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战国，当时地处关中的秦国人以崤山为界，或将华山以东大片六国领土统称为“山东”。到唐宋时期，人们又把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作为“山东”一词所指涉的地理范围。
公元1168年，“山东”从自然地理分异转变为正式的行政区划名称。金世宗完颜雍改北宋的京东东路为左路统军司，由古人以左为东，故左路统军司又可以被称为东路统军司，而“山东”的边界也由太行山一线沿着黄河推进到泰山附近。
经过元、明、清三朝，山东的概念基本定型，其轮廓仿佛身子嵌入华北平原、长喙探入黄渤海的一只掩翅雄鹰。也就是说，山东自古以来便海洋和陆地双重属性。像黑水与密水两河入海口的登州古港，一直作为东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存在着。
正是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区位优势，使得山东在近代国势羸弱之际，各方势力争夺的主战场。至少在1898-1918年的胶东半岛，形成了中、英、德三足鼎立的格局，外围更有俄、日、美等国参与博弈。
国内外有关这一主题的历史编纂，大多力图描述一幅帝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外交景象。而当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去考察该时段各势力的此消彼长，会赫然发觉1898-1918年的山东故事足以作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它是英俄中亚大博弈迂回战略的赘余及其尾声，是影响未来30年中日两国命运的关键时点。德国占领胶州湾、英国盘踞威海卫不仅能够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端，亦可以窥视到美国迈向霸权的端倪。
16-19世纪德意志民族的殖民主义发展
相比于西欧各国，德意志民族的殖民史要“不幸”得多。在15、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人业已扬帆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征程之际，德意志各邦尚处于处于懵懂状态。不仅离绝对王权的要求相去甚远，甚至还走上了与民族主义完全相反的路径。
事实上，直到17世纪，“德意志”充其量还只是一个文化地域概念。尽管神圣罗马帝国被赋予一层德意志民族色彩，1471年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上，德意志人也开始有意识将“民族”概念引入政治领域，诞生了所谓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但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会真正将“德意志民族”看成自己的事业。
因此，在16世纪，德意志各王国、公国、伯国、选侯国、教会领地、骑士领、自由城市的商人，大多与瑞典人、丹麦人、意大利人一起，寄居在伊比利亚国家的贸易合同体制下“往东方去”。
进入17世纪，随着西-葡帝国衰落，亚洲海域陷入“真空状态”，荷、英、法等欧洲国家开始抢占市场先机，争夺制海权。德意志境内的奥地利也依靠奥斯坦德亚洲公司获得了向大洋推进的机会，而像汉堡和不来梅这样的汉萨城市国家则随之改换门庭。
1814年5月，不来梅议员斯密德特（Johann Smidt）联合其他汉萨同盟城市吕贝克和汉堡议事厅起草贸易备忘录。强调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因“大陆封锁政策”而导致的德意志民族经济损失应由法国在东、西印度领地的一个或多个自由港进抵税额代偿。
这份备忘录在交予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之余，同时转发给普鲁士大臣施泰因、洪堡和比洛。尽管斯密德特的方案在维也纳很快遭到否决，但汉堡派出的广州领事还是在1829年站稳脚跟，得到了广州十三行内其他“港脚商人”的认可。
1834年关税同盟成立后，德意志各邦不再继续维持单兵作战的原则，转而联合起来在海外寻找可以进行在地贸易的商站和据点。毕竟直接用金、银等贵金属完成交易，不方便不说，更无法盘活大规模流动性资金。
19世纪中叶的大英帝国如日中天，其在与法国和荷兰的长期斗争中确定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毫无争议的霸主地位。在政治领域，英国极力推行“均衡外交”，防止欧陆出现单一强权。
在经济领域，英国不希望在建立欧洲新秩序时，对殖民体系做出任何变更，更不愿意通过设立自由港而为其他国家如普鲁士、奥地利的海外贸易提供便利。英德之间的摩擦早在1850年代已现雏形，只是在威廉二世“世界政策”出台后冲突更加凸显。
显而易见，德国人也需要像英、法两国一样，在远东拥有一块类似于香港的殖民地。最起码，应该是能够承载移民和提供航运补给的租界。因此在1860年，行将就木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派遣一支考察团到远东，“寻找一个将来可以成功地建立普鲁士移民点的地方。”
1860-1870年，德意志民族在海外建立一个据点的设想，虽然偶尔有人提及，但从未被认真对待过。因为俾斯麦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主要集中于欧洲和三次王朝战争，普鲁士王国、北德意志邦联和后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都没有心思向外拓殖。
进入19世纪70年代，统一后的德国，其新闻媒体中有关于殖民地的呼声越来越大。1877年，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经过多年勘探，向德国政府提交《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报告。
李希霍芬一方面震惊于山东纯朴的民风和经济的富庶，山东省一个季度的水果与蔬菜产量完全可以与德国一年相媲美；山东农村由石块堆砌起来的房屋质量不亚于德国的乡间别墅；这还不包括蕴藏在博山和沂州地下丰富的矿产资源。
另一方面，李希霍芬又感叹于山东人的性格，“他们身形魁梧、性情温和、吃苦耐劳，但会对不公平极为敏感。你可以用20分钱就可以招徕一群廉价的劳动力，但如果给其中的一人25分钱，就会收到大量投诉，甚至罢工。”
“美中不足”的是，山东过高的人口密度。1872年山东计有3522万人，此后几乎每十年人口便增加100万，到1898年更是达到37921262人。山东其实是无法有效缓和德国因工业化、城市化而形成的人口“超强压力”。
为此，1880年代的德国舆论场针对“德国是否需要山东作为殖民地”一题，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支持者的依据是“生存空间”论，他们把国家比做生命有机体，认为像山东这样自然禀赋与德国完全互补的地方，理应交由最优秀的日耳曼民族来统治。
反对者则是那些李斯特主义的原教旨追随者，认为只要德国本身的工业实力雄厚，就可以对外强有力地输送制造业产品。跑到千里之外的远东地区建立和维持殖民地的运营，实在是劳民伤财。
而与德国舆论场杂乱的殖民话语讨论相比，德国海军圈子内部，有关于帝国主义道路的谋划却是目标明确和系统的。如果在远东拥有一个永久性战略军事基地，那么德国海军水面作战力量的建设步伐必将加快。
起初，德国海军试图沿用1859年普鲁士艾伯林使团租借台湾的倡议，但很快被参谋部否决。理由是台湾属于亚热带海岛型气候，夏季年降水量过高，台风频发，根本无法充当大型海军舰队的集聚点和支持点，也不能为过往商船提供相对安全的避难所。
何况，当时日本人对台湾岛的野心昭然若揭。租界台湾将直接和日本发生对撞，这并不符合时任宰相俾斯麦一贯的外交原则。1890年俾斯麦去职后，得到威廉二世支持的海军总司令部和外交署开始从战略层面正式挑选德国未来的中国据点。
按照时任德帝国海军办公室国务秘书霍尔曼（Friedrich von Hollmann）的设想，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应以一南一北对子的形式构成，因为“驻防东亚舰队的威慑力理应从新加坡延伸到函馆”。
经过几番考察，舟山-厦门、胶州湾-大鹏湾、莞岛-澎湖三对方案脱颖而出。不过，这六个地点被外交署一一否决。究其原因，便在于更为宏观的19世纪末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德国插手远东，将不可避免地与英、俄、日较量，更要来自清廷的“以夷制夷”抵抗。
从李希霍芬到蒂尔皮茨的“胶州湾计划”
自1776年北美十三州独立后，大英帝国便将经略世界的重点放在了资源更为丰富、市场更为庞大的亚洲。整个十八、十九世纪，英国以印度次大陆为中心不断地扩张，缅甸、波斯湾、马来亚、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推进到一切可以推进的地方。
与此同时，沙皇俄国也迈开了对外扩张的步伐。1709-1721年，沙俄击败瑞典，双方签署《尼斯塔德条约》，彼得大帝成功迁都到圣彼得堡，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波罗的海出海口。1774年，沙俄吞并克里米亚，取得了黑海的出海口，将势力伸入巴尔干半岛。
依据强权政治逻辑，想让英俄两国的扩张脚步停下来的，只能是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自然天险或内部动力衰竭。果不其然，当英国在印度的西北方向将边疆推进到兴都库斯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汇合处的时候，沙皇俄国也从另一方向朝着同一处推进。
在野心驱使之下的英俄两国，不可避免地在19世纪中叶的中亚迎头相撞。双方为了获得优势地理区位，不断在战略层次上迂回、包抄。19世纪70年代，英、俄两国的殖民分子皆开始以“游历”、“考察”等名义，在新疆、西藏进行间谍活动。
对于英国方面来说，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基本目标——那就是俄国人离印度越远越好。在尽可能远离印度平原的地方直接抵挡俄国的威胁，或是用第三方势力把英国和俄国隔开，比如阿富汗、波斯、中国等都可能担任这种角色。
1888年初春，鉴于俄国对中国新疆地区的渗透，英国发动了第一次对西藏的武装侵略。1890年，清廷与英国签订《藏印条约》。与此针锋相对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极度疯狂的黄俄罗斯计划，旨在拿下中国长城以北的所有领土。
由此，英俄两国的竞技场终于延伸到了欧亚大陆温带气候区的最东端——山东半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更使山东半岛愈发受到世界瞩目。日军正是在攻陷威海卫海军基地后，才得以全歼北洋舰队的。
日本人的鹊起标志着英国在华一国独大的垄断局面一去不返，更预示着列强在中国的竞争时代来临。至少德国在中国沿海谋取一个据点的兴趣和意图，开始转变为具体的筹划、准备和决定。
就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的同时，德意志帝国多次向北京总理衙门和中国驻德国公使发出外交照会，要求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据点。清廷对此拒绝进行任何谈判，并且旁敲侧击地指出，德国海军的三个“对子”方案都不现实。
澎湖已经割让给日本人了；厦门作为“门户开放”的条约口岸同样行不通；大鹏湾和莞岛则分别距离英国人和俄国人控制的香港、满洲里太近，占领它们很有可能导致与英国和俄国的冲突。至于舟山群岛，清廷则因为宁波的缘故，坚决予以反对。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甬江流域就能够建造“万斛神州”。到宋元时期，这里是忽必烈东征日本的启航港。鸦片战争中，属镇海-定海两地清军的战斗最为激烈，甚至出现过成建制自杀式冲锋的反击。宁波作为海防要塞的军事价值不言而喻，清廷不会有丝毫松口。
从政治上看，只剩下胶州湾给德国人。问题是，由于明清以来云溪河、胶莱南河、大沽河等支流泥沙淤积，海岸外移，胶州湾根本不能用。李希霍芬的鼓吹是纸上谈兵，德国如果占领胶州湾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与金钱先解决基岩、粉砂质海岸和滩涂问题。
1896年5月，东亚巡洋舰舰队司令阿尔弗里德·冯·蒂尔皮茨走马上任。尽管世界各国的战史传家很少关注蒂尔皮茨生平中这个阶段，只将其看作是他发迹无关紧要的一段插曲。然而，蒂尔皮茨本人却十分看重他在中国的短暂停留，并在回忆录中做出详细描述。
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Friedrich Gustav von Heyking）男爵针充分交换意见，全面分析了胶州湾与山东腹地以及中国华北、东北的之间的军事、经济关系，廓清了胶州湾的区位价值。
蒂尔皮茨与海靖调整了李希霍芬的理论方案，将海港建设的重点放在青岛，而不是即墨金家口。在当时可以预见的是，日军将会在《马关条约》签署后的两年内，撤出威海卫。届时，山东半岛将出现权力真空。
结合渤海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庙岛群岛的最北端距大连老铁山为22.8海里，而其南端距蓬莱则仅有3.5海里。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由南向北分布着20多个岛屿，相邻的岛与岛之间最远距离不足20海里。
置身蓬莱高处放眼远眺，渤海海峡中的庙岛群岛犹如一条纽带一直铺向辽东半岛，把两个半岛近乎连接起来。在三国时期，辽东公孙政权依此海路轻松向青州发展；明代为防倭患与胡乱，更是将辽东卫直接划归山东管辖。
因此胶州湾的重要性，从不局限于山东半岛。借助于向内地延伸的铁路和蒸汽船，未来的青岛完全可以被打造成进入中国东北部各省的海路门户。1897年夏，蒂尔皮茨升任帝国海军大臣与外交署国务秘书，而德国海军迅速有所动作。
1897年11月14日清晨，在没有任何预先谈判和警示之下，德军派出四艘军舰强占胶州湾，借口是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当1898年3月6日清廷被迫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租借胶州湾给德国99年的消息传出，一时间海内外舆论大哗，皆震惊于德国下手之快。
21天后，即1898年3月27日，沙俄趁势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关于租借旅顺、大连的不平等条约，史称《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当时日军尚未完全从威海卫撤兵，坊间更有流传成功攫取菲律宾的美国人也将北上，与日本方面交接威海卫。
面对德俄的无度索取，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在几度“利害兼权”后，提出“以威海租英，借以牵制俄德”。毕竟与英国人相比，沙俄的扩张是一种不断归化新部落、占领新土地的征服。
何况，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同时顶住俄罗斯南下压力、震慑住蠢蠢欲动的日本、打消美国的图谋不轨、在山东半岛与德国人相抗衡的，只有大英帝国。而英国人的介入以及本地人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势必将山东半岛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并最终失控。
作为德意志“模范殖民地”的青岛市与胶州湾
1898年7月，庆亲王奕劻通过海关总署赫德与英国公使窦纳乐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然而，英国内阁中对如何应对这场远东危机、是否租占威海卫的态度却出现分歧。事实上，以中国协会（China Association）为代表的英商持赞赏态度外，其他人都颇为反对。
首先，海军部坚持认为占领威海卫是一个错误。威海卫大部区域对战舰来说太浅，北风能轻松吹进海湾。刘公岛或许提供了一些面对洋面的保护，却也只适合有限船只抛锚。在铁甲舰时代，威海卫顶多可以容纳3艘战列舰、3艘大型驱逐舰和吃水不超过18英尺的船只。
其次，《订租威海卫专条》没有明确租期。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以各种理由，例如“迨远东局势稳定后再议”或“《马关条约》遗事”进行推脱。威海卫问题就这样搁置下来，英国商人也不敢在威海卫贸然投资。
最后，由于1899年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英国方面根本无暇顾及远东地区，精心经营威海卫。1900年，英国陆军完成勘界任务，但鉴于海军部不愿在威海卫布置重防，英国人只好决定雇佣本地人负责防务、维护秩序，是为日后在庚子之变中令人咋舌的“华勇营”。
而且，由于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支撑而日形猖獗，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的民教冲突日趋激烈。总而言之，山东犹如一块烫手的山芋，英国人不愿意，也没能力在威海卫投入过多。
应该说，英国人的判断是对的。德国人在胶澳租界地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工程遇到了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麻烦，尽管德国人对之大量投资，力图使青岛成为他们的太平洋舰队基地和繁荣的商业港口。
首当其冲的，是水土不服问题。德国在占领胶州湾的最初两年，人员死亡率相当高。从1898年10月到1899年12月，共有203人罹患肠炎、伤寒、痢疾、霍乱和疟疾之类的传染病，更有28人的病情严重致死。
胶济铁路的铺设一波三折，每一次骚乱都既有现实的诱因，又有更深层的根源。在铁路线和青岛城建的征地阶段，德国人不愿花工夫，逐个澄清常常是颇为复杂、难以决断的田亩所有权关系。有时甚至未等购买事宜完全了结之际，就破土动工。
而且，由于要扣除名目繁多的一大笔行政管理费，其结果是胶州湾附近的农民在出卖土地时只得到了远远低于平均价格的补偿金。无处伸冤的农民只能远走他乡，或在当地沦为底层劳动力。
可德国铁路公司所招募的工人多属于技术型岗位，他们大都来自外地，工资待遇也比较优厚。叠加铁路员工作奸犯科的行为很少受到惩罚，当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也会导致积怨已久的愤怒爆发。
例如1899年6月18日，高密县大吕和堤东庄村民对胶济铁路的大规模破坏行动。其直接原因就是一位农民无意间踹了勘测路标一脚，然后与铁路员工发生争执，进而双方旁观、帮腔、助威的人马越聚越多，最后扭打成一团。
值得玩味的是，在《胶澳租借条约》里，德国虽然取得在山东修筑两条铁路（胶州-济南-德州和胶州-沂州-济南），并在铁路两侧15英里内开采矿产的权利。不过，清政府有权利“保护”胶济铁路，对中立区行使司法裁判权。
问题是，迫于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山东地方官员对涉及胶济铁路案件的处理，明显偏袒德方，并将“守土抗敌”的责任全部推给民众。1895-1900年间，三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都心照不宣地纵容秘密会社和民团的组建，有时甚至是公开支持。
久而久之，“用民制夷”的战略特别受到山东地方官员的广泛采纳，甚至“上达天听”得到西太后的肯定。而受到鼓励的民众又滋生出汹涌的排外情绪，反过来又给当时大清帝国的最高主宰慈禧以一种虚无缥缈的幻觉与效能感，最终肇始八国联军侵华。
在各方势力犬牙差互的山东半岛，清政府理应起到一个沟通作用，即澄清流言蜚语、协调民事纠纷、公正地进行审判。但很明显，这些传统社会精英将自身理应承担起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在上演一出又一出闹剧后，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这里我们没必要过分指谪义和拳民何以如此愚昧和疯狂，因为清廷才是整场事件真正的罪魁祸首。满清王朝近三百年的封建专制，实施的是弱民、愚民、疲民的奴化统治。常年处于原子化状态的民众，倏然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只能走向无序。
高举“黄祸论”大旗的德皇威廉二世，将此次大规模警察行动比喻为新时代的十字军东征。他谕令自己的元帅瓦德西作为联军总指挥，应该好好教训一下那些“无神论者”、“异教徒”。之后10余年青岛市政建设，也透露着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
德意志帝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模范殖民地”，进而展示一种“科学的”、“专业的”、“现代的”、“讲究效益的”殖民地典范，以区别于在香港实行的带有盎格鲁-萨克逊特色，即主要由私人商业利益承载的殖民地模式。
为了实现长治久安，柏林方面要求自己的派出官吏，要理解中国人、影响中国人进而操纵中国人，争取他们拥护和支持殖民体系，避免仇恨心理。只有这样，2400名德国士兵才可以在青岛对多达187000之众的山东人进行有效统治。
为了这个目的，历任胶澳总督皆致力于通过学校、医院和法庭三大公共机构来调整德国人和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其中，学校通过基督教教义指导居民何为“错误”的社会行为；医院担负着明确的人道使命，疗愈肿瘤、癌症、骨折等等。
1899年4月15日，德国胶澳总督制定、颁布《中国人法律关系条例》。该法案规定青岛市采取两级法院制。其中与中国居民相关、情节较轻（包括剥夺3个月人身自由、笞责和500元以内的罚款）由区长负责。
法律领域清晰可见的等级制意味着在青岛，这个“样板城市”，中国人有自己的“隔都”，吃喝拉撒、行走坐卧全部受到监视。作为德皇威廉二世“世界政策”的第一站，青岛和青岛人必须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远东。而等待不服从者，自然是一个前置版本的“最终解决方案”。
从胶州湾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
1901年4月，青岛至胶州的第一段铁路线于投入运营。1904年6月，济南到青岛总长度为394公里的铁路线正式开张。德国人原计划在五年内完成铁路铺设工程不仅圆满完成，而且还建成了一条通往博山的支线，比原来的预算少用了200万马克。
铁路沿线设有56个火车站，运行时间为12个小时，而在以前从济南到青岛需要10-12天的时间。但值得注意的是，建筑工程款的一半多以供货委托的形式回流到德国，只有大约30%的资金实实在在地有益于中国的经济。
美中不足的是，青岛港的建设总费用不断追加，最后竟高达3000万马克，整个建筑工程更是直到1907年和1908年之交才完全结束。德国人也逐渐发掘，当地居民对铺设铁路的担忧，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1902年夏，仅仅由于7月份连降四天的大雨，高密地区就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无数房舍和村落被摧毁，大片田野和耕地被淹没。整个山东半岛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民，青岛市内也发生缺粮断炊的现象。
受胶澳总督府委托，一位德国海军工程师在1902年8月到当地巡视。他在一份秘密报告中断定，洪涝灾害无疑是由铁轨引起的。铁路管理部门现在似乎也承认，该地段必不可少的疏水渠道因铁路线截断。
解决方法是扩建原来桥梁狭小的胶莱河大桥的桥拱，增加一到两个涵洞，确保入汛后桥梁不影响河道正常的行洪通畅。这样既能够保证铁路路基不会出现重大损害，又能够避免高密背后低洼的濠里地区出现连续性下沉风险。
总体而言，1908年青岛港交付之后，德皇在胶澳殖民地的事业还是蒸蒸日上的。山东矿业公司及煤矿与工业发展公司这两个德企在青岛成立总部，开采山东地区的煤、金、铅、云母等资源。德华缫丝厂与英德啤酒厂的产品通过轮船和铁路发往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
随着来此定居的外国人逐渐增多，青岛发展为一个海滨度假、疗养胜地。1913年的青岛有1855名德国人与奥匈帝国人、214名美国人、327名日本人以及大约52000名中国人，这还不包括定期驻扎在那里的2300名德国士兵。
德皇在这里不少于162480000马克的投资，换来的是每年高达930船次、总计130万吨的出海货物。更重要的是，青岛是一战前德国在太平洋地区唯一有永久军事设施的租借地，其意义远超德属非洲和德属西太平洋诸岛
对于1904-1914年的德裔青岛公民及其买办、奴役而言，生活的确是惬意、美好。不过，兵荒马乱与政权更迭在威海卫与胶州湾以外的世界频繁发生。1900年，沙俄趁庚子国变，大肆扩张其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用了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便控制了东北全境。
清廷上下在1900年一败涂地的表现，使观察中国整整60年的英国放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转而与日本接触。1902年1月，英日双方缔结同盟。而日本人也果然不负英国人之重望，在1904/1905年击败沙俄，成功实现多年来妄图控制朝鲜半岛的夙愿。
布尔战争结束后，英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声誉大大受损。德国人在青岛的“怡然自得”；日本人在辽阳会战、对马海战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1898年攫取菲律宾且热情号召“门户开放”的美国，都使英国意识到，它今后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守成”，在亚太地区更是如此。
就在英日同盟结缔的前20天，英国海军部、陆军部、殖民部就威海卫防御进行的联席会议决定：刘公岛不再需要任何防御部队，威海卫的陆上治安责任及其相关事宜交给殖民部的警察处理。
从此，英国将对华“急先锋”的角色让给了日本。正是在英国人的默许下，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及附约，建立起向中国及亚洲大陆扩张的基地。在此“法律”基础上，日本组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作为扩大在华权益的直接指导机构。
1907年，英俄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骤降。这使得如何定义威海卫在英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显得不再迫切。事实上早在1910年，英国政府就有放弃威海卫的打算，只是一战打断了该议程。
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仅着眼于廉价劳动力、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号召“门户开放”、“自由贸易”，例如美、英、葡等国；一种是不断归化原朝贡藩属部落、占领新土地的征服，然后再实行“内部殖民”，例如法、俄、日等国。
与后者相比，前者并不注重疆域的统一与完整性，有时一些得不偿失的“鸡肋”领土甚至会被拿来当作大国之间交易的砝码。德国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什么是属于德意志民族的殖民主义道路在1900年前后尚未明晰。
这也是“租界”与“殖民地”这两种相差甚远的政治控制方式，都能够在德属胶州湾地区不加辨析，直接使用。1899年4月26日，德国方面甚至主动用“租借地”取代“保护领”概念就是证明。
问题是，威廉二世君臣颇为急切地试图将山东经验推广。似乎只要德国人的舰队突袭亚非拉某一“无主之地”的军港，就能够逼迫对方就范，并取得列强承认。从这个角度看，胶州湾的陷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有密切联系的。
1911年7月阿加迪尔危机中，德国径直派出豹号战舰闯入摩洛哥港口宣示利益。英国见此情形迅速将其判断为另一场胶州湾事件，转身便强化了《英法协约》以及《三国协约》的紧密关系。
从1897年胶州湾到1911年的摩洛哥，列强之间的殖民地协定逐渐升级为军事联盟，世界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与敏感。身处青岛的德国人，也在英日同盟、英俄和解等外交成果之下，被悄然包围。
尾声
1914年8月，欧洲的“八月枪声”即刻在亚洲有了回响。日本人结合1904/1905年的要塞攻坚经验仅以伤亡1986人的代价，便一举拿下青岛，德国人本来预计能坚守六个月围攻的堡垒，结果六个星期便失陷了。
由于害怕类似“三国干涉还辽”事件重演，日本在1915年要求中国保守秘密并单独同日本协商“二十一条”。很明显，日本人要趁欧洲各国耗尽资源，忙于相互间的军事毁灭之时，把中国变成其附属国。
对北洋政府而言，为了民族生存，必须参战并确保在协约国阵营拥有一席之地，才能获取些许话语权，此外别无他法。所以，大量山东劳工被招募到西线构筑防御工事，如在堡垒、障碍物及前沿阵地之间挖掘战壕，以及清理战场。
这让很多普通中国人以为战争结束后，解决山东问题的时机将会到来。但事实上，因为日本同协约国之间的密约，山东的命运在此之前就已经确定了。顾维钧大使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的雄辩并没有打动凡尔赛宫三巨头。
因为在劳合·乔治、克里孟梭、威尔逊等人心中，中国早在1897年就已经失去了山东，纠结于是山东半岛还是山东全域没有意义。事实上，威海卫与胶州湾的利权问题直到1945年雅尔塔会议才得以彻底澄清和回归。
作为协约国一方，中国人的20世纪始于1897年到1919年的广义一战时期。中国对一战的反应及参与，充分标志着它走向国际化的漫长历程的开始，并且将它作为一个国家带入世界。列强围绕山东半岛的博弈，也使中国重新回到20世纪更广阔的世界历史之中。
长期以来，这段历史往往被当作山东半岛的地方史，甚至只是威海与青岛这两座城市的短暂记忆。然而，本来面目不仅仅是这样。胶州湾与威海卫只是一个局部，但将其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视野下，它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局部。
至少通过威海卫与胶州湾，我们看到了看到了英国政府如何将山东问题置于英俄“大博弈”之下谋求利益最大化；德国在海外扩张、统治租借地时的一个面相；以及英、德两国政府在面对列强竞争时代时外交行动的反应迟缓和政策的不一致性。
1915年中国方面从上到下对“二十一条”的排斥，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意识被唤醒，更代表着中国人已然认知到外交不是“以夷制夷”的低级羁縻游戏。胶州湾与威海卫，还有渤海湾对面旅顺口的牺牲，真正将中国人拽入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