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霞｜从全国美展探析新时期以来中国画的现代化叙事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南通大学新时代理论基地特聘研究员｜李朝霞

全国美展作为全国综合性的最权威、规模最大的美术展示平台，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十四届的举办，选拔出了众多精品力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对于美术的繁荣和创作方向的引导，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自新时期至新时代，中国画的发展脉络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连。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画迎来了崭新的蓬勃气象，它一方面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笔墨精神；另一方面，在新的现实环境下，由于新科技、新材料、新技法的使用展现出新的风貌，在题材选择、笔墨突破、观念更新、技法拓展、审美趣味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实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画通过对笔墨现代性的不断求索，将社会进步中的时代气息、创新理念等化为中国画创新的动力，获得了宽阔的发展空间。

从现代化叙事的角度观察全国美展中中国画的发展历程，梳理中国画与现代化的关系，厘清中国画发展中对现代笔墨的追寻轨迹，把握中国画创作内容、创作视角的改变，呈现技法等艺术语言的使用所带来的审美趣味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的中国画现代化对于画家成长的深远意义。

美术的发展与时代紧密联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美术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随之启动，美术学校开始恢复招生，各种美术机构重新恢复或成立，中国美协也于1979年3月恢复工作。1980年初，中国美协举办了第五届全国美展，这不仅是美术界人士经历思想解放后作品的首次整体展示，也是作为传统艺术的中国画新话语、新面貌的集中亮相。

新时期美术启动之初，就提出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从1979年起，文艺刊物上陆续出现了一批讨论现实主义文艺、现实主义美术的文章。这些讨论，对新时期的美术创作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现实主义的重提以及思想解放的洗礼，促成画家们艺术观念的变化，也对其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画家们对当时的社会人物和事件积极思考，在第五届全国美展上出现了一批歌颂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品，其中歌颂周恩来总理的作品比较突出：如一等奖作品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图1），二等奖郭全忠的《万语千言》与石齐的《人人都在幸福中》等，分别刻画了周总理的不同感人瞬间。在《人民和总理》中，画的中心是周总理看望群众，神情凝重地搀扶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似在聆听群众的诉说。与以往不同的是，周思聪把画面中心处理成三角形构图，而周总理就处于三角形的黄金分割点上。对于如何构图，周思聪反复思量：“每画到一个人物，我就想起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怎样的悲恸，怎样不顾一切奔向北京，怎样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恳求着……我不得不舍弃许多不宜用绘画语言说出的内容，把这些尽可能融于形象之中，力图使每个人物都真实可信。”

图1 周思聪《人民和总理》中国画 151cm×217cm

1979年 中国美术馆 第五届全国美展一等奖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画家们追求的是“真实可信”，他们想要突破以往的政治表达模式。文艺界轰轰烈烈的关于创作中表现人道主义、人性的讨论使画家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出发点，郭全忠的《万语千言》刻画了陕北老贫农在遇到总理时那种百感交集的心情，作者力图把“感情渗透到一笔一墨中”；石齐的《人人都在幸福中》叙述周恩来总理参加泼水节的场景，也没有特意把总理的形象放大，画家试图打破绘画的步骤和程序，在位置经营上把画面拆开又组合，在时空和步骤上试图开拓新的方式。

这些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构图等方面的突破，都是画家们现实关怀和政治热情高涨的表现，他们站在自身角度，对现实的政治文化进行图像表达，为新时期以来重建精神信仰、重振民族自信提供了美术形象元素。这些优秀作品作为新时期伊始美术中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发挥了美术对现实的干预和批判作用，成为思想文化引领的开路先锋。

由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敞开，如何表现现实生活、如何用图像叙述历史有了更多可能。如果说以周思聪为代表的画家描绘周总理形象是以平视化视角来表现其平易、可亲，希望在构图和形象上寻求突破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上，杨力舟与王迎春合作的《太行铁壁》、贾又福的《太行丰碑》等作品，则从更宏大的层次上分别来表现人物形象和自然精神的融合。《太行铁壁》（图2）采用巨石中凸显人物形象的方法，将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领导人和战士们嵌入山中巨石，以山喻人，将人物铸成铁壁，寓意英雄们的精神与太行山共存。自古以来，“山”在中国文化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人们对其的不断寄托与附会中，蕴含着多重维度的象征作用，不但有创世神话、宗教诉求，也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话语体系中走向了道德自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里的山已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山”，而上升为道德规范的表征。画家们选择太行山作为喻体，是在彰显一种民族精神、革命精神，并把这种象征手法巧妙地运用于画面，实现造型和精神传达的完美契合。

抛却宏大叙事的框架，转向描绘平常生活成为新时期普遍的创作趋势。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如毛主席和陕北老乡挤在一起看表演的《解放区的天》（刘文西）、贺龙骑在牛背上同老农无拘束地交谈的《桑梓情》（贺飞白）、彭德怀与群众促膝谈心的《肝胆相照》（崔一鹗）等，在这些作品中，画家们没有选取战争场面，而是以日常事件来表达领导人和百姓之间的感情。另外，在对历史的描述中，围绕如何进入历史、如何还原场景，画家们尝试了多种方法，如第九届全国美展的金奖作品韩硕的《热血》，对民族性的表现是全方位的，他用线来调动情感，考虑“更多的是人物之间的位置安排，以及造型上的差异，力求使简单的画面不至于单调”。

历史是充满情感的，艺术家要用想象加以理解，历史人物须靠“历史想象以洞察”。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哲学观念、现代艺术流派风格的影响，思维创新一直在叩击每一位艺术家的心灵。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围绕如何别开生面地表现历史、如何把情感融入历史叙事，第七届全国美展的金奖作品邢庆仁的《玫瑰色的回忆》给出了很好的答案。画家满怀情感地表现延安女战士，画面没有崇高和正面的程式化形象，她们沉浸在迷茫的诗意中，似梦似幻地回忆着青春，既具象又抽象，有传统之韵而无政治图解痕迹，“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幅画可以说开启了革命题材浪漫化的审美范式。

从新时期以来美术的现实与历史叙事的展开来看，一条重要的脉络是笔墨现代性的寻找，与之相关的是如何选择题材和塑造形象，构建现代性的画面语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美术作品，从不缺少对人民的歌颂，作品的创作手法以写实为主。但新时期之后，画家们在人物形象塑造、笔墨技法使用方面具有了新的现代性意义。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李世南《开采光明的人》以带有浓厚表现意味的大写意手法刻画了新时期的矿工形象，并把矿工行走的三个不同瞬间用红、黑、蓝三种基调予以表现，人物造型、笔墨表现以及整体构成均具有很强的现代意识。第八届全国美展中，蔡超、蔡群兄弟俩合作的《顶梁柱》抓取工地的建设瞬间，平直的梁柱、垂挂的绳索与弧形部件所组成的构图，既有交叉变化又有综合形式美感。

现代性的笔墨语言区别于传统笔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转变是“形式美”的提出及其不同程度的实践。新时期伊始，首先从理论上对独立的“形式美”问题发声的是吴冠中，他于1979年5月在《美术》发表《绘画的形式美》一文，提出“如何认识、理解对象的美感，分析并掌握构成其美感的形式因素，应是美术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美术院校学生的主食”的主张，这可看作是为形式探索高呼的宣言，紧接着他又发表了《关于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等文章，为形式美的追寻开路。他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的作品《春雪》，以恰当的留白表现了积雪莹洁的质感，利用水墨的氤氲效果巧妙地表现地形的变化。在此画中，他创造性地将点、线、面的形式因素纳入传统水墨体系中，为形式美立言。但纯粹的追求形式“不能充当暗示情感、传达信息、宣扬教化、描绘故事的手段”，形式有意味才能达到美的目的，而意味“是由纯形式的排列、组合形成的画面所表现、隐含的某种特殊的感情”，这在赵益超与张明堂的《考试》（第五届）、谢鸿辉的《邻居》（第六届）、郭明堂的《山情》（第七届）等作品中有所体现。

形式的突破除了构图、造型外，还表现在新材料、新技法的运用上。从内部突围到外部改变，成为中青年画家进行中国画变革的逻辑路径。周京新的《水浒组画》（第六届），调动了中国传统和外来的表现主义语言，创造出一种水墨雕塑样式；第七届全国美展的金奖作品张明堂、赵益超的《晓色初动》，运用了不同常规的细碎皴法，强调大块的、平面的现代构成；袁武的写意人物《没有风的春天》（第八届）以大块墨团在湿纸上染出人物身体，再利用变化多端的线条勾勒头部，然后施以淡墨渲染强调笔墨的对比效果。王玉珏的《卖花姑娘》（第六届）则是在材料运用上别出心裁，她把“的确良”、水粉颜料加入水墨画面，在表达方法上以及画面的虚实处理和线条都具有一种流动的韵律感。对形式和各种新技法、新材料的运用要到何种程度为宜？如何守住笔墨的底线？对中国画来说，即要保留其笔法、墨韵。如安林的《丽人行》（第八届）追求斑驳、丰富的“壁画效果”，在用肌理表现壁画那种斑驳的效果时，将多种方法入画，但画家“也不愿意过分地涂染、制作而淹没笔痕”。

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画而言，自1980年第五届全国美展至1999年的第九届全国美展，不管是内部笔墨语言的各种突围、革新，还是从外在形式、材料上的探索，画家们的思维方式和艺术风格均因时代驱动而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五届全国美展举办时，美术创作正在重新确立现实主义原则，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创作思路和表现手法占据主流，中国画主要以对现实的深刻反思为核心主题。至第六届全国美展开始走向规范化。此阶段，西方现代派思潮对中国画创作影响较大，中国画的面貌趋向多元，对于形式美的探索显现生机。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上，中国画成功突破了以往创作模式，各种风格百花齐放，以中青年为主力的创作队伍格局开始奠定。第八届全国美展时，处于国家文艺政策“唱响主旋律”的阶段，参展的中国画水平普遍提高。到了第九届全国美展，伴随经济转型，中国画的表现内容更趋多元，除了大的社会生活题材，关注个体日常感受、描绘日常生活的作品日益增多。总体来看，新时期至20世纪末，中国画逐渐呈现出开放、多样化的面貌，画家们关注现实和历史，并把对现实和历史的表达转换为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材料上的新尝试，而材料、制作技法作为辅助，为中国画的现代语言转换提供了视觉上的新图式。

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对中国画产生了直接影响，而真正多样化格局的奠定则是到了新世纪之后。新世纪伊始，中国加入WTO，开始全面走向世界，市场经济伴随的商业文化在国内不断蔓延。中国美术界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国家重大题材也在该阶段启动，第十届全国美展也开始改革，完善全国美展的各项规则，适应时代出现的新变化，工笔画发展更加成熟，出现了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材料、新技法使用较为普遍。至第十一届全国美展时，传统的继承和突破有所回归，关切社会现实的作品占比增高，对底层群体开始更深入地挖掘和表达。纵观这两届美展，评委、观众对各种风格的接纳度更为宽广，画家传达的思想也更加深刻，表现方法更趋多元。

画家对社会现实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他们不仅仅停留在感受的层面，而是对社会现实有着穿透本质的表达，并试图用绘画来唤起社会对民生的关注。第十一届全国美展的金奖作品孙震生的《回信》（图3），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表现汶川地震后重组家庭的孤儿给帮助过他们的解放军回信的情景；获得该届银奖的《工棚》（图4），出自女画家李传真之手，生动地描绘了城市中的农民工，他们虽然打拼不易，但仍然饱含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

此时，时代的种种大事进入画家视野，画家与社会现实建立联系并日益密切，画家的责任感、现实关怀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美术潮流，他们从不同方面传达了中国社会的幸福、真情和关怀。画家们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关注，不仅传达了感同身受的生活经验，也表明了他们的价值观、美术观。面对生活的多层面，他们不仅向底层投入关爱，而且对普通百姓在先进文化滋养下的日常生活状态给予了抒写。赵建成的《西部放歌——灵光》（第十届）画的是藏族妇女在党的灵光沐浴下的隽永之美；方正的《收获》（第十一届）把目光聚焦农民的收获场面；杨金星的《甲申小满》（第十届）塑造了几位市民在超市购物的幸福场景。当然，画家们也忘不了边疆的现实生活，卢冰、赵进武的《雪域天使——门巴将军李素芝在牧区》（第十一届）描绘的是中国医疗专家李素芝在牧区给牧民们看病的场景。

“深入生活”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的年轻画家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陈治、武欣的《零点》（第十一届）表现了80后小家庭温馨的生活场景；王冠军善于表现都市男青年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其第十届、第十一届连续参展的《锦瑟华年系列之三·联通无限》《锦瑟年华系列之九·HELLO》，延续了其刻画都市男青年的思路。

描写生活的多元趋向，从大的方向上看，是宏大叙事的退隐和日常生活的突出趋势，原因是我们已进入日常生活时代，日常生活的价值已得到社会的确认，画家们开始着眼于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日常生活领域的变迁，将目光聚焦城市与乡村生活中人们的生活细节、精神状态、文化习俗等方面，以此来构建画家眼中的社会变迁史。

同样是对日常生活的挖掘，军队题材在新世纪展现出强大的表现力。一方面，画家们以敏锐的眼光捕捉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第十届全国美展的金奖作品何晓云的《嫩绿轻红》表现了年轻女军人漫步于街道的身影；该届银奖作品孔紫的《三伏》描绘了几位女兵在三伏天艰苦训练后的场景；苗再新的《雪狼突击队》获得了第十一届全国美展的金奖，该画以严谨的造型准确描绘了子弟兵的壮美豪情。在表现这些人物时，画家们并非一味表现军人的雄伟坚强，而是从不同侧面体现出青年战士的精神风貌。在《嫩绿轻红》中，作为一种对人的内在精神的揭示，两个女战士眼光里透出一种沉静与单纯，自信与坚定，画家完全是从生活出发，包括对手、衣服的处理都很讲究。另一方面，军旅画家们通过历史上英雄们的日常生活描绘，进入对大事件的观照。如袁武被抗联的事迹所感动，创作了《抗联组画——生存》（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图5），没有描绘战争，只是体现抗联战士在冰天雪地的日常状态，为了传递抗联战士在苦寒处境无所畏惧的状态，他“曾经在最冷的时候去东北收集画抗联的材料。去了一些当年抗联战士走过的地方”，找寻、体会那时战士们的生存状况、精神状态，在表现方式上，画家用了传统的形式和节奏传达悲壮，用白粉加墨的方法，减弱了色彩的明度，营造极寒状态下战士的艰难处境。

图5 袁武《抗联组画——生存》中国画

370cm×200cm  2004年 中国美术馆

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

在表现现实日常与历史日常的联系中，在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中，画家们所展示的是创作主体的自觉意识，画家们认识到自身的文化责任和使命担当，也对周围事物有着深入的感知和对历史的共情感，他们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观看外部世界，而是以切实的生活感受和对历史的情景还原图绘生活的变迁，多种感情、想象相互辉映，构成大历史、大事件进入日常生活的精神底色和审美意蕴。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这个多年来被画家们践行的艺术准则，道出了中国画创作的宗旨。除了对生活的素材攫取外，“一手伸向传统”意即中国画特有的笔墨韵味是画家的立身之本。在第十届全国美展上斩获金奖的作品刘文洁的《物华》引人注目，原因来自她画中那东方艺术的韵味，全画整体看上去比较虚灵，尽管在材料运用上使用了丙烯，但没有西画的感觉，它包含着中国画描绘山川的那种意象和情调。这件作品引发了全国美展评委们关于“何为中国画的本质”的本体论问题的争论，焦点在于丙烯材料的运用是否还是中国画的问题，多数评委认为只要技法语言是中国画就可以。这种争论为中国画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发展开辟了大的空间。

保留中国画的笔墨韵味，如何在视觉上给人以新鲜感受，主要有三个维度：其一，尝试色彩搭配如何为画面服务。庄道静的《百合》（第十届）对色彩，特别是蓝、白、赭等色的运用颇为讲究；阳先顺连续两届的《锦绣山庄》（第十届）、《锦绣徽乡》（第十一届）把油画丰富的色彩层次融入国画。其二，各种形式、符号的组合。陈超历的《冰香沉屑》用字母组合及各种竖线条、粗线条、圆点等刻画年轻人的服装，人物或站或躺，把装饰性因素融入画面；谢淼的《节日之前》（第十届），各种窗格式的构图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元素。其三，从笔墨、构图内部生发。这类的探索数不胜数，如喻慧的《掠影》（第十届）用一石一鸟造成一种气势，用古人不曾用过的方法精细描绘铺满画面的石头；何加林的《桃源寻梦图》（第十一届）用淡墨、宿墨和湿墨结合，构造了一幅意境清幽的山水意境。他在笔墨上的讲究，以及不断突破的方法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何水法的《红灼芳芳》、刘万鸣的《碧空无际》、方向的《春雨》、王法的《玉树聚禽图》等作品都在传统的基础上探寻笔墨的无穷变化。

在画家们不断探讨中国画的现代性同时，科技的发展不断渗入中国画的创作，一些画家借鉴了照相、摄影、录像等现代技术，以增加画面的视觉冲击力，这些辅助工具使画作的表现性更强、画作更加完整，但可能出现中国画笔墨的表现力减弱的问题，面对越来越多制作的作品，评委们对写意精神的呼唤一直不绝于耳。

新时代的来临，中国画已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追求，第十二届全国美展把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作为美术创作的评价标准，在美展的中国画作品中，表现农民等劳动者精神面貌的作品不断增多，同时，也涌现出了与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的诸多题材，如令人神往的宇航主题以及备受关注的反腐题材等。画家们时刻关注国家的新政策、新思想，到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乡村振兴、时代新科技、绿水青山等重大主题成为中国画创作的焦点，面貌更加多样，精品意识增强。时值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家除了继续关注社会重大现实题材外，出现了不少从微小的细节隐喻宏观的伟大情怀的作品，以小见大，让观者在细微之处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和国家的发展。纵览新时代以来全国美展的中国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美术家创作的指导原则。“人民性”，体现在全国美展的中国画创作中包含了丰富的内涵。首先，从画家表现的群体对象来看，包含新产业工人、学生、农民、英雄、都市青年等各种群体；其次，从表现事件看，工作、团聚、收获、节日活动等，画家们从世俗生活出发，展现人民生活中的日常体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具体的每一个人的成长和国家现代化进程融合在一起，画家们即时捕捉社会各阶层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第十三届全国美展金奖作品李玉旺的《使命》（图6），用一种新的“丰碑式”的构图，通过对消防员普通工作场景的描绘，体现真实的生命个体的使命。在李玉旺看来，伟大的精神“更多地隐藏在稍纵即逝的瞬间和不起眼的凡俗里”，作品使用传统的工笔重彩和壁画元素，营造真实的场景，体现消防员随时准备待命的最真实、最无私的英雄主义精神，但他想要呈现的是“一群‘大写的人’，而不是‘大写的英雄’”；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李传真关注新产业工人幸福生活的《暖》，画出了他们欢度中秋的场景，作品中每个物件、每个细节如月饼、橘子等的刻画都逼近真实。许多作品深入挖掘农民的内心世界和个人经历，既从宏观政策出发，也从小处探寻新时代农民自信、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展现“人的现代化”，农村生活变迁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金奖作品沈晓明的《金色土地》表现农民收获时的喜悦，以金字塔式的构图展现了新时代的农民群像，探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画面没有重墨，从技巧上来说是个突破。

图6 李玉旺《使命》 中国画 195cm×178cm

2019年 山东美术馆 作品选自第十三届

全国美展，获第三届“中国美术奖”金奖

“人的现代化”从地域属性上看，除却乡村外，表现城市人的现代化精神的作品更是从细节处延伸。如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张潘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用纯水墨的方式表现现代都市街景和城市建筑，人行走在街景之中，也成为现代化的风景，画家把对都市变迁的关注和体验化为对时代命运和社会转型的深层思考；张强的《新梦》画面精心设计了很多视觉对比，中间部分开心快乐的人物充满各个空间，各个平凡人温馨的梦表达了和谐的社会，幸福的家园。

物质文明的发展对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心理感受产生了影响，他们对平凡生活的满足，也是新时代“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表现。这从其中的许多入选作品就可窥见，以陈治、武欣连续几届参展的作品为例：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金奖作品《儿女情长》（图7）描绘子女回家团聚的温馨生活场景，表现普通城市居民生活的日常状态，这件作品的人物塑造重点在于对母女之情的表达，以生活物品等细节烘托主题；到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时，他们创作了《尖峰食刻》，作品没有对餐厅热闹场景的直接描写，而是以独到的视角刻画了后厨厨师的忙碌，从侧面反映了新时代人民的社会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而在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上，陈治、武欣又呈现了反映青年健身生活的《少年强》，画中描绘女青年练习举重，一旁的团队成员围着观看的场景，作品在表达少年强的图像中，隐喻着祖国的强大。

图7 陈治、武欣《儿女情长》中国画

172cm×200cm 2014年 中国美术馆

作品选自第十二届全国美展，

获第二届“中国美术奖”金奖

现代化的进程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生活的感悟都是画家表达现代化的主题。除却对人的表达外，一些画家甚至通过物的描绘表现人对自然的重视和关注。如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金奖作品罗玉鑫的《休戚与共》通过动物画的方式表达对自然生态的关注，画面使用纯水墨语言表现“新物种”，在传统动物画的基础上延伸出国家对于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唤起人们对地球的保护。再如回忆旧城区改造的《光阴的故事》（黄洪涛）（第十二届），画面没有呈现人物，而是通过对积雪的老楼、有轨的电车和路边的邮筒的精心描绘，将色彩定位于暖色调的赭、褐、绿、黄的搭配上，透露出对宁静与精致的渴望。

当然，从物理上看，最能体现时代进步、最能表征人的现代化的是画面上的科技元素，一些画家的画中出现了像“高铁”“天眼”等内容。有表现建设成就的，如王顾宇和王艺的《匠心筑梦——建设中的天眼》（第十三届）、黄涛的《天堑变通途》（第十三届）；有表现太空飞船的，如林沛森的《千年圆梦》（第十二届）、丁密金的《太空漫舞》（第十二届）等；有描绘高铁的，如张静的《中国速度·动感号》（第十四届）等；展现海底探测的，如张孙哲《海渊之光·奋斗者号》（第十四届）等，这些作品都突破了传统的主题，表现前人没有表现过的高科技成果。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大历史命题：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方面相互促进。新时代全国美展上的中国画，除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图绘，画家们也把视野拓展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上。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出现了不少反映援助非洲、“一带一路”题材的作品，画家们对国家政策的表现深入、巧妙：张小磊的《援非医疗队》描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医疗队在东非进行医疗援助的一个日常场景，作品借鉴敦煌壁画的表现方法，背景的和人物的绚丽色彩形成对比，突出人物形象；詹勇的《非洲在路上》、孙娟娟的《对话》以及王聪的《中国行》都表现了“一带一路”的具体内涵，也是画家们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思考与美好愿景。

“世界”—“国”—“家”这样大的宏观战略，落实到画家笔下，展现的是一个个充实的细节，是人民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一幅幅看似细碎的图画映现了国家的社会发展史，通过个人鲜活的感受透视大观念，中国画最善于通过描绘一些小的景物或细节，来表现宏大的主题：李恩成的《芳华》（第十三届）将广阔田野中自由生长的野花野草入画，呈现出生机勃勃的自然之美。该作品构图极具现代感，整体色调清新淡雅，既表达了广大劳动者为祖国奉献青春的深意，又包含有平凡人的自我价值；字聪的《月满乾坤》（第十四届）画月光下的梅花，不断试验传统的笔墨技法，用蓝调表现梅花新的样貌，表征祖国圆满、团结。周正良的《硕果》（第十四届）通过波罗蜜的具体形象，隐喻祖国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梁醒生的《玫红色的回忆》（第十四届）刻画自己的童年生活，以故事感与观众取得共鸣，从自己生活的“小我”出发，让作品展现出“大我”。

这一时期，中国画家们对生活的体悟和挖掘逐渐深入，将个人情怀与家国情怀相联系，在缅怀过去的同时反思当下，注重从小细节中显现时代的大精神。从新时代的全国美展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科技给中国画带来的崭新技术变化，中国画的边界在拓宽，甚至颠覆了以前的中国画分类方法，多种画法、多种材质融合，许多作品难以用以往的形态、分类来界定。生活空间、展览空间、观看方式变了，国画的形态也随之延展了。

全国美展为中国画的全面展示搭建了不可或缺的平台，从新时期以来全国美展中国画的历届展示中，我们不仅能体会到近些年中国画的内容选择、审美趣味的转变，更能观察到中国画家在中国画本体语言方面的内部突破和外向拓宽，从以内容为主到探索形式美，从崇高转向日常细节，由符号化的政治图解到有血有肉的人性刻画，再从各种细节构筑中国式现代化蓝图。中国画的内容演变其实也是画家们对中国迈入现代化过程中的感悟和图绘，画家们以军人、农民、大学生、城市青年、新产业工人、具有人文精神的山水等为对象，以援助非洲、乡村发展、历史事件、节日活动、城市休闲、团聚细节等为画面主题，不仅绘制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更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想，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用中国画的形式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术建构。

对于中国画的艺术技法变革而言，笔墨语言在一代代艺术家的不断突破中得以丰富和发展，从内部突围和外部的形态拓展为画面表达抒写了新的形式语言，“‘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画家们在一届届作品中，敢于在留住中国画本体精神的同时求新、求变，画家革新的自觉意识包含多重内涵：如对传统局限性的认识、对时代变化的敏感度、对自我表达的追求等，促使他们不断尝试新的材料、工具，创造出了百花齐放的中国画力作。

更进一步观察，全国美展引领了画家的创作道路，从文艺方向的引导到艺术评价标准的塑造，全国美展所倡导的弘扬社会主流价值的主张，推动了绘画技法的创新，同时鼓励多元风格的融合，推出了一批经典作品。这些作品映照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是不同时代画家们进行现代化笔墨求索的见证。全国美展优秀作品的推出，不但确立了美术标准，作为榜样示范，为后来者提供了创作的努力方向，促进中青年画家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全国美展中国画优秀作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组成部分，它蕴含的人文化、智慧化、厚重化特点，也为世界艺术现代化进程的多样化提供了独特的东方视野，为人类的现代文明贡献了具有中国气派的强大艺术力量。（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