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制造业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应在修炼内功的同时,突出内外资协同,着力发挥先进制造业区域集聚优势,持续完善外资服务体制机制,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先进制造业是战略性产业的重点,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作为充分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型产业形态,先进制造业具备技术先进、创新性、高质量等特征,与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内涵相契合,成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外资对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持作用。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均需兼顾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推进高质量利用外资。
先进制造业利用外资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理论逻辑
外资是连接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的重要媒介。先进制造业利用外资可为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和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源泉、丰富的人才支撑、良好的产业载体。
提高先进制造业劳动资料创新含量,丰富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泉。先进制造业利用外资,一方面助力我国吸收全球前沿基础理论、技术等,丰富可利用的创新资源,弥补先进制造业发展面临的知识、资金和技术短板,加快我国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另一方面,外资进入带来的竞争效应,刺激我国本土先进制造业企业加大创新研发、智能生产力度,加快先进制造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创新和融合应用,在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形成更大突破,孕育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更高技术含量的新型生产工具,丰富劳动资料供给,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源泉。
推动先进制造业更高素质人才培养,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支撑。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外资进入在传播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会促进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先进制造业利用外资可以吸引大量国际化人才,形成人才集聚效应,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外来国际化人才支撑。同时,外资进入可为本土人才提供更多的国际化工作环境和学习成长机会,提升本土人才的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此外,外资企业和国际化人才的进入,不仅倒逼本土企业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劳动技能和员工素质;也会推动政府优化教育政策,积极探索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加强拔尖创新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应用型人才和大国工匠式技能型人才等培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全面、多元的高素质人才支撑。
拓展先进制造业劳动对象范围,扩大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载体。基于“引资补链强链扩链”的发展导向,先进制造业利用外资着重围绕产业链进行布局,实现产业链集群发展,密切国内先进制造业与全球产业链的联系,提升先进制造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同时,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利用外资会加速工艺、产品、组织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推进新模式、新业态的产生,丰富产业形态,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奠定良好的产业基础。高质量利用外资会延伸先进制造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的创新广度和深度,深化已有原材料、零部件等传统物质资料的范畴;也会刺激本土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先进制造业和关联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高数据等新型劳动对象的规模和质量,拓展劳动对象范围,丰富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原材料。
先进制造业提升利用外资质量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先进制造业提升利用外资质量有着明显的优势,同时也面临全球引资竞争加剧等挑战。
先进制造业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优势凸显。一是产业基础和要素禀赋优势突出,先进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自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以来,我国已形成4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初步建成特色鲜明、竞相发展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体系,产值已超过20万亿元。我国先进制造业吸引外资的产业基础和要素禀赋优势主要表现在:产业体系完备。产业链条相对成熟,外资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等在本土基本可以找到相应供应商。技术创新资源丰富。2023年全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投入增长8.1%,达33278亿元,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1.8件,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达61476亿元。人才资源基础雄厚。我国超2.4亿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大量高素质人才;据统计,2023年我国高被引科学家占全球17.9%,居全球第二位。拥有全球超大规模且增长潜力巨大的市场,外资在新技术、新业态等领域有广阔的投资空间。新型基础设施和新型要素配套相对完善。截至2024年5月底,我国新建46万个5G基站,规划10余个具有高性能计算机集群的智算中心,为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撑。与此同时,我国数据生产总量不断增长,《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3年)》显示,2023年,数据生产总量达32.85ZB(泽字节),同比增长22.44%,为我国先进制造业提升利用外资质量,打下坚实的新型数据要素基础。
二是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提升,引资质量持续改善。为顺应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大势,外资企业也在积极调整其投资布局。以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等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成为外资投资的热点。从外资规模看,2024年1—7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量超5000亿元人民币,新设31654家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11.4%。从外资结构看,2024年1—7月我国28.4%的实际使用外资流向制造业,同比提高2.4%。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6%,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实现87%、32.4%的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从外资来源地看,虽然主要投资来源地保持相对稳定,但来自德国、新加坡的外资流入金额分别增长26.4%和11%,投资来源多元化趋势依然强劲。此外,我国先进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方向也出现结构性变化,更加注重引导外资企业向研发创新等产业链、价值链上游环节布局,加快推进外资企业在我国投资布局研发中心。以北京为例,已在人工智能、医药健康等领域形成151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27家为外资研发总部。
三是开放力度加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彰显出我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和战略布局,为我国高质量利用外资提供了重要指引。自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生效以来,我国已多次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等。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2024年以来,先后印发《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关于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境外人员住宿若干措施的通知》等,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此外,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政策鼓励力度,我国还将进一步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聚焦先进制造业,扩大鼓励条目;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切实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等。
同时,我国先进制造业提升利用外资质量也面临着挑战。一是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利用外资不均衡。从新设外资企业数量来看,2023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为841家,远低于高技术服务业12917家;从实际使用外资规模看,高技术服务业是高技术制造业的2.3倍之多。先进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潜力仍待释放。二是先进制造业利用外资面临的地区竞争加剧。先进制造业已成为各国竞相发展的对象,从美、英、德、日到越南、墨西哥等都在积极布局。三是地缘冲突使先进制造业利用外资面临更大脆弱性。受全球通胀压力上升、贸易保护和地缘冲突加剧等影响,202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约1.3万亿美元,连续两年下降。而在当前地缘冲突以及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不断挑起贸易争端,影响外资在我国的投资布局。
进一步提升先进制造业利用外资质量的建议
我国先进制造业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应在强化内功修炼的同时,突出内外资协同,着力发挥先进制造业区域集聚优势,持续完善外资服务体制机制,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突出先进制造业的内外资协同,拓宽利用外资渠道和来源。加快在先进制造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壮大先进制造业产业规模,要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用好全球创新要素资源,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继续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机遇,深化“一带一路”沿线或区域内国家合作,加快建立投资促进常态化合作机制,强化区域产业协作和关联强度,实现优势互补,加快区域内先进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优化调整;出台专门面向东盟、日韩等地区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细化措施,建立完善先进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协调推动机制,不断优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稳定区域内沿线国家的外资来源和规模。在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吸引外资超级联系人作用的同时,发挥澳门、台湾地区在吸引外资中的重要作用,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的经贸合作体制机制,加快高质量人才相互对接,提升内地与港澳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深化大陆与台湾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合作。借助驻外使领馆,积极探索与重点国家(地区)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合作,加快签署和落地更为多元的双多边投资及贸易协定,拓宽利用外资渠道和来源,为先进制造业利用外资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
发挥先进制造业区域集聚优势,优化高质量利用外资的国内布局。在已形成4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基础上,紧抓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机遇,巩固既有竞争优势,培育新竞争优势。一方面,进一步围绕已有集群补短板,提升整体创新效能,打造先进制造业领域共性技术研发与扩散服务平台,不断增强生产性服务业配套能力,加快培育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另一方面,以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为抓手,畅通国内各区域的联系通道,优化利用外资的区域布局。完善市场信息交互渠道,搭建产业转移对接信息平台,引导先进制造业转移对接,兼顾产业转移地与承接地以及先进制造业的不同利益诉求,逐步形成先进制造业利用外资在国内东中西三级梯队转移格局,服务于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大格局。
持续完善外资服务体制机制,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以打造“投资中国”品牌为契机,加快修订发布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全面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的要求。聚焦难点痛点问题,推动落实外资企业平等待遇,健全外资企业直接联系机制,切实落实《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2024年版)》。发挥自贸区(港)、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及国家级经开区的引资示范效应,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建设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利用外资示范区,鼓励先行先试,探索国内国际资源要素配置的新机制,推进人才、数据、技术等跨境流动的新形式,形成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新成果,破解外资企业在本土发展面临的要素和制度约束。
作者:李宏兵,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委员,经济系主任、教授;翟瑞瑞,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4年第10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责任编辑:王晓方
网络编辑:徐涛
监制:宋明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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