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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后期语言哲学中，维特根斯坦将关注点从事实描述的维度转移到了价值诉求的维度，着重考察了“语意即语用”现象以及“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的紧密关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期语言哲学片面强调事实描述的“严重谬误”。不过，由于坚持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架构，没能看到需要联结两者的枢纽作用，他又矫枉过正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仅贬抑了日常语言的事实描述功能，而且依据“家族相似”理念采取了不划边界的含混态度，拒绝承认多样性的语言游戏具有统一性的普遍本质，结果在语言规则问题上落入了一方面主张“怎样都行”，另一方面要求人们“必须接受”的悖论，并且说不清楚人们怎样才能把语言游戏自由地玩下去。
作者简介 刘清平，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武汉传媒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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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概念解释史的不争面貌是，在特殊存在领域内寻求概念定义成为普遍操作模式，并一直难以得到有效论断。究其原因，在于它全面违背了概念解释的规范系统，即概念解释只能以普遍意义为目标，区分概念的特定逻辑地位并选择恰当的解释策略，确认待解释概念的存在及其存在方式，自觉遵守“真”的认识约束，概念的定义性判断的主词设置应具有逻辑恰当性，概念的定义性判断的谓词相对形式主词应具有高级逻辑地位，概念的定义性判断的谓词必须是普遍内容并保持在问题概念和形式主词所联合确定的存在相关概念范围内。“自然”概念解释中对这七种规范的背离犹如体附七蠹而败坏思维，内在地使概念解释偏离定义目标，破灭概念定义的成功希望，使“自然”概念逻辑地躲避它的追寻者而长久隐匿。
作者简介 崔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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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必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行不通，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自由主义国家观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实践发展，意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自由主义国家观的错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将国家本质空幻化、将社会主义国家虚无化、将资本主义国家永恒化。自由主义国家观是错误社会思潮的核心内容之一，因为针对“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重大问题，它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深入揭示其理论本质和实践危害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作者简介 姜迎春，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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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们实践活动的成败，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认识并解释世界，首先要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21世纪世界的“时代特征”，可概括为“两个大局”交织互动及其导致的“不确定”和“重构”。面对“不确定”和“重构”的世界，迫切需要人们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逻辑加以认识并给出哲学解释，谁能给出合理的哲学解释，谁就能掌握解释21世纪世界的理论话语权。构建解释21世纪世界的哲学理论并掌握话语权，就成为当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探究的一个重大课题。21世纪的世界可以成为世纪性、世界性理论创新的金矿。这意味着要在守正继承和创造转化以往所有解释世界的理论的前提下，创新性发展反映21世纪世界之时代特征的新的哲学理论，而且这种理论能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和引领时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掌握历史主动，进而引领21世纪的时代与世界。
作者简介 韩庆祥，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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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全局，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也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学界研究聚焦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理论基础、风险挑战与治理路径等议题，为该命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整体来看，既有研究具有跨学科与多层次相贯通、整体性与重点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问题性与对策性相联结、兼顾国际国内两个视野等特点。展望未来，学界应不断完善与创新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深度与研究方法，为新时代铸牢意识形态防线提供理论依据与学理支撑。
作者简介 王永贵，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凯翔，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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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三重概念。从传统文化的视域看，其内涵又关乎多重关系。首先是个体之间的交往。人类由个体构成，共同体也基于不同的个体，个体以及个体之间如何建立和谐相处、平等交往的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涉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共同体建构来说，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于两个维度，一方面个体需要认同社会、融入群体，另一方面社会应承认个体，维护其合理权利，二者构成建构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前提。从更广的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概要地看，处理或协调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总体原则是相互尊重主权，互惠互利，走向普遍安全或永久和平。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到“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传统的价值取向侧重于超越具体或特定的民族、国家，以整个天下为关注点。进一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广义的天人之间，即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在理解天人关系或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时，总体的原则是注重天人之间的相分与互动。天人之间的“共美”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形而上的前提，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
作者简介 杨国荣，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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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方新生的创造力哲学研究的一项值得关注和进一步探讨的成果，是在“发现”创造力的“阴暗面”的同时，认识到其中的“双刃剑”辩证本性。这样的研究主要源自防范和消解反社会创造力及其危害的现实需要，但由于有关探讨既触及了反社会创造力及其“成果”发生的规律、机制与方法，同时又从独有的视角切入了对一般创造力的构成、机制与本质等创造力哲学问题的探讨，因此，它在具有消解反社会创造力的实践意义的同时，又具有促进创造力哲学向前发展的学理价值。但是，已有创造力阴暗面研究及其所伴随的创造力哲学研究是未竟的事业，里面隐藏着许多未决的问题和学术生长点，值得展开创新研究。创造力研究要取得创新和突破，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加强对创造力的“个别”或具体样式的考察和研究。对创造力阴暗面及其消极效应的研究不仅在应对反社会创造力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而且对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一般创造力的本质和机制，以及更好地认识世界，更好地调动、激发和发展积极、有利、健康的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高新民，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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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的认识可分为直观认识与符号认识，前者是人运用先天机能所获得的认识，后者是人使用符号所获得的认识。符号中最常用者为语言符号，其要素为单词，分为表示对象的实词和起联系作用的虚词。一个完整的符号认识至少需要两个实词：一个主词，指出对象；另一个谓词，说明对象——这就是符号指谓。构成符号指谓的实词包括个别词和普遍词，前者只指代个别，不具有说明性，而后者可以说明不止一个个别。普遍词分为实在词和范畴词，前者又分为表示自然时空对象的经验词和表示拟想时空对象的超验词，后者表示符号指谓系统中的各种程序性角色。个别词、实在词和范畴词为语言符号的三大实词要素。任何一个实词都包含三维语义结构：它是一个符号，它代表一个对象，它表示符号使用者对该对象的意识。符号指谓的功能在于用谓词回答关于主词所指对象的疑问：或者回答其“是什么”，把对象归类，其谓词为属词和种词；或者回答其“是怎样”，把对象跟同类其他对象区分开来，其谓词为偶性词；从而形成一个主词加两种谓词的三元句法结构。符号指谓的句式次序分为三阶：第一阶以个别词为主词，以实在词为谓词；第二阶的主谓词都是实在词；第三阶以范畴词为谓词，又分为以个别词和实在词为主词的应用性三阶和以范畴词为主词的原理性三阶。语素三词、 语义三维、句法三元和句次三阶共同构成了符号指谓的范畴结构，成为人的符号认识的先验程序。
作者简介 徐长福，哲学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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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符合论、融贯论和实用论的支持者在争论中往往忽视了认知需要尤其是求知欲作为认知行为动机源头的关键作用，结果没能看到问题的要害：由于求知欲是为了弥补知识缺失形成的对于事实真相的惊诧好奇，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追求的真理知识只能在于符合事实的本来面目。相比之下，尽管认知需要中还包含了求晰欲，尽管认知行为往往有非认知需要的参与，它们分别追求的逻辑融贯和实用成效却有可能干扰求知欲的趋真目标，产生扭曲真相的负面效应。所以，从需要的角度看，在真理本质的问题上，只有符合论才能成立，融贯论和实用论等则难以成立。
作者简介 刘清平，哲学博士，武汉传媒学院电影与电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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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的思想革命是在对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双重批判中生发的，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札记正是这种双重批判的高度融合。不满国民经济学对资本社会经济现实的非批判性认同和青年黑格尔派批判长矛无的放矢地挥舞，以及对费尔巴哈物态化人本学唯物主义由青睐到疑虑，继而生发出寻觅新的科学批判的方法论，乃是此一文本创作的语境本态与意向性期待。凭借异化或外化的抽象神秘性、人的类本质的劳动规定性和概念辩证法的潜在革命性三大质点所展开的有关黑氏概念辩证法的理性拷问，经由经济学战斗洗礼后的马克思最终探寻到了一条新的科学道口。
作者简介 熊登榜，哲学博士，扬州大学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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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康德奠定经典内涵的实践理性总体上是与感性经验无关、“不计后果”的，因而是存在无忧的。在高度现代性时期，全球性风险带来本体性不安全和生存焦虑，使得我们必须基于生存——本质上是共生共存——呼唤一种新的实践理性，这便是本质上是存在理性的生存理性。当然，今天我们需要的生存理性是后启蒙的、完成现代性转换的生存理性，是非先验的理性，具有反思性特征，本质上是基于共在这一底线的公共理性。在意向性与外延性高度强相关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吁求基于共在的生存理性，也就意味着要求人们生活方式的再道德化。在此意义上，强调修身为本的中华传统文化有不少助益之处，康德的实践理性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作者简介 沈湘平，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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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格物致知”是构成朱子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套系统的实践工夫论。基于“理一分殊”“性即理”的本体论，朱子提出了“即物穷理”的诠释模式，从而使“格物致知”呈现由向外格物到向内致知的知识主义特征。日本江户初期著名朱子学者贝原益轩(1630—1714)继承朱子的“格物致知”论，并将格致的对象由“事理”推及“物理”，践行格致论至本草学、博物学、地理学等自然研究领域，进一步发展了朱子格致论的经世向度及科学面向。
作者简介 孙传玲，文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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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健康码体系在中国应运而生，跨省市的流行病学调查成为常态。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字化社会治理体系也引发担忧，包括阿甘本所担忧的“例外状态常规化”中主权者权力过度的扩张，与延伸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讨论的韩炳哲所批判的当代“数字化全景监狱”对个体自由的剥夺。公共治理将生命和身体扁平化为数据信息是否意味着工具理性支配下人类的自我压迫？笔者结合霍克海默、阿甘本等学者的论述认为，人本主义所强调的本真人性指向人和自然、技术和人的绝对二分，这种不可调和的分裂恰恰正当化了操纵本身并导向自我宰制，数字恐惧的绝对合法性因此而存疑。超越数字恐惧有三种思路，即流众、减速或自毁。经由“技术民主”的取径，设立防止算法歧视的数据保护法或许能帮助我们正视健康码等的挑战。
作者简介 张瀚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谢廷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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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治哲学研究者总是站在某一立场上研究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立场问题就是研究者在人类社会的复杂结构中，立足于谁、为了谁进行研究的问题。当代人类基本共同体从国家走向世界势在必行，政治哲学要超越以往立场的多元而走向一元，为世界共同体构建提供支持和服务。政治哲学的意向是一种研究者确定目标对象并在意识中不断与之相互建构的互动活动。政治哲学研究如果死守某个目标对象，其研究就会丧失创造性和生命力。政治哲学研究目标对象的确定是个性化的、具有创造性的开放构建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与研究者的研究相伴始终的不断循环往复的持续过程。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专门学科,必须运用哲学的基本方法——思辨方法，但也要运用一些其他方法，如文献诠释法、历史审视法、现实质疑法等。今天政治哲学要回归其应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必须改变政治哲学研究中流行的科学经验方法，在使思辨方法成为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的同时，对政治科学和政治现实始终保持批判性态度，不断推进政治复归其真实本性，体现本性所要求的实践要求。立场、意向和方法的不同决定着政治哲学的性质不同，构建当代中国特色政治哲学需要对我们的研究立场、意向和方法进行反思和重构。
作者简介 江畅，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政治哲学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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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之物作为满足人的需求的工具，有同类异种的存在意味，我们需要面对文化工具的选用问题。文化工具的选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由文化选用者、选用对象、选用目的、选用手段、选用过程和选用结果这六个要素构成。文化选用者有个人、社会组织和社会之分，三者所涉及的文化工具的选用范围各不相同。文化选用属于价值选择，学界以往鲜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但现实中的实有文化工具选用方式一直存在，共有习俗型、情感型、直觉型和理性型四种选用方式。四种方式各有长短，一般情况下，常用前三种文化工具选用方式，但在特殊情况下，必须用理性选用法。以往学界存在的似乎可用于文化工具选用的理性方法各有缺陷，且都缺乏普遍适用性。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性选用方法是“唯好是用法”。先用使用效果的“有害性标准”剔除同类异种文化工具中的坏文化工具，再用使用效果的质量标准，从留下的好文化工具中，选出最好用的文化工具。
作者简介 韩东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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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既有对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理解大多强调二者的区别，并执着于某个领域性或行业性的特殊考察，尚未在工匠学理路上关注它们之间的共通性和互动互释的内在关联。为此，有必要在总体性辩证法下将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融合问题课题化，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语境分析，不仅在理论一般意义上逻辑地阐明何谓科学精神、工匠精神以及二者的融合，而且历史性地说明新时代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实践融合的必然性、紧迫性及其所具有的塑造物与塑造人、成物与成己的双重功能。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是提升劳动者科学素质和工程素质的关键，共同构成职人伦理的灵魂和最高境界，只有将二者内在地统一于主体的劳作和生产实践过程中，合内外之道地求真向善臻美，才能既实现组织的创新发展，又促进个体从“知之者”到“乐之者”再到“是之者”的劳动辩证法的历史展开，让实践主体在“去存在”的道路上成为“技艺型新匠人”，在总体上开显出生命力量与劳动意义。
作者简介 张秀华，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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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众多国外加速主义思潮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费舍尔、威廉姆斯、斯尔尼塞克为代表的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左翼加速主义。相对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左翼加速主义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关于工业技术发展的内涵，即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途径在于技术的加速，让资本主义无法支配整个生产领域。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发展，左翼加速主义的方案遇到其问题，技术加速发展，并没有解决不平等和无产阶级解放等问题，反而让不平等的问题越来越凸出，让无产阶级进一步陷入游牧无产阶级或流众的境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理解，左翼加速主义只指出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但没有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问题。无产者被动地进入技术加速过程是无法产生社会主义动力的，只有当广大无产阶级意识到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数字平台和生态实际上是他们劳动的产物，应该将这些平台服务于公共目的，才可以打破资本主义垄断数字平台的神话，为未来社会主义创造可能。
作者简介 蓝江，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江苏省杰出社科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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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孙中山的政治哲学核心在于论证和辩护其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通过道统论自证其居于中华思想正统，通过知难行易说自证其属于现代思想权威。孙中山道统论原本经过戴季陶、蒋介石副本流传，其基本动机是切割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关系，体现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特征，与康有为的国教论、章太炎的国粹论异质。孙中山知难行易说，其形而上学认识论或知识论层面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政治哲学层面。由此，先分析“知难”“行易”两个原子命题，再综合“知难行易”这一分子命题，从而揭示其目的在塑造卡里斯玛型人物，建立意识形态政社一体化组织，其办法在意识形态教育。道统论与知难行易说是孙中山组织中华民族的思想探索和理论尝试。
作者简介 程广云，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沈丹
微信编辑：徐莉
校对：来向红、沈丹、李海中
终审：尹才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