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属越南，因其位于印度支那半岛，当时亦称为法属印度支那，包括南圻、中圻、北圻、柬埔寨和老挝五部分，也就是今天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据法国殖民当局统计，1900年前后，法属越南2000多万的总人口中，有将近50万华侨。
由于越南在地理上与中国粤、桂、滇三省接壤，历史上又曾为中国的藩属国，因此越南人民的独立运动历来与中国革命运动呈现出非常密切的关系。越南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影响力向亚洲辐射的重要一环，也是关系中国西南边疆安危的重要门户。
自1858年9月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以来，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此起彼伏。20世纪初，击败沙俄的日本成为越南爱国志士学习的榜样，并被推尊为“黄种老大哥”。
为学习日本，争取外援，1905年初，众多越南革命志士赴日留学，史称“东游运动”。在犬养毅的引介下，越南革命家潘佩珠和同在东京的孙中山两度在致和堂会晤，交换政治意见并探讨中越两国革命的关系。
通过与孙中山的交谈及与中国革命党人的频繁接触，以潘佩珠（Phan Bôi Châu）为首的中越两国革命党人揭开了友好合作的东亚历史篇章。而中国国民党人对越南局势，甚至中南半岛的影响，则更是持续到1960年代的越战爆发。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正是中国国民党人在实际处理战后越南问题过程中，由于太过看重眼前中国在越的实际物质利益，对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有所忽略，从而为日后美苏在越南的冷战留下隐患。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与越南反殖运动
1905年7月，正在日本筹组同盟会的孙中山与越南国民党创始人潘佩珠笔谈两夜，是为两夕会谈。孙中山希望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待中国革命成功后再援助亚洲各被保护国独立，并允诺首先会援助越南。
而潘佩珠则认为，应该先援助越南革命成功，再以越南北部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进而夺取两广以窥视中原。尽管孙、潘二人革命主张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共鸣大于分歧。辛亥革命前后，中越两国革命党人的合作与交往进入高潮。
1907年3月下旬，孙中山抵达河内，在甘必达大街62号设立指挥粤桂滇三省起义的领导机关。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越南都是中国革命党人拟定起义计划、筹备和转运军火物资的海外基地。
在越活动期间，孙中山多次在百忙中和义塾（越南爱国革命组织的名称）里的教员进行“笔谈”，表达了他对越南人民反抗殖民主义事业的真挚同情，以及对越南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关心。
孙中山、黄兴等人曾对“东京”义塾的创办人阮权表示：一旦灭清复汉大事告成，不论越南兄弟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们都乐意给以帮助。而孙中山在指挥攻打镇南关和河口战役时，也曾得到越南爱国组织如“黄花探”的帮助和掩护。
1908年，潘佩珠联合中国、朝鲜、印度、菲律宾等国流亡日本的革命志士，成立“东亚同盟会”。不久，为了更直接推动越南境内革命运动的发展，潘佩珠又联合与越南接壤的云南、广西留学生成立“滇桂越联盟会”。
虽然上述两个同盟成立仅数月便被日本当局应清廷和法国政府的请求而取缔，但中越两国革命志士的情谊却更加深厚。潘氏遭东京警察驱逐后辗转流徙于广州，中国广东省又反过来成为越南革命人士联络革命的枢纽。
1912年辛亥革命的成功使一度沉寂的越南革命运动再度兴起，是年3月，在潘佩珠的提议和坚持下，越南革命党人取消以君主立宪为宗旨的越南维新会，重新建立以民主共和为宗旨的越南光复会。
越南光复会的成立，表明越南革命运动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进入更为密切的组织合作阶段。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公开标举反帝旗号，提出建立世界弱小民族反帝联合阵线。所以，当时的广州不仅是中国革命大本营，亦是越南民族主义运动圣地。
1924年，潘佩珠决定将越南光复会改组为越南国民党，其组织基本仿效中国国民党之章程。1925～1927年，共有近300名越南青年来到被其誉为“我们亚洲联邦共和国的将来首府”的广东。
越共创始人胡志明以苏联顾问鲍罗廷翻译的身份公开活动，其所创办的“政治特别训练班”，专门吸收在广州的越南青年，经过四至六个月的短期培训后，再派回越南从事反抗法国殖民当局的革命活动。
还有一些越南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据黄埔军校1-7期同学录统计，在校越籍学员共有17名，其中以第七期学员最多，共有14名。此外，还有3位在校任教的越籍军官。这批在广州受训的越南青年，日后皆成长为越南独立运动的主干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个人在担任革命军事摇篮的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期间，非常乐于接收和培训来自越南、缅甸、朝鲜以及台湾等地区的革命青年。而这批革命青年，后来陆续作为东南亚各国独立运动的中流砥柱，活跃在各国政治舞台。
1925年西贡兵工厂800名工人罢工，拒绝修整准备驶入中国港口、干涉中国革命的兵舰。法国殖民当局为了阻止华越两民族的团结，再次在越南境内掀起了排华运动。但越南民族主义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殖民地国内的革命家看清楚帝国主义者又在把惯用于非洲的技俩——兄弟相残的政策——来施行于亚东了；他们知道帝国主义者想要促起同种族同阶级的兄弟们这个攻击那个，造成他们的互相仇视和分散，如二年来法国唆使安南人抵制中国商品”。
受北伐战争胜利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影响，1929年春，越南国民党开始总动员，在河内、海防、西贡等地实施恐怖战术，击毙亲法安南人及法国官吏多人。1930年2月，胡志明在广州成立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改组为越南共产党。
1930年2月，越南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的抗法运动。起义军首先袭击了安沛军营，其后波及整个越南。不幸的是，起义遭到法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越南国民党领导人阮太学以下高级干部共13人被处死刑，被捕殉难者与被放逐者共约4000人。
然而，对越南革命党人真正的危险，却并不是法国殖民当局的暴政，而是来自“老大哥”中国革命党方面的传导效应。1927年宁汉分立和桂系军阀崛起的影响，在1930年安沛起义失败后的越南革命党人组织内部被无限放大。
此后，越南国民党党务一时停顿，最后渐趋分裂，分化成大越国民党、越南民政党、大越维民党、大越国社党等等。越南革命党人在云南境内，特别是河昆铁路附近的昆明、宜良、开远、蒙自、芷村等海外办事处一时间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1941年中越外交关系的发展变化情况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中国沿海广州、海口等地相继失陷，长达859公里滇越铁路，一度成为中方主要依赖的国际交通补给线。当时中国东南沿海被日军严密封锁，中国所有物资之输出与输入，以及70%以上军火之供给，都由滇越铁路运输。
当然，越南不仅关系着中国西南后方根据地的安危，更是影响整个太平洋局势的战略要地。越南南圻地处南太平洋与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咽喉部位，那里物产丰富，是日本所需石炭、硅砂、铁矿、锡矿、锰矿和钨矿等重要战略物资的供给地。
1940年6月，由于巴黎失陷和贝当政府的屈辱投降，法国人在中南半岛的威信尽失，其在越南的统治地位也呈现出动摇之势。此时的越南革命风潮一天比一天激烈，民众的斗争精神无比的热烈和奋发，并呈现出三股趋势。
与中国国民党渊源较深的原越南国民党人，以及一些在中国军方任职的越南军官认为，应争取中国方面的物质援助和军事支持。滇、桂两省本就是越南民族革命运动的大本营，相当方便于控制的起义规模和烈度。
而以越南复国同盟为代表的越南人提出，可以借用日本人的力量驱逐法国殖民者。中国国民党纲纪不振、腐败透顶，蒋介石系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败再败，根本不足以倚为后援，倒不如响应前国民党核心人物汪精卫的号召。
在两股势力之外，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主张应依靠越南本土的力量，利用中国国共合作的条件，在中越边境地区加强同在中国和在越南境内活动的重要骨干的联系，为开展越南国内的武装斗争并进而夺取政权而积极做好准备。
正所谓“计划不如变化快”，日本帝国主义者借法国在欧洲战败之机，迅速迫使法越当局封锁滇越铁路，准予日方派遣检查员驻扎河内、海防及老街等运输中心，检查运华货物，还自行炸毁越南连通昆明的铁路桥梁，致使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大受影响。
1940年9月，法越当局向日妥协，同意日本在越南驻军，并在越南取得海空军根据地。日本正式出兵越南后，直接威胁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英美在南太平洋殖民地的安全，成为日本实施南进政策的“第一站”。
日本人对法属印度支那的侵夺，导致英、美、荷等国开始改变各自在远东对日政策，转向积极制裁日本，冻结日本资金，对日实施从蔗糖、纺纱到石油的全面禁运令。
一般而言，珍珠港事件是太平洋战争的开端，但实际上日军进占越南后，便已将南太平洋的形势完全改观。日本出兵越南，虽然对中国抗战后方根据地造成严重威胁，但也极大改善了中国所处的孤立无援的国际环境。
当时即有舆论指出：“日寇越南的策动，更使反侵略集团的阵容立形整肃坚定。中英美苏荷印的联合战线在实质上已经成立，仅形式上还没有同盟的条款”，“我们从独立抗战已经进至联合制裁的阶段”。
抗战时期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自认为，日本侵越才是中国对日抗战的最大转机。他在1940年9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为敌国侵略行动由华转移其他国家之开始，亦即对英美挑战之实现，故应特别研究，勿失时机，此实为我国对倭抗战最大之转机也。”
更重要的是，中国自此开始以亚洲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姿态，积极参与战后亚洲地区国际秩序的缔造。1940年9月法越当局允许日军进入越南后，中越同盟关系由秘密转为公开，中国国民党的对越援助也由局部的、应急性的援助过渡到全面的、有组织的援助。
只是，由于中国援越机构之间的意见分歧；叠加重庆政府偏居一隅，势力羸弱；且受中法关系的制约；以及越南革命同盟会内部的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国援越工作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
不过，中国国民党人还是在越南身上恢复了久违的东方大国记忆与风范，明确认识到“我们中国在东方的地位及其所负的责任是格外重大”。当时就有人在《三民主义半月刊》中撰文指出：
“兴灭既绝，济弱扶倾，是数千年来我国对外政策上的传统精神。为救助邻邦，中国人在朝鲜、越南、暹缅，且曾兴过仁义之师，流过光荣之血！……我正已踏上复兴之路，宛如旭日东升，起而负救护责任，实为势所必至，理所固然，任何人无怀疑或反对的余地！”
中国之所以欲以“亚洲民族独立运动”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除却基于东方大国的传统义务感和援助弱小民族的党义使命感外，还出于战时打击日本的需要和对战后全新世界格局的憧憬。
中国需要正面回击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构建，并“证明其战后民族政策必然本平等的原则，促国际合作，奠永久和平，求共同繁荣”。而这个突破口，正是和中国国民党渊源颇深且唇齿相依的越南。
1942-1945年蒋介石与战后越南问题安排
小罗斯福总统构想的战后世界格局，其中一个基本面向，就是拆解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广阔殖民地体系，以满足美国“门户开放”的需求。为此，小罗斯福着力扶植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副警长”地位，使之成为1942年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四强”之一。
蒋介石本人也的确不负小罗斯福重望，在出任中国战区统帅不久，便主动出访印度和缅甸。并且不顾英国人的反对，于访印结束之际发表《告印度国民书》，宣告中国支持战后印度独立，呼吁英国政府“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
随后积极、坚定地声援朝鲜独立运动，甚至公开表明朝鲜独立是中国对日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1942年7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军委会，分别援助朝鲜独立党领袖金九所领导的朝鲜临时政府和金若山领导的朝鲜义勇队。
1942年11月9日，蒋介石在为宋美龄赴美准备的“对美事项”中提出要将“琉球交还中国”的主张，“但此等地方海空军根据地准许美国共同使用”。还要宋提醒白宫，对于泰国问题要“特别研究”。
“其一，为我在泰之华侨关系。其二，为泰族在我滇桂与缅甸分布颇广也。如我对东方民族仅限于倭寇，则将来团结东方各民族实有重要意义。”蒋介石认为盟军应对泰国暂时采取“不宣战之方针”，以表现大国的宽容与理解。
蒋介石在1942年的国际舞台上，关于东亚地区的战后诸事宜可谓是“四面出击”。是年11月9日，他在日记中列举的对美交涉的十个重要事项中，有四项内容涉及光复后未来中国周边国家安排。
然而，当涉及到越南问题时，蒋介石却罕见地在小罗斯福那里碰壁。1942年8月3日，小罗斯福私人特使居里（Currie）向蒋介石表示：战后印度支那不会单独交还法国，而是由中、法两国或美、中、法三国联合托管。
当时蒋介石由于担心联合托管模式，有可能被用于处理东北、蒙古和西藏等中国边疆地区的战后归属问题，遂提出战后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队可单独扶助越南，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国民党有能力促使越南完全从法国人的手中独立出去。
在中方看来，由中国单独托治实现越南独立，可谓集党义原则、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三者于一体的理想方案。但对此提议小罗斯福颇为震惊，美国积极培育中国成为亚洲大国的初衷，是希望战后出现与美合作的亚洲，而不是将美国势力排除在外。
由于当时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不容忽视，小罗斯福只能谨慎避免直接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仅模糊表示：将愿意考虑战后在南太平洋和东南亚某些地区采取一国托治，而对另一些地区实施多国监管。
蒋介石的“冒失”举动阴差阳错间不免给小罗斯福留下如此印象，即中国竟妄图染指或吞并整个法属印度支那，二战中美关系之间第一次出现裂痕。于是，到1943年8月，中国对战后越南问题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向。
当时在英国访问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急忙阐明：“中国战后决无领土野心，惟东北与台湾则必须收复，日寇统治下的朝鲜则必须独立。中国的抗战目的，在消极方面，只是求生存，在积极方面，只是维正义，根本无所谓‘新秩序’或‘共荣圈’”。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前后，为避免英、美两国对中国战后称霸亚洲的怀疑与猜忌，蒋介石主张战后亚洲弱小民族独立的反殖民主义立场有所缓和，并主动向欧美舆论界传达中国作为一个“弱国”的戒惧与不安，否认中国战后领导亚洲的声音。
在这一消极心态下，蒋介石也不再执着于对琉球主权的追索，转而改口“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属日本，以此区由美国共管，比归我专有为妥也”。开罗会议表面上看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但实际上，因中国之于美英全盘战略中的价值与利益已趋于下降和削弱。
1944年4月，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因在豫湘桂战役中的一溃千里变得更为低落。迫于强权和现实，中国的对越政策便从对美交涉调整至与法国商讨。希望通过斡旋、谈判方法，劝说法国以和平方式确保越南获得独立。
这样，国民党政府便在越南问题上陷于两难境地。一方为自己所同情的弱小民族，一方为自己的盟国友邦。在两者均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矛盾情形下，国民党政府的对越政策愈发模糊暧昧，到最后瞠然同意法国在战后重返越南。
而这显然不能为一众越南革命党人所接受。在如此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国民党人根本没有履行孙中山当年的承诺，反而选择了朝鲜。1945年8月日本人的意外投降，又迫使中国国民党不得不提前表明其对越南问题的态度。
而当时鉴于美国对越政策尚未尘埃落定，蒋介石便采取观望态度，同时拖延、怠慢法国代表和越南革命党人。其结果便是：战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在法国、越南之间两边不讨好，最终招致内外俱失。
1945年越南乱局和中国国民党的对越外交
1945年8月13日，盟军统帅部发布第一号命令，“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之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越南与中国云南、广西、广东三省接壤，其政局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危；其境内的滇越铁路和海防港口，是中国西南的供给线；数十万旅越华侨生命财产的安全也要取决于战后越南政局的发展。
随后，中国军队入越受降，其时“越人仇法甚深，市街遍悬同盟国旗及越南旗（红底五角黄星），独无人敢悬法旗”，而“法人尚在集中营内，由日人保护，不敢外出，否则即有生命危险。”
因此，在国民党军令部1945年9月制定的《越南问题处理方案》中主张南圻由法国人托管，而北圻则以中国为受托人。此外，北纬16度以南印度支那华侨在殖民时代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也应随之取消。
蒋介石对此原则表示同意，认为须俟中国军队确实占领后相机解决，但中国军方与外交部却在对法态度和对越南未来地位的判定上迥然有别。和军方积极谋求托治北圻不同，外交部因探知到杜鲁门总统外交政策的改弦更张，而事事以将越南交还给法国为前提。
1945年8月2日波茨坦会议结束后，小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突然意识到，美苏两国在德国的分区占领和柏林驻军问题，以及在欧洲集体安全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分歧，并预感到美国在未来将同苏联出现严重意识形态纠纷。
斯大林打算通过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绕开”东西方争执已久的德国问题，保持欧洲和德国的分裂现状，巩固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和对东欧的控制，实现阻止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削弱西方联盟、将美国排除在欧洲之外等目标。
而华盛顿则主张先让德国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完成统一后，再考虑欧洲集体安全问题，而且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加入北约。与此同时，丘吉尔在1945年7月败选下台，因此自感孤掌难鸣的杜鲁门有意重新调整法国的国际地位，补足西方阵营的实力。
1945年8月20日，法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赴美与杜鲁门会晤。在双方谈及越南的主权归属问题时，杜鲁门表示：美国政府其实并不反对法国人回到印度支那。随行的美国军政要员也向戴高乐保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不会受到挑战。
而英国由于与法国同样在远东享有殖民利益，自然坚决支持法国恢复对越南的治权。在美、英两国的支持下，法国战后重返越南似成定局。然而，此时的越南北部却在中国的实际管制之下。
此时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而言，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南进，以雅尔塔协议为法理支撑，以接受日军投降为名，阻滞法军进驻越南；二是要求法国公开保证10年内允许印度支那三国，即越南、老挝、柬埔寨独立。
1945年9月初，蒋介石采纳外交部的建议，决定“任法军开入”。但时任滇南边区总司令卢汉却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敬恳”中央“制止法军入越”。1945年9月28日的河内受降典礼上，卢汉仅允许法国代表以个人身份前往，并拒绝悬挂法国国旗。
为此，法国临时政府照会中国驻法大使钱泰，声称“法国政府对此事件非常重视，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态度显有冲突”，应请从速解决。卢汉本人也在反复劝说蒋介石政府不要放弃越南，他认为：
“法军自越南崩溃后数十年基础倾于一旦，其在现在根蒂既绝，力量全无……法国人从法国权益之立场上有其恢复侵略之主观，现刻越南既有伸张之民气与有一部分力量，若再使法人主政，徒手统治势有难能，若以武力而入，则必发生战斗。”
此时越南上下一片混乱，北圻地区更是党派林立，意见纷歧，形势错综复杂。其中尤以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的实力最为雄厚，不仅获得中、北两圻90%越南民众的拥护，而且已经在事实上掌握了地方政权。
另外，还有自恃拥有武装力量，又素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密切的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前者在组织上多直接模仿中国国民党，并皈依三民主义；后者该党虽久离越南，但因有中国第四战区长官张发奎的协助，因而军事实力最强。
三方相互攻杀，武装冲突不断。到1945年年底，越南各党派之间的纠纷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甚至互相绑票、暗杀，发生流血及失踪案多起。鉴于“任令演变，治安堪虞”，原定于12月23日举行的越南全国普选延期至1946年1月8日举行，再予调解。
中国国民党在这一阶段处于十分无奈与尴尬的位置，他们既同情越南独立运动，但又不能容忍该运动为越南各党派中最具实力，但在意识形态方面相对左倾的“越盟”所掌控。此外，更不能因处理越南内政问题，而损及中法关系。
1946年2月，因急于抽调入越受降部队回国稳定东北局势，中方开始主动撤军。同年10月，蒋伪政权卢汉主力驻防越南、昆明兵力空虚之际，乘机发动兵变。龙云去职、滇军缴械，卢汉只能率军回国接替龙云任省政府主席。1946年年底，中国国民党在越南北圻的驻军尽数撤离，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也迅速爆发了。
1947-1960年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对越外交政策
1947年初，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鉴于法方对越南逊王保大（阮福晪）颇有关注之意，便建议中国国民党趁“越盟”自顾不暇之机与法国谈判，将常年幽居于香港的保大重新作为《援助越南独立之方针及步骤》案的中心人物。
为实现这一计划，中国国民党国防部基于自身立场，根据第一次印度支那战局的进展，制定了分别以保大、越南国民党和“越盟”为扶助对象的三种方案，并详细胪陈三个方案的利弊得失。
问题在于，中国处理越南事务的机构政出多门，相互掣肘，致使中国对越南革命运动的指导与策动实际收效甚微。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总裁的蒋介石，对此有着极为政治顽疾有清醒的认知，他反省称：
“我们中国政治上的缺点，就是横的方面一切党务政治军事与经济，彼此脱节，不相连系，而纵的方面，中央与地方亦互相分割，不成一体。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甚至形成对立摩擦，使力量相抵消。”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此语可并不是仅指国民党内部桂系和滇系给他制造的诸多麻烦。即使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亦有十分严重的部门、派息争斗。聚焦到越南问题上，便是军方与外交部之间的龃龉。
军方与外交部的首次交恶，起于驻滇法军驾机返越风波。当时法军司令亚力山德里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积极谋求驾机返越，以造成法军重返越南的事实。但中国军方识破其企图，扣留法军飞机。
不死心的法国人转而向重庆活动，竟取得外交部放行被扣飞机的文件。时任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此告诫外交部长王世杰：径自答应法军要求超出外交部权限，陆总拒绝执行。此次风波非但没有增强军方与外交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相反却加深彼此间的隔膜与恶感。
也就是说，除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系统外，国防部和军事委员会所属军方系统也在援助越南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系、滇系，一同作用于越南各党派。
在战后越南局势复杂难测的情况下，中国驻越机构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分头联络越南各党派的做法，一方面为越南各党派所利用，成为越南各党派斗争的工具；另一方面则致使中国对越工作陷入“往复商洽，徒滋牵掣”的混乱无序状态。
1947年8月5日，素以代表民意而著称的《大公报》发表社论批评中国政府的周边外交政策“一无是处”。因为重返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不仅损害在越华侨的利益，甚至不尊重中国主权，越境空袭，并进占南沙群岛。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战争中接连失利，其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日渐式微。不过，蒋伪政权的对越支援政策，却并没有因败退台湾岛而展现出丝毫松懈，反而开始将原来相对粗放、组织化的扶植对象精确到个人。
1949年4月，阮福晪回到西贡，同年6月成为越南临时政府的国家元首，并兼任总理一职。1954年5月，“越盟”取得奠边府大捷后，法国殖民当局与“越盟”签订《日内瓦协定》，并确认以北纬17度线为界，将越南分为南北两部分。
1955年，法国殖民当局的确履行了1945年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十年之约”，允许越南独立，只不过是一分为二的越南。是年10月，南越吴庭艳组织公民投票，以民选之姿废除保大王位，成立越南共和国。
有趣的是，败退到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尽管在“反共、反苏”的意识形态上，以及“反攻大陆”的地缘政治层面需要追随美国脚步，但其在对越“外交”政策上反倒不唯华盛顿马首是瞻。
国民党反动派在1959年美国挑起老挝内战之前，认真挑选了自己在越南的心仪候选人。更有意思的是，国民党台湾当局在几番权衡之后，仍然没有选择北越胡志明政权。1960年吴庭艳访台，蒋介石在西子湾行馆与他餐叙。这一回，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压错了赌局。
身受殖民地养成系教育的现代越南知识分子，借助于法兰西帝国的眼界重观世界。不会再有任何一个越南精英，愿意接受来自中国方面的“扶植”。胡志明甚至说出过“我宁愿闻法国人的屁，也比吃中国人的屎要好。”
从1940-1960年这二十年间，蒋伪政权之所以一直“冷落”胡志明，很大一部分原因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是他捉摸不定的立场。胡志明及其战友们一时“亲华”，一时“反华”，心中更始终抱有一个“印度支那民主共和国联邦”的梦。
苏联领导人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对所谓的“印度支那民主共和国联邦”缺乏热情，并一度认定，胡志明的“越盟”其实是一个和铁托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性质相同的民族主义集团。
越南战争前夜，南越和北越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远没有后世赋予的那么浓厚。法国与其说是美国人的“反共急先锋”，不如说是和英国一样，没有缕清或梳理好法国在战后世界格局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当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大放异彩，盘踞在中国台湾岛的国民党反动派之于越南问题的声量也越来越小。世界各国不再小觑新中国之余，只会更加轻视猥琐、蜷局、短视、软弱且充斥着国贼禄鬼的蒋伪政权。
结语
从历史的连续性来检视越南战争的源头，很难不会回溯到1940年代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战后越南局势的演变与中国利害攸关，而当时越南各个党派与中国国民党之间，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但这一优势却被蒋介石白白浪费掉了。
开罗会议上的中国以大国姿态跃登国际外交舞台，获得“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可身为中国领导人的蒋介石，其内心依旧羸弱。他告诫自己“今后若不自我努力奋勉，则一纸空文，仍未足为凭耳，其将如何自强？如何自勉？”
究其原因，在于蒋介石终生都没有跳出地方军阀的思维局限。一个令人无语的典例便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面对着气势汹汹的爱国学生，竟脱口而出：“东北沦陷了，东北的学生来游行情有可原。天津的、上海的学生来凑什么热闹？”
蒋介石本人更不会理解国际舞台上大国博弈的游戏规则，所以才会像小罗斯福贸然提出欲“独占”越南全境的荒唐想法。对于战后越南问题，中国方面本可以策略性地运用美、英、法在战后亚洲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避免越南内战。
彼时法国已经退出叙利亚与黎巴嫩；英国业已棘手于二战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放手印度和缅甸独立；1945年8月19日，即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四天，越南便在胡志明的领导下组织起自己的政府，即“越南民主共和临时政府”。
然而，这些迹象及其背后的动因却全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忽视了。他们犹如罹患了精神病一般，要么亢进激昂，罔顾现实，一味盲动；要么萎靡不振，自以为“无计可施”，消极等待国际协调。
美国人之所以不能接受“铁幕”在印度支那降下，进而陷入越战泥沼，可能并非盛传的意识形态“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是中华民国理应在远东地区扮演的“副警长”角色的缺失。就该角度而言，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反动派才是1961-1975越南一系列悲剧的罪魁祸首。
