似幻的人生，更是虚无缥缈的自己。可以说，肉体的雅维尔虽然存在，但精神的雅维尔已然归于幻灭。这时，对灵魂的唯一告慰便是死去。因而，雨果有着远比我们想象的悲悯。雅维尔的死去，是对他自己最好的救赎，而不是所谓报应。
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是，在他恶贯满盈的顶点唤醒他的良知，又不给他救赎的机会；对一个人最好的悲悯是，让他受尽苦难以后，含着爱在善意的怀抱中死去。
不得不说，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有时候，死亡恰是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悲悯或报偿，而活着却要背负一生的十字架。继续被磋磨、被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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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红楼梦》。联系到后来妙玉的结局，若非要说偏爱，曹公终究偏爱黛玉，他让黛玉死了。
黛玉的死，是注定。
作为肉体的黛玉，其实已然假借晴雯的躯体早早死去了，乃至宝玉留下一篇看似为晴雯，实则为黛玉的《芙蓉女儿诔》。她的爱情一如龄官之爱情的不知所终，被流离的命运放逐。而终归，作为灵魂的黛玉，却如刘姥姥故事里的茗玉，始终让我们于似有还无的惆怅里，葆有一份对悲苦人世的戚戚又恋恋的诗意栖居。
而倘若黛玉仍然活着，要以香菱的形体继续忍受磋磨，以妙玉的精神继续惨遭蹂躏，留下一个暗无天日的长夜，那简直才是黛玉的不幸，更是作者和读者的不幸。
那么，怎么看袭人和宝钗的活着？
显然不是为了惩罚，那将使《红楼梦》这部巨著的伟大失去光辉。
无论宝玉黛玉还是宝钗袭人，其实都是青春的芸芸众生，都是理想中的我们自己。他们对人生的探索，恰是我们心中对自己的追问。
一则追问向着理想，一则追问向着现实。
黛玉和宝玉是我们的理想，袭人和宝钗是我们的现实。
理想要你暂时死亡或沉睡，却可以于寂灭的深处开出一朵花来；现实终究要你活下去，却要你继续承受命运强加的无妄之灾。
这多像我们的人生。谁不曾在理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纠结徘徊？
当我们向现实妥协时，理想真的消亡了吗？
当我们向理想致敬时，现实真的温柔了吗？
值得每个人在午夜时分叩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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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即人学。
既为人学，伟大的文学和真正的人学，无不是对人的关怀与体恤。同时也有对自己的追问——
我们到底是谁？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这是亘古的话题，也是永没有答案的追问。作为文学的《红楼梦》，对于理想与现实，作出了哲学的探索与思考。
黛玉的死去和宝玉的出走，是理想之梦面对现实世界的幻灭。但黛玉之死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以宝玉的出走，在理想的方向上继续着可能只有此岸没有彼岸的泅渡。
而袭人和宝钗的活着，为现实里生命的伸展保留了另一种可能，而且是看来唯一的可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得活下去。
只有活着，才能谈理想。
生命向来有不同姿态，或高贵，或下贱，或昂扬，或卑微。无论何种姿态，谁又能真正活个水落石出？谁不是怀抱理想而醉卧现实，终究在理想与现实的两厢夹攻下，苟延残喘又奋斗不息。
关于高贵与下贱，昂扬与卑微。似乎从来都不只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况且，有时候，我们无从选择。
除却位于两端的、关于生死的终极思考，作为夹在中间的人生，到底该如何度过，《红楼梦》以她的面目向我们作了呈现。然而，最终却不会给出答案。
生活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每个人想要的答案，在每个人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